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的关系〕
〔……〕〔ＸＬ〕构成他的资本的利息。因此，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在工人身上主观地存在着，正像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在资本身上客观地存在着一样。但是，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条件。作为资本，工人的价值按照需求和供给而增长，而且，从肉体上来说，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也同其它任何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人做为工人、做为商品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人只不过是工人，并且做为工人，他的特性只有在这些特性对异己的资本来说是存在的时候才存在。但是，因为资本和工人彼此是异己的，从而处于漠不关心的、外部的和偶然的相互关系中，所以这种异己性也必然现实地表现出来。因此，资本一但想到－不管是必然地还是任意地想到－不再对工人存在，工人自己对自己说来便不再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并且因为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存在，所以他就会被人埋葬，会饿死，等等。工人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他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便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他无法干预的方式来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因此，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他们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有在其它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人、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游荡的幽灵。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的程度。因此，工资就与其它任何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与资本连同利息的再生产所需要的一般资本的消费，与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可见，工资是资本和资本家的必要费用之一，并且不得不超出这个必要的需要。因此，英国工厂主在1834年实行济贫法以前，把工人靠济贫税得到的社会救济金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并且把这种救济金看作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即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工人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这种生产的产品是自我意识的和自主活动的商品……商品人……李嘉图、穆勒等人比斯密和萨伊进了一大步，他们把人的存在－人这种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产率－说成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在他们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同样，现代〔ＸＬＩ〕英国国民经济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大进步是，它把劳动提高为国民经济学的惟一原则，同时十分清楚地揭示了工资和资本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关系，指出资本家通常只有通过降低工资才能增加收益，反之则降低收益。不是对消费者诈取，而是资本家和工人彼此诈取，才是正常的关系。－
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劳动，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说来完全异己的活动的人的活动的生产，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的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因而也丧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幻象，甚至连表面上的人的关系也没有了），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不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到达极端，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因此，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它指明了地租是最坏耕地的利息和最好耕地的利息之间的差额，揭示了土地所有者的浪漫主义想象－他的所谓社会重要性和他的利益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这一点是亚当·斯密继重农学派之后主张过的；它预料到并且准备了这样一个现实的运动：使土地所有者变成极其普通的、平庸的资本家，从而使对立简化和尖锐化，并加速这种对立的消灭。这样一来，作为土地的土地，作为地租的地租，就失去自己的等级的差别而变成毫无意义的，或者毋宁说，只表示货币意义的资本和利息。－
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形成和产生的一个固定环节。同不动的地产相反，在工业等等中只表现出工业产生的方式以及工业在其中得到发展的那个与农业的对立。这种差别只要在下述情况下就作为特殊种类的活动，作为一个本质的、重要的、包括全部生活的差别而存在：工业（城市生活）同地产（贵族生活（封建生活））对立而形成，并且工业本身在垄断、行会、同业公会和社团等形式中还带有自己对立面的封建性质；而在这些形式的规定内，劳动还具有表面上的社会意义，现实的共同体的意义，还没有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没有达到完全自为的存在的地步，就是说，还没有从其它一切存在中抽象出来，从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行动自由的资本。
〔ＸＬＩＩ〕但是，获得行动自由的、本身有单独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行动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工业对它的对立面的支配立即表现在作为真正工业活动的农业的产生上，而过去农业是把主要工作交给土地和耕种这块土地的奴隶去做的。随着奴隶转化为自由工人即雇佣工人，地主本身便实际上转化为工厂主、资本家，而这种转化最初是通过租地农场主这个中介环节实现的。但是，租地农场主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的公开秘密；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才有经济上的存在，才能作为私有者存在，－因为他的土地的地租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的竞争才能获得。因此，地主通过租地农场主本质上已经变成普通的资本家。而这种情况也必然在现实中发生：经营农业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必然要成为地主，或者相反。租地农场主的以产业形式牟利就是土地所有者的以产业形式牟利，因为前者的存在设定后者的存在。
