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主义里里外外地贯穿了我们整个东方文化，从政治上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到一个父子关系中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权利主义赋予给人们的是庞大的罪恶感。
父亲在孩子幼年的孩子眼中是最高政府。罪恶感来自于无法对严厉的父亲惟命是从，或无法达到父亲苛刻的期望。孩子一次一次对这种统治的反抗失败加剧了这种罪恶感---每一次抗争都代表着对父亲的背叛，每一次背叛都会增加孩子的罪恶感。这种无比庞大，权利性的罪恶感和一次一次反抗失败让孩子觉得无助，无能。孩子的无能感让他/她对父亲更加依赖。同时，这也强化了父亲统治孩子的关系。幼年的孩子活在父亲权利统治的牢笼里。成年的他/她仍然被内化的权势父亲囚禁着。
一个从小对爱情小说非常痴迷的孩子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阅读文学时，她体验到快乐，满足，平静和无拘无束。这个孩子的内心，意识中或潜意识中，是想成为一个文学家，和小说家。希望成为作家就是她内心自我实现的力量，是她发展和捍卫真实自己的源泉。
她的父亲是一个严厉的科学家。他希望她成为一个工程师。小的时候，在父亲的权利镇压下，她被迫把几乎所有的时间花在数理化上。此外，他还会强迫她去上课外补习班。可是，她的数理化成绩总是达不到父亲的期望。每次达不到父亲的要求时，父亲会严厉地批评她，时常也对她施以身体上的暴力。她同时地活在对父亲暴政的恐惧中和不法满足父亲的内疚中。这个淤积许久的内疚和父亲的强迫性统治让她在高中时选择了理科。随后的日子里，她活在一个极其无力的状态中。
真实的她根本不想成为工程师，但是不成为一个工程师意味着对父亲的背叛和让父亲失望。她无助地，迷失地活在这个罪恶感和它衍生的思想冲突中，感觉她的生命是空洞的，冷冰冰的。
表面上，她为无法服从，满足父亲的指令和要求感到内疚。更深层次地，她对作为一个父亲的奴隶而无法实现真实的自己而感到内疚。她的内疚来自于压抑了的自我实现。因为她的虚弱的自我，她无法感受到内心自我成长的呼唤---那种挣脱被权利统治的，来自心底的自然力。但是这个自然成长力是非常强大的，不甘被父命统治的。无法满足父亲的渴望，对自我实现的渴望和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让她的罪恶感失去了控制。更可怜的是，她在一次次抗争中失败形成的虚弱人格让她对挣脱父亲的统治而感到恐惧。因为挣脱了父亲的统治就意味着解放后自由给她带来的对自我的重大责任。她宁可活在父亲的统治中失去自我，也不愿意面对自由给她附加的庞大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