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支撑了一部电影
首先，我表态接受很多人单单奔着某位演员的名字出现在演职名单里就去看一部电影，也接受不是为了演技而只是奔着某位演员的颜值、身材、讲话的口音等去看一部电影。因为，就在尼古拉斯凯奇天天拍烂片的时候，我也因喜欢他特别的口音去单纯地听他在毫无剧情、节奏拖沓、效果掉渣的电影里哔哔。
毕竟人的感受性是不同的。从心理科学的角度来说，对于相同的外部刺激（视觉、嗅觉、触觉、味觉等），不同的人（同等健全水平）的感觉器官所获得的信息虽然是客观的，在强度和质量上是一致的，但是对这些刺激的反应、感受是不同的。大白话就是，听到外面打雷，有人觉得声音很闷，有人觉得声音很重，有人可能都听不到。
把电影看成一种刺激的话。在我的认知里，支撑电影的，或者说能够吸引我坐下来看电影、去感受电影的时候，是什么让我把电影记住？
无疑是，故事和人物。
故事里设置了矛盾和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里故事得以发展，而矛盾和冲突的承载着是故事里的人物，人物角色的塑造过程铺排了故事的进行，故事和人物就像互相缠绕且彼此成就的两条线，最终形成一个形式或意义上的完结。
当然，有位先生在笑谈里也说过，支撑电影，对于电影最重要的两个人是：制片和剧务，一个负责投钱，一个负责发盒饭。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
我不是个爱蹭热点的人，在《神探大战》热映的当下，我们聊聊15年前的《神探》。
《神探》的故事并不复杂：
重案组督察何家安（安志杰饰）受命调查多起持枪抢劫谋杀案，虽然案件发生地不同，但警方判定涉案枪支为同一支警员失枪，因此案件得以并案处理。何警官调查此案多月毫无进展，苦恼之中“找到”被开除的“神探”陈桂彬（刘青云饰）寻求帮助。在“神探”的帮助下，根据之前已掌握的线索，一番调查，案件最终得以告破。
单单这样的故事线无疑太单薄了，相信导演和编剧也是这么想的。
抽取出这个主线故事之后，电影中剩余的叙事内容，我们都可以看作是为了对于故事合理性来进行铺垫，铺垫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另一个角色陈桂彬（刘青云饰）身上，甚至是超过了故事的主要推动者——安志杰饰演的督察何家安。
作为故事的推动者和串联者，何家安在电影的出场，不管是角色的定位还是镜头语言的安排，但是在确实很边缘的位置，在他找到“神探”陈桂彬之后，两个人合作办案的过程中也是承担一个辅助的角色（这种边缘化是贯穿全片的），换个时髦的说法，说他是整部电影的工具人也不为过。但是，到了整部电影的结尾镜头就只有他，导演把整部电影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乃至对于人性的考察都放在了他身上，总感觉不够自然，就像把重担直接挂在竹片上，因为撑不起，所以缺少了说服力。
导演或者编剧这样安排，或许是我们理解这个故事的角度有点问题。
电影开头的两幕：
何家安向陈桂彬报道，按照现场其他人口述，陈当时在通过模拟的方式断案：陈对着猪肉一顿操作，让安志杰把自己装在行李箱里再推下楼梯，等到陈从行李箱里爬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断定了凶杀案的凶手。
电影并没有交代，哪怕提及这个凶杀案其他的任何信息，我们也完全不知道陈桂彬是通过哪些线索最终锁定了凶手，不过造神的目的是达到了，因为直接“跳过了”合理性。还有一个不合理的地方就是，陈桂彬为什么选择何家安来帮忙？从开头何家安怯生生地来向陈报道就说明，何家安和陈并不是很熟悉而且很可能根本不认识，他根本就不是陈团队里的人。
