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投资者们都认为只有美国股市才是值得投资的市场时，邓普顿不以为然，并且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能成为全球投资之父，他靠的并非是惊世骇俗的勇气，而是洞悉世事的智慧。
全球化投资有三大益处。
1 全球化投资使投资者有机会搜寻到更多的便宜货。如果某一时期在美国股市上的便宜货有2000多只股票，那么放眼全球，这个数字可能会变成3万多只。
2 投资于不同的国家也是一种分散化的策略，这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投资风险。比如在2002年，如果把全部资金都投资于标普500指数，那么回报率是–22.1%；相反，如果你把钱平均分散到各个股票市场，你的回报率就是–14.5%，亏损少了7.6%。
3 全球化投资使投资者能够挑选到更便宜的股票，获得更高的收益。有时候便宜货是集中在某个国家的股市上出现的，比如60年代的日本股市。价格和价值的偏离程度越大，未来越有可能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
邓普顿的全球化投资，本质上仍然是基于个股的投资价值分析，而不是基于对国家的分析。只是最值得投资的股票往往大量集中于某个国家。那么如何判断一只股票的投资价值呢？对于初学者来说，市盈率（市场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是一个很好的标准。正是市盈率指引着约翰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日本市场，在80年代进入美国市场，在90年代后期又进入了韩国市场。听从这三个国家的“召唤”而进行的这三次投资，最后都被证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要分析外国股票，经常被人诟病的一个问题是缺乏信息。而在邓普顿看来，更加积极勤奋的工作完全能化解这个问题，使风险成为机会——别人因为不了解而使好股票无人问津，于是好公司因为买家稀少而呈现出了“打折价”，这正是便宜货猎手追求的机会。
邓普顿用很多投资案例实力打脸了那些抱怨信息鸿沟的人。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购买了墨西哥电话公司的股票，那时候，他认为墨西哥电话公司所宣布的数字不可靠，于是就数出该国所拥有的电话总量，然后用该数字乘以该国民众的电话费。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和调查研究，但是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他断定该公司股票的价格要远远低于他所推测出来的公司价值。
邓普顿认为这种积极的工作态度是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在投资领域还是其他任何领域。坚信通过比别人勤奋就能获得巨大的回报，约翰称之为“多一盎司工作原则”。
邓普顿还非常重视投资于外国股市的风险控制。
安全边际这个概念是本杰明·格雷厄姆提出来的，运用这个基本概念的一个方法是，在预测中对不理想的情况进行假设。在一般为5年的业绩周期内，投资者既要考虑业绩良好的时期，也要考虑业绩不尽如人意的时期。如果在业绩不够理想或只有平均水平时，股票价格相比之下仍然偏低，那么你就找到了一只拥有安全边际的股票。
全球化投资无疑还会有货币兑换的风险。所有的货币都存在风险，但是有一种风险似乎是约翰不愿意承担的，那就是政府的过度支出。在那些借贷率较低而储蓄率很高的国家中，货币的风险最小。也就是说，我们要避免政府过度借贷的风险
便宜货猎手需要考虑的另一组风险与他们打算进行投资的国家的政治格局有关。
约翰对他所喜欢的投资环境的要求是：法令法规要更少，个人追求自己目标的能力要更强。所以，站在政府或政策的立场上来看，约翰寻找的是倾向于自由市场的国家，他要避开的是在管理和政策上都趋于集权的国家。这也是他投资于中国而非委内瑞拉的原因：中国市场在过去30年里越来越开放，而委内瑞拉的总统却在用他的权力实行资产国有化。
邓普顿用他投资体系，不断在全球寻找冷门股，他最著名的一个投资案例是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的投资。当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的2.5倍，但日本很多股票的价格却比美国股票平均价格低了80%（市盈率4比市盈率19.5）。活跃的美国投资者们却反对在日本股市交易，主要理由有两条。
“股票价格波动过于极端。”
“缺乏相关信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投资者们纷纷远离日本的这两个特点正是约翰认为一个投资环境最吸引人的地方，而且这两点正是专业投资者不愿投资的理由。
发现了优秀的股票，是否能持有到收获的那一天是的关键，也是许多人无法成功的原因所在。邓普顿在日本的投资是他最著名的投资之一。他之所以在日本进行大量投资，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股票的市盈率极低，而日本公司的增长率极高。不过他之所以沉得住气对所持股票按兵不动，静待其市值升高，则毫无疑问是因为他在日本人身上亲眼见到了他一直奉若至宝的可贵品质：节俭、目标明确、坚定果断以及工作勤奋。日本人体现了这些美德，而有着日本雇员的公司则将这些品质集中体现在了经济上。所以对历史文化的深远认识和理解，可以让人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到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中的一只主导力量。日本股票变得炙手可热的时候，邓普顿已经带着丰厚的回报离开了日本股市，寻找下一个目标，因为日本股票已不再便宜了。
这个投资案例还告诉我们一件事：被忽视的股票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只有耐心才能获得回报。这种等待可能会持续好几年。在邓普顿投资日本股市例子里，他在60年代的远见卓识，到了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才结出了硕果，他的业绩表现远远超过了美国的其他基金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