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过世了，老屋留给了小弟。小弟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在老屋里寻些父母遗留的旧物？我想了想，我说我什么都不想要。
老屋的阳台上，有台蒙尘的缝纫机，那是母亲遗留的旧物。父亲在世的时候，我说过想把它搬回我家留作纪念的。还是算了吧，睹物思人，会更难受。
许多家庭，家里都会有一些老物件。在悠远漫长的岁月里，它曾经陪伴主人经历过某些特殊的阶段，承载着生活的重托，留下了非同寻常的故事。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渐地，它失去了它原来的作用，本该被扫地出门，但因为有感情，舍不得扔掉，就被静置一隅，任凭岁月覆上风尘。
父母老屋里有不少古旧的物件。记得有几口老皮箱，泛着沧桑的暗色，那是爷爷奶奶传给父母的遗存，还有各个历史时期攒下的家什，再有就是父亲遗存的悠远的照片和泛黄的文稿和书籍。于我记得且有特殊感情的，恐怕就是那台缝纫机了。
这台缝纫机有60多个年头了，比我的年岁还大。不会忘记，在我童年的时光里，它是我们全家的生计，多少个寒冷的冬夜，在三里岗尚店火石冲天子岗下的那个农家火塘边，母亲在缝纫机上为乡亲们缝衣服，父亲站在缝纫机旁的案子边裁剪，我坐在缝纫机旁拙笨地缝着纽扣，小弟则在火塘边的摇篮里酣睡，缝纫机“嗒嗒嗒”的声音就是美妙动听的摇篮曲......
时光荏苒，历经了一个花甲的风尘，早已看不清缝纫机上油漆的颜色，它兀自闲置在老屋的阳台上锈蚀斑驳，可能是因为父亲生前搬不动的缘故，不然早就扔掉了。
但记忆铭刻着悠远，历久弥新。
很久很久以前，姥姥还没有过世，姥姥说，那年，是她花120块钱买了这台缝纫机，送我母亲到随县城关镇缝纫社上了班。姥姥说的那年，是母亲刚从新疆回到随县，确切时间应该是一九六三年，我还没有出生。
这是一款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生产的“无敌”牌脚踏式家用缝纫机，台面正中是黑黝黝的马头形状的秀美机头，右边粗粗的银白色手轮。最抢眼的是黑色机头与机身连接处金光闪闪的“無敵牌”三个艺术字图案，透着十足的富贵喜庆。在那个年代，它是十足的名牌，与永久牌自行车、红灯牌收音机一样，等同于奢侈品，更是吃饭的家当。
有了这台缝纫机，母亲就算有了职业，她进入了随县城关缝纫社当了一名机工。那时的缝纫社，只有十来台缝纫机。在当时，这是体面的工作，而且工资不低。
母亲在街道缝纫社工作，父亲在城关搬运站上班，是街坊邻居人人羡慕的双职工。有了固定的收入，接着有了我和妹妹，接着又在龙门街鹳坑边的带涢阁砌了新房。
我由姥姥带着，我把姥姥叫奶奶。奶奶带着我，常去缝纫社帮着缝纽扣锁扣眼，这样也能赚点收入。我是奶奶的宝贝孙子，我在奶奶家一直长到六岁，小姨和舅舅也呵护着我，我幸福的童年无以复加。
一九七0年七月，我幸福的童年时光戛然而止，我家下放了。因为父亲出身于旧官宦家庭，成份不好，属“地富反坏右”序列，双职工也得上山下乡。于是我家从随县城关镇下放到随县三里岗尚店公社红岩大队，一个名叫火石冲的地方，这里是随南的大山深处。
刚届而立之年的父亲母亲从工人变成了农民，不会做农活，拿不到工分粮，生存下去俨然成了严峻的考验。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我家还有这台缝纫机。
当时的尚店火石冲很闭塞，十里八乡也就我家有这台缝纫机。但母亲只会缝纫，不会裁剪。没下放前在街道缝纫社时，裁剪和缝纫是分开的两道工序，工人们是各司其职的。
于是父亲到随县去买裁剪书籍，又到缝纫社偷偷向裁剪师傅求教，用硬纸板剪下样式，依样画葫芦，摸索着开始量体裁衣。
