大哥的江湖，没有诗意的开端，它的起点，在一九六七年赣西那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
他在家里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大姐。母亲生他时，难产，折腾了一天一夜。在县政府做会计的叔公，那时正好因事回村。他守在屋外，听着屋内母亲声嘶力竭的呼喊，看着窗外被日头烤得发白的树叶和纹丝不动的空气，掏出手帕不停地擦汗。待到我那第一声啼哭终于撕裂沉闷，叔公走进屋，看着襁褓里那个皮肤通红、哭声嘹亮的小生命，沉吟了片刻，说：“这娃生在盛夏，日头最毒，却也最有生机。就叫‘夏清’吧。‘清’是清白，是清醒，盼他这辈子无论遇到什么，都能活得透亮，心正眼明，聪明刚直，将来......能有一番作为。”
愿望是美好的，带着读书人特有的期许。可大哥从小骨子里就像一匹拴不住的野马，躁动不安，与“清白安分”那几个字毫不沾边。村里的学堂，那间低矮潮湿的土坯房，根本关不住他。书，是读不进去的，那些方块字在他眼里像催眠的符咒。上课不是伏在掉漆的木桌上呼呼大睡，口水浸湿了课本，就是伙同几个和他一样坐不住的半大小子，像泥鳅一样从窗户溜出去，扑进校外浑浊的田沟里捉鱼鳅、掏鸟蛋，浑身滚满泥巴，直到日落西山才被大人揪着耳朵拎回家。
小学四年级，他闯了一个足以让父亲暴怒的大祸。那年头，物质匮乏，甜味是孩子们最大的诱惑。宋家圩上那个挑担子卖桂花糖的老头，那声悠长的“桂花糖哎——”的吆喝，像钩子一样挠着大哥的心。他馋虫上来，胆边生恶，竟偷偷从家里米缸里舀了一小袋米，约莫有两三斤，藏在裤腰里，跟邻村的”猫得”一起旷课跑去换了糖吃。那糖的甜腻香气，暂时掩盖了所有的恐惧。
父亲是个极其心细的人，在那个米缸就是全家命根子的年代，他每天煮饭前舀米，都会在米堆里做个不起眼的记号，像猎人设下的陷阱。那天晚上，大哥的"罪行"毫无悬念地败露了。父亲的怒火如同夏日最猛烈的雷暴，瞬间席卷了整个家。他被剥光了上衣，用麻绳吊在堂屋的房梁上。父亲顺手抄起门后指头粗的竹条子，那是专门用来教训不肖子孙的"家法"，带着风声抽下去。竹条子打断了两根，大哥的后背上、胳膊上，布满了一道道红肿凸起的棱子，他却死死咬着嘴唇，一声没吭，只有豆大的汗珠和憋不住的眼泪混在一起，砸在脚下的泥地上。
很多年后，当大哥早已不是那个顽劣少年时，他曾跟我坐在老屋的门槛上，看着夕阳，说起这事，眼神里竟还残留着一丝小时候的影子：“老三，跟你说实话，我从小胆子其实特别小。除了偶尔在田里偷摘个瓜解馋，从不敢拿别人家一针一线。半夜三更，都不敢一个人去村口那个黑漆漆的公用厕所，总觉得里面有东西。那次......是以前糖吃多了，欠了‘猫得’他们的，嘴馋，又没别的办法，实在是......没办法。”他的声音低下去，带着一种对遥远过往的无奈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