但是，当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想起自己的对立面的产生，回想起自己的来历时：土地所有者把资本家看做自己的骄傲起来的、发了财的、昨天的奴隶，并且看出他对自己这个资本家的威胁；而资本家则把土地所有者看作自己游手好闲的、残酷无情的（自私自利的）、昨天的主人；他知道土地所有者会使他这个资本家受损害，虽然土地所有者今天的整个社会地位、财产和享受都应归功于工业；资本家把土地所有者看成自由的工业和摆脱任何自然规定的自由的资本的直接对立面。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是极其激烈的，并且双方各自说出对方的真相。只要看一看不动产对动产的攻击，并且反过来看一看，动产对不动产的攻击，就对双方的卑鄙行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土地所有者炫耀他的财产的贵族渊源、封建的往昔纪念（怀旧）、他的诗意的回忆、他的耽于幻想的气质、他的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而如果他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那么他就会说：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同时，他把自己的对手描绘为狡黠诡诈的，兜售叫卖的，吹毛求疵的，坑蒙拐骗的，贪婪成性的，见钱眼开的，图谋不轨的，没有心干和丧尽天良的，背离社会和出卖社会利益的，放高利贷的，牵线撮合的，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的，圆滑世故的，招摇撞骗的，冷漠生硬的，制造、助长和纵容竞争、赤贫和犯罪的、败坏一切社会纲纪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贪财恶棍（此外，见其中的重农学派贝尔加斯的著作，对他，卡米耶·德穆兰在自己的杂志《法国革命和布拉班特革命》中曾经严厉地批评过；并见冯·芬克、兰齐措勒、哈勒、莱奥[1]、科泽加滕。）
动产也显示工业和运动的奇迹，它是现代之子，现代的合法的嫡子；它很遗憾自己的对手是一个不理解自己本质（而这是完全对的），想用粗野的、不道德的暴力和农奴制来代替道德的资本和自由的劳动的蠢人；它把他描绘成用率直坦诚、一本正经、为普遍利益服务、坚贞不渝这些假面具来掩盖缺乏活动能力、贪得无餍的享乐欲、自私自利、斤斤计较和居心不良的唐·吉诃德。它宣布他的对手是诡计多端的垄断者；它从历史发展上并用嘲讽的口气历数他的以罗曼蒂克的城堡为作坊的下流、残忍、挥霍、淫逸、寡廉鲜耻、无法无天和大逆不道，来给他的怀旧、他的诗意、他的幻想浇冷水。
〔ＸＬＩＩＩ〕据说，动产已经使人民获得了政治的自由，解脱了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把各领域彼此联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粹的道德、温文尔雅的教养；它给人民以文明的需要来代替粗陋的需要，并提供了满足需要的手段；而土地所有者这个无所事事的、只会碍事的粮食投机商则抬高人民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因此，土地所有者妨碍国民年收入的增长，阻碍资本的积累，从而减少人民就业和国家增加财富的可能性；最后使这种可能性完全消失，引起普遍的衰退，并且像高利贷一样剥削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而没有对它做丝毫贡献，甚至不放弃自己的封建偏见。最后，让土地所有者来看一看自己的租地农场主－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农业和土地本身仅仅作为赐给他的财源而存在，－并且让他说说，他是不是这样一个一本正经的、非凡的、狡猾的无赖：不管他曾怎样反对工业和商业，也不管他曾怎样絮絮叨叨地数说历史的回忆以及伦理的和政治的目的，他早已在心理并且在实际上属于自由的工业和可爱的商业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提出的有利于自己的一切，只有用在耕作者（资本家和雇农）身上才是符合事实的，而土地所有者不如说是耕作者的敌人；因此，土地所有者作了不利于自身的论证。据说，没有资本，地产就是死的、无价值的物质。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进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见保罗·路易·库里埃、圣西门、加尼耳、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和米歇尔·舍伐利埃的著作。）
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这里插一句）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正如一般说来运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乐欲，直认不讳的、老于世故的、孜孜不息的、精明机敏的开明利己主义必然战胜眼界狭隘的的、一本正经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它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
那些多少觉察到完成的自由工业、完成的纯粹道德和完成的博爱商业的危险的国家，企图阻止地产变成资本，却完全白费力气。
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同周围世界的纠缠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它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
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各个成分所必定经历的运动是：
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
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后来，他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
〔第二〕：二者的对立。它们互相排斥；工人知道资本家是自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每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存在。
〔第三〕：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资本家完全成为牺牲品。他沦为工人阶级，正像工人－但只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
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商品。
敌对性的相互对立。〔ＸＬＩＩ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