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24日发布消息称，中国总杠杆率水平居中且正趋稳定，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从绝对水平看，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数据，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中国总体杠杆率为255.6%，而同期美国为255.7%，英国为283.1%，法国为299.9%，加拿大为301.1%；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为372.5%；主要发达经济体平均为279.2%，都要高于中国。

不仅如此，被视为风险压力最大的企业杠杆率也已开始下降。截止2016年三季度末，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66.2%，较上季度末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连续19个季度上升后的首次下降。

所谓杠杆率，是指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与权益资本的比率。它是衡量负债风险状况的重要指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债务主体的还款能力。杠杆率越高，财务费用支出就越高，风险也越大。反之，风险则相对较小。

客观地讲，从目前我国杠杆率的情况来看，在绝对量上确实处于风险可控的水平，不需要对杠杆率有太多的担忧。特别与杠杆率较高的日本、加拿大等国相比，还有很大的负债空间，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但是，判断债务有没有风险，杠杆率是不是已经超越了负债部门的承受能力，显然不只是高低问题，还有债务的形成过程和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负债部门对待债务的态度问题。如果后几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好，同样会带来风险，甚至比高杠杆率产生的风险更为严重。

事实也是如此，从我国杠杆率的形成过程来看，过去几十年杠杆的形成速度总体是比较慢的，很多年份如期而至地。真正步入快速增长通道，是进入本世纪以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仅企业的杠杆率快速攀升，政府的杠杆率也在急剧提高。过去，政府除了财政赤字，几乎没有债务。即便有少量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等形成的债务，数量也十分有限。但是，随着“土地财政”的兴起，地方政府负债就进入了快通道，以至于到2015年底，政府的杠杆率已达到55%以上。同时，在实体经济被边缘化，少数国有企业大量战胜社会资源、社会资金的情况下，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也在快速提升，到去年第三季度末，已达到166%。也就是说，杠杆率主要是在近十年形成的，形成速度之快，对负债部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企业，在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不佳、企业运行困难、效益不好的情况下，就显得更加紧迫、更加具有风险。

杠杆运行的效率，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说，为什么近十年来杠杆形成的速度很快，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杠杆的运行效率下降，资金周转速度越来越慢，资本运动能力越来越弱。同样的资金，过去周转一次时间很短，特别是企业，一年可以，周转多次。现在，周转一次的时间已经比原来长得多，一年周转的次数也要少得多。尤其是投入到基础设施、房地产、政府工程等方面的资金，更是长期停止不运动。投入到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放慢，则主要是因为企业间拖欠严重，导致对资金的需求量不断增多。为什么中小企业杠杆率相对较低，除了获得的杠杆较少之外，与杠杆流转速度较快也有密切关系。所以，杠杆的运转效率下降、运转速度放慢，才也是杠杆有没有风险的最大担忧之一。如果杠杆的运转速度不能提高，运转效率不能提升，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是不能不预防的。不然，会造成认识上的误区，会被所谓的杠杆率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而盲目增加杠杆、扩大杠杆。

更加令人担忧的，则是负债部门对待杠杆的态度。因为，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几大杠杆重点部门、重点领域，似乎都对杠杆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危机感，没没有风险意识，有降低杠杆的意愿。如政府部门，面对快速形成的杠杆，很少有地方是积极处置、认真化解风险的，而是继续扩大杠杆，以至于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只能由中央财政通过债务置换的方式，化解眼前的风险。那么，未来如何处置呢？没有一个地方认真考虑。再如开发企业杠杆，由于债务量已经相当大，仅上市房企的负债额就已经超过了5万亿。也就是说，房企已经完全绑架了银行、绑架了政府，是否降低杠杆率，话语权完全在开发商，是否会发生风险，话语权也在开发商，出现风险怎么办，话语权仍在开发商，政府和只需要承担“买单”和承受风险的义务。同样的，还有国有企业，杠杆率已经很高了，却仍然在低效运行，不能有效适应市场需要。尤其是僵尸企业，也都死抱着杠杆不放，不愿依法破产、依法处置杠杆。在这样的情况下，杠杆率就很难完整地表达风险是否可控了。

所以，在如何看待杠杆率以及杠杆风险是否可控问题上，除了要看杠杆率高低之外，一定要从更深层次看问题，从更多角度看问题，从而把可能存在的风险找出来，把风险排除掉。切不可只看到杠杆率的高低，而看不到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影响风险的化解。中国的杠杆率属于可控范围，但对杠杆的认识、杠杆的运转效率、杠杆的形成速度，特别是资金“僵尸化”问题，则是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出风险的方面，甚至可是说是最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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