总警司退休，一众同事送别并送上礼物，一个是同事们凑钱买的一只小狗，一个是陈桂彬现场用刀割下来的自己的耳朵。
这一段情节里同样有几个“不合理”的地方：
第一、在这样的正式场合里，总警司穿着制服，陈桂彬穿一件衬衫，而何家安穿的是一件T恤，都不是警服；
第二，这种场合是讲辈分、讲资历的，正常来说人物的占位应该是呈辐射形，或者圆形：以中心人物（总警司）为中心或圆心向外扩散。但是，我们从镜头里可以看出，电影有意并没有这么安排的。陈桂彬切耳朵的时候是站在总警司的对面，而安志杰所处的位置是镜头的边缘，而且几乎已经是在镜头的焦外了；
第三，镜头里的陈桂彬盯着总警司看了一会儿之后，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一把刀子，把自己一边的耳朵切了下来，在这种有悖常理的举动里，所有人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或者做出任何尝试阻止的行为。我们假设所有认识陈桂彬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行为极为怪诞的人，但从展示出刀具，再到面对自残自伤都不进行阻止，而且没有任何肢体反应，哪怕不是训练有素的警察，即使只是普通民众也讲不过去。而且，这个时候，镜头运镜还给了在镜头边缘何家安一个特写。
通过这三点，结合第一幕的“不合理”。我有一个大胆判断：这两幕内容是何家安的回忆！也就是说，这两幕里的事件是按照何家安的记忆来描述的，或者也有可能根本就是他构想或者幻想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名场面，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顺着这个逻辑，整部影片的视角，也就是从何家安的角度来看的，电影里讲述故事的人是何家安，不是第三视角，不是观众视角，不是上帝视角，是何家安在讲他看到的何家安与陈桂彬的故事。故事出自何家安之口，遵循地是何家安的目的、需要，依照的是何家安的记忆和想象。
我们暂且把这两幕看作是何家安讲述故事前的一个铺垫/背景，即我曾经认识一个“神探”，而且这个“神探”一方面能力超群，一方面行事乖张，完全异于常人。
在两人见面之前，何家安又讲了一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陈佳彬“异于常人”的原因，当然也说明了陈佳彬现在已经是被开除的“警探”了。陈桂彬在便利店里看出女孩有的“坏东西”（其他人格）准备偷东西随即喝阻，然后向“老婆”解释原因，并留下了这样的对话，这也解释了便利店里另外的女顾客和店老板的表情：
女：你看到的东西别人看不见。
男：这是我的talent。
女：没人当它是talent，只觉得你是神经病。
男：我想用它做点事。
女：其实警队已经不要你了，这个世界没有人需要你。
然后，两个人物开始见面，故事主线开始在两个人之间产生联系。
彬Sir，我是西九重案，何家安。
我不认识你。
但这里也有一个细节值得推敲：何家安在来找陈桂彬之前并没有联系他，因为陈佳彬并不知道他要来。这也证实了我们前文的推测——两个人并不熟悉。当然可能有人觉得是说，因为被开除陈桂彬不愿意被打扰，故意更换了联系方式。当然存在这种可能性，不过结合俩人见面的时候表现，双方并不认识的可能性更大：陈桂彬没有表示出任何对于朋友或者同僚的反应，何家安更是直接掏出警察证向陈桂彬自报家门。可见，两人极大概率并不相识。
