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
最高法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一规定主要是打击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平。在当前的婚姻观念中，彩礼被视为一种传统的婚姻习俗，可近年来，多地彩礼数额持续走高，形成攀比之风。这不仅背离了彩礼的初衷，使婚姻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婚姻稳定埋下隐患，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更不利于社会文明新风尚的弘扬。
彩礼，又称聘礼，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和礼仪观念，是中国古代婚嫁习俗之一。《礼记》中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而”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这个仪礼的初步达成时男方需要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这种习俗俗称为“彩礼”。
婚姻是中国人的人生头等大事，自古以来，人们就对婚姻的仪式感倍加重视。据记载早在西周时期，传统的婚姻分为六步：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俗称“六礼”。“六礼”的程序创于西周而后为历朝所沿袭，也是“彩礼”习俗的来源。当然依据“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原则，皇亲贵族一丝不苟严格遵循。民间普通老百姓的婚礼由于一些原因就会简化，但媒妁和聘礼这两项都是必不可少的。
按《礼记》的要求，传统的六礼中除纳征执布帛外，其他五礼都是用大雁作礼品。大雁代表着婚姻的坚贞不渝，这便是后来的奠雁之礼。这也表明，古人制定繁琐的礼仪并非出于钱财考虑，而是追求美好的寓意和吉祥的象征。从这个礼仪的设置来看，其精妙之处在于即使婚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联结两个家族'，男人也需要花心思去认真对待，以免因此忽视女性。
确实，根据《仪礼》的记载，古代彩礼的数量并无具体限制。只是五匹黑红二色的布帛，以及两块鹿皮，仅此而已。这些礼物并非以贵重为重，而是强调的是婚姻的神圣性和庄严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彩礼的形式和价值开始发生了变化。礼物和聘礼的数量开始大大增加，不再是《礼记》中规定的象征性物品。由于妇女在传统家族制社会中并不具备独立的个体价值，传统的婚姻缔结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因此，结婚对象的选择并非基于情感，而是彩礼中的财产属性被放大。这导致了女方家庭待价而沽、互相攀比的现象不可避免。最终，婚姻彩礼演变为身份、等级、阶层和利益交换的较量。甚至出现了最恶劣的后果，家长将女性明码标价视为婚姻市场的交易品。
随着彩礼的不断增加，后世又多了个嫁妆的习俗。如果女方家庭没有相应的回赠，那么这就等同于卖女儿，对于贵族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声誉，也不利于实现‘联结两族’的婚姻目的。因此，在收到聘礼后，通常会提供更多的陪嫁物品，十里红妆，为女儿婚后的生活做好全方位的准备。如果收到彩礼全部没收，一点嫁妆也不给女儿，会被别人嘲笑卖女儿，女人也很可能一生都很悲惨。
对于现代社会中的彩礼现状，各有不同。一部分经济条件富裕的家庭，仍然延续古时的彩礼习俗，存在彩礼和嫁妆，并且价值对等；而越有钱的家庭越和气，对于这些礼节并不在乎。但是高额的彩礼对于许多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此，关于彩礼的问题，会出现包括婚姻关系、性别平等、传统文化、经济因素和社会道德等很多社会诸多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婚姻嫁娶无法逃避的话题，我们曾几何时或多或少都被“彩礼”所困惑。
彩礼源于婚俗，而后定为制度，它不仅是婚约关系存在的证明，更重要的是对婚姻缔结的担保。我们要明白这一古老的婚姻仪式，强调的是婚姻的神圣性和庄严感，而不是谋取钱财的手段。最高法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对于打击不正之风、保护妇女权益、维护社会公正公平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规定有助于减少因彩礼引发纠纷和恶性刑事案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当然，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我们需加强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婚恋观和消费观；同时加强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对违规行为依法打击惩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公正公平，让每个人都享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