如果是这样，那么前面两幕里两人同时出现该怎么解释，在后面的剧情里，何家安也主动说，他在几年前，跟过陈桂彬也似乎存在矛盾。按照我们前面的推论，整个故事是按照安志杰的需要来进行讲述。我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想：陈桂彬是何家安的另一个人格。他需要陈桂彬这样一个神探出现在他的故事里，扮演某些他自己不愿意去承担的角色，完成某些他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产生这个猜想的时候，我着实有点激动，杜导这么敢拍了嘛，玩心理梗的似乎那个年代还不是那么流行。但确实这个想法会让这个故事讲述起来有别样的味道。如果这个猜想合理，那么主线故事里后面的情节也是合理的呢？我们暂且继续往下看。
之后，陈桂彬来到警局，和警局里何家安的同事一起分析案情，同一个组的警员加上何家安，一共是7个人，其中一个是女性，在镜头里的位置是在最左边。通过案情介绍交代了警员失踪后发生的三起案件。
1st 发生在警员失踪9个月之后，麻将馆抢劫案，8W；
2nd 第一起案件发生的3天后，押款车抢劫案，170W；
3rd 第二起案件发生7天后，便利店抢劫案，6K；
就在案情介绍的过程中，陈佳彬幻视、同时也幻听了其他警员的容貌和讲话内容，并且说出了可以作为他怪异行为的解释：我能看见人心里的坏东西。这个解释也出现在他对妻子为便利店事件的解释中。
在接下来两人开车跟踪嫌疑人高志伟的路上，陈佳彬又说出来他分析案件的诀窍：查案要用右脑，不要用左脑。而我更愿意把这看作他怪异行为的第二条解释，而且我相信是更为重要的解释。脑部科学证明右脑是我们感性脑，主要负责形象认知、情绪感受和想象等感性行为，区别于主导理性和逻辑行为的左脑。这也就呼应了电影开头第一幕，陈佳彬模拟办案的场景，通过感受、体验以及他的“超视”能力来进行破案。
或许，这就是何家安一直没有办法在办案有进展的原因，也是何家安的苦恼之处。如果按照我们前面的大胆推测的逻辑，这里就是何家安需要陈佳彬的原因。这里可以看做是，何家安自己左脑（何家安）和右脑（陈佳彬）之间的一次对话！主导理性的左脑按照正常的流程、方式办案一直没有进展，在（升职）压力之下（迫使）让何家安寻求主导感性的右脑来“完善”他的猜想，而感性的右脑通过这次机会获得了独立人格，就是陈佳彬。就陈佳彬而言，他的身份既是拥有高阶职位的督察，同时又是屡破奇案的神探，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拥有这样的身份无疑是对自己最大的承认和肯定，符合其根本的心理需要。从这个思维角度去回看何家安和陈桂彬在警局里介绍案情的镜头，就是何家安自己在回顾案件，寻找新线索，是“理性”人格何家安向“感性”人格、理想人何家安（陈佳彬）进行“汇报”。
何家安和陈佳彬跟踪高志伟进行调查，在餐厅内，同嫌疑人高志伟进行了两次“对话”：
第一次是何家安正面摆明身份、按照“官方”的规则或者说标准说辞（规则，标准也就意味着信息、方式对双方都透明，可以做充足的准备）向高志伟了解情况，但毫无结果。用电影里的台词是高志伟的回答“滴水不漏”，理性脑失败。
第二次是陈佳彬跟踪高志伟去到洗手间，通过“水攻试探”的方式刺激高志伟，“诱导”高志伟未准备的感性一面暴露，很明显，这个方式成功了，陈佳彬“看到”了高志伟身体里的“不好的东西”，数量不多不少刚刚好是7个，而且为首的一个也是女的。在高志伟的暴力“人格”（我们暂且这么来说，方便理解）之前，陈佳彬看到的，也就是和陈佳彬同时出现在镜头里的也是这个女人，在第一次对话中回答安志杰问题的也是这个女的。
七个，有七个。
哇，有一个凶神恶煞。女的那个，专出计谋，回答问题。
肥的那个，又好吃，胆子又小。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有这么多坏东西。
这七个人在何家安和陈佳彬跟踪高志伟的路上就出现了。
在这之后，陈佳彬和何家安去到三起劫案发生地进行模拟。自此，陈佳彬（右脑）开始接管案件的调查和侦办。而他的结论是，两把枪，两个人。然后，就出现了两人同时接电话的镜头：约一起吃饭，一起吃饭的两个人的伴侣，一个是称是女朋友，一个称是老婆，而且都是西九反黑。还有就是，两个人都有一辆摩托车。而且，吃饭的时候，何家安女朋友提出上洗手间，是陈佳彬去送的，大家可以去电影再体会一下。
这些情节的设计和镜头表达，大大地鼓励了我对于陈佳彬是何家安分裂出来的人格的设想。
晚餐后，镜头转场，感性脑陈桂彬回到警员失踪的树林感受线索，在树林中，陈佳彬解释了为什么切耳朵给总警司，因为他看到总警司没有坏东西。紧接着，何家安问出来有没有看到自己有什么东西。
那我呢？
陈佳彬并没有回到，不想说，不能说，或者不用说。
既然是去感受一个死去的人的线索，和把自己装进行李箱一样，这一次陈佳彬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让何家安活埋他，而何家安要求自己去尝试一下，因为就在挖这个坑的时候，何家安说过，他会去想着陈佳彬会怎么思考线索。于是，陈佳彬给了他机会，但是告诉他。
做我很辛苦。
这是何家安右脑和左脑的对话，或者说是他脑子里两个人格之间的对话，作为主人格的何家安尝试通过哪怕暂时的牺牲来表达信任和破案的决心；私心里也想通过努力、学习、成长来“替代”陈佳彬，防止自己人格的失控。
作为弱势的一方，在这一场戏里，何家安继把案件资料、线索、车子（跟踪高志伟之后都是陈佳彬在驾车）、女朋友（共同晚餐）、摩托车（晚餐期间）之后，把自己的配枪也交给了陈佳彬。也从这一刻开始，为了破案，完全倒向了感性脑，任由感性脑“活埋”了理性脑。
随后镜头交代了陈佳彬和高志伟之间的对话，这里的高志伟还在找自己丢失的枪，而现实中的高志伟已经“拿”了搭档王国柱的枪，所以这里出现的和陈佳彬对话的是高志伟的“良知”，只不过被其他坏东西给“剩下了”，留在了这里。
对话结束，何家安才从坑里爬出来，陈佳彬开走了安志杰的车，带走了他的枪。从镜头的表达里，何家安明确地完全失去了主动权。
但何家安并没有放弃。
何家安来到陈佳彬的家，一边喊，一边疯狂的拍打陈佳彬家的防盗门。这时候，从镜头暗处走出来一位阿姨，在何家安诧异的目光里，阿姨完全无视何家安，直盯着前方，走向镜头，口中说的是，
是个疯子，不要惹它。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这一幕，镜头交代的其实很明显，这句话并不是说给何家安听的，而是提醒自己的。阿姨无疑之前是和何家安是有过某种方式的交流或者接触的，也就是说，阿姨是认识何家安的。所以合理的解释是：住在这里或者曾经住在这里的并不是陈佳彬，而是何家安，只是何家安。包括何家安能够经由开着的窗户轻松进到室内也说明他对于环境的熟悉，而在室内与陈佳彬前妻的对话，当然也是和他女朋友的对话。
陈佳彬直接去到高志伟任职的警区查高志伟，报的是何家安的名号，这一次，高志伟不在。询问了高志伟最近调查的案件，翻了高志伟的抽屉、柜子，询问了他们检查配枪的流程。经过这一番调查，陈佳彬进行了案件的推演，在电影中是通过他再次躺倒树林中的坑里来表现的，也交代了整个故事冲突的爆发点——高志伟丢枪，并由此展开多个人格对于高志伟身体的控制。当然，除了高志伟的良知，其他的7个看起来是达成了某种和谐。
陈佳彬上门的调查无疑刺激倒了高志伟，于是高志伟的“坏东西”们设了一个局，按照陈佳彬给何家安的说法，“是高志伟想把事情搞大，抢你的枪，再杀了你”，这也确实是陈佳彬在树林的坑里“看到”的景象：高志伟“分身”出来的七个坏东西在追一个小男孩，然后抢了他的枪，用他自己的枪杀了他。因为，
事情越复杂，对我们越有利。
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嘛？局是高志伟设的，局设计成什么样就反应了高志伟的目的，这样去倒推应该是没错的吧。幸好电影里对于这一部分交代的很清楚，我们可以来看：
首先，设局的室内没有埋伏人或者任何陷阱；
其次，室内的布置模拟了东南亚人生活的场景：泡面、杂志、录像带；
第三，室内把之前抢劫案件的线索也直白的陈列出来：头套、押款箱、现金；
第四，丢在地上的王国柱的警官证；
我觉得表达的很直白了，高志伟设这个局的目的只是要坐实王国柱的死以及后续发生的持枪抢劫谋杀案件，都是和东南亚人相关，这也是他在日常工作中着力在调查东南亚人的原因，一方面给自己开脱，另一方面也能演示他现在工作的合理性。而陈佳彬对于何家安的提醒，更多的是其感性人格对于保持主动权，控制力的需求。
随后，何家安被窗户上面具人引出，然后被用枪抵着头摁在地上磨擦，双方的对话是：
where is ur gun？
lost it。
反复对话了多次。也就是说，面具人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杀了何家安全身而退，为什么没有，因为持枪逼何家安的面具人并不是高志伟，而是何家安分裂出来的另一个人格，倾向于暴力、直接的人格，在质问软弱的人格，Where is ur gun？而对于自己的质问，何家安虽然知道自己的枪被陈佳彬拿走，但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这也是他回答，Lost it 的原因。
紧接着陈佳彬出现，在电话里问何家安有没有见到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然后自己就看到了马上中间的十四五岁的“何家安”，又瘦又小，而且还差点撞到他。这里我想提醒一下的是，陈佳彬一直说的是，他能看到“不好的东西”，所以眼前的这个十四五岁，又瘦又小的男孩到底做过什么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是什么让他变成了不好的东西，这在压力之下可能潜藏的最深的人格被唤醒了。十四五岁的何家安说，
我差点被人打死了。
现实里的何家安说，
我后悔找你帮忙。
可惜，陈佳彬并没有把何家安的身份还给他。但是何家安也得到了陈佳彬调查高志伟的线索和结果，他直接来验高志伟的枪，只可惜这一次正面进攻又失败了。而且被高志伟拉拢，倒向他的一边。
铺垫到这里，电影已经到了最后的高潮，高志伟、何家安、南亚人、陈佳彬四个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拔枪四射：
第一枪是高志伟射向了南亚人；
第二枪是何家安故意打电话给陈佳彬（两人并没有对话，说明拨打电话的意义只是为了暴露对方），使得陈佳彬暴露，高志伟向陈佳彬开枪；
第三枪是南亚人对着玻璃射击；
玻璃被打碎，四个人来到房间的中央，南亚人和高志伟持枪互相对峙，陈佳彬持枪对着高志伟，何家安持枪对着陈佳彬。
打破这个死结的是高志伟，他首先向南亚人开枪，然后陈佳彬向高志伟开了枪，而何家安则向陈佳彬开了枪，还不止一枪。一番枪响之后，只有何家安是站着，而不是躺着。在陈佳彬倒下之前，他看到的何家安，不再只是那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还有那个出现在高志伟七个坏东西中的那个女人。
现场倒下的四个人，四个人之间的关系，四个人之间发生的故事、矛盾和冲突，就像这碎在地上的玻璃，如何把它们拼合起来，是何家安要解释给自己听的，也是要解释给其他人听的。而这，更像是一个故事的开始。因为换倒叙的角度来看，《神探》更像是一本日记，一份报告，一个案件告破过程的自述。
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
该片于2007年9月5日参展第6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以压轴电影身份首映。个人觉得杜导又拍出了一部抓住流行却超越那个时代流行的电影，一个似曾相识地香港警察电影的外壳，内里却满满都是在讲人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