七十年代，城里和乡下都穷，商店里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成品外衣，人们穿衣只能到供销社商店买布，再去缝纫店定做。买布也是有定量的，得用布票。一年到头每人分配也就几尺布票，勉强能买布做成一身衣服。
布票金贵，平民人家舍不得用，大都是留到过年时添制一身新衣服，因此十冬腊月就成了做衣服的旺季。这时候，生产队也年终决分了，贫寒的农家有了点现钱，拿布票去尚店街上扯几尺布，合计着做身什么式样的衣裳。
大山里天气冷得早，火塘差不多从农历十月一直烧到正月尾，反正出门就是山，山上就有柴。火塘边，我家开始忙碌起来。父母忙着量尺寸、裁剪、缝纫、熨烫，我负责缝纽扣锁扣眼。那时候农村没电，熨斗里是放炭火的。一般，做一件褂子8角钱，做一条裤子5角钱。
通常，父母从早起一直忙到深夜，特别在腊月要赶工。我上午上学，下午上山砍柴，缝纽扣锁扣眼就在夜里完成。一盏马灯下，父亲裁剪，母亲缝纫，小弟在火塘边的摇窝里睡觉。哔哔叭叭的火塘边，缝扣子的间隙，我会在火灰里煨个红薯，或者，母亲用搪瓷碗煨一碗掺着南瓜或萝卜的米饭，夜深的时候，我们伙着吃上几口。熬不住了，我会去睡觉。常常半夜醒来，仍看到母亲在马灯下弓着腰、探着头，手里拿捏着衣服，在台面机针上来回穿梭。
因为有这台缝纫机，在当年普遍贫穷的尚店火石冲农村，尽管我家没有劳力，依然算是相对比较殷实的家庭。
忙过了十冬腊，平时缝纫机就闲多了。农村里，热天的衣裳做的少，就是做也简单。家家户户缝缝补补虽说少不了，但多数就用手工。需要缝补的多了，或有女儿做嫁妆的人家，就请母亲带着缝纫机上门去做几天，中午的农家饭，主人家会倾其所有，我有时跟着母亲，捞着了就是一顿大快朵颐。
父亲善绘画，闲着的时候把花鸟画在布料上，母亲在缝纫机上绣出来，做成枕巾，做成小孩的围兜，母亲还把各种碎布料拼接起来做成书包，别具一格，我背着上学，别提多拉风了。
七十年代中后期，农村渐渐时兴结婚时陪嫁缝纫机等大件了，无奈买了放在家却不会做，许多新媳妇就上门求教母亲，母亲示范着，一上一下地踩着踏板，右腿旁的轮子转着，嵌在轮上的皮带把机头上的小轮子也带得飞转着。母亲轻轻推送着衣料，缝纫机“嗒嗒嗒” 地响着，压脚下的衣料，欢快地有规律地前进，走出的针脚细密均匀，新媳妇们便“啧啧”地羡慕不已。
缝纫机闲着的时候，只要母亲不在，有时我也会去踩几脚踏板。母亲爱惜缝纫机，不准我碰，怕踩坏了，把机头用布搭着，我还是会掀开偷着弄，腿旁的轮子呼呼地转着，觉得有趣。在母亲支起缝纫机做衣服时，只要她离开机旁，我逮着空就拿小布头跑直线，踩着踩着一倒轮，机针下面夹线了，或是断了针，缝纫机就动不了了。母亲骂我，我低着头不做声。后来我也能熟练地操作缝纫机了，只是没有机会缝成一件完整的衣服。
七九年秋，我家落实政策返城了，父亲回到了原单位，母亲却没有回城关缝纫社，她先是去了街道一家中医诊所，后来去了轻工机械厂。
缝纫不再是母亲的职业，那台在艰难岁月里为我家立过大功的“无敌”牌缝纫机，就被放置在角落里了。偶尔，母亲会用它缝补一下衣物，渐渐地，缝缝补补也不再是生活中的必须了，商店里开始卖起了成品衣物，布票也悄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我家从平房搬进了楼房，从楼房又搬进了商品房，“无敌”牌缝纫机也一直跟着父母搬迁，我知道，尽管无用，但母亲舍不得丢掉它。它蕞终被放在老屋的阳台上，静静地呆立在角落，任凭岁月给它覆上厚厚的尘埃。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探望父母时，偶尔走到老屋的阳台，望着那台缝纫机，就会忆起昔日的往事，虽然无法把曾经的光阴留住，但我与它互动时的桩桩件件，却铭刻在我的心底。如今，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早已用不着它缝缝补补了，父亲母亲也都不在了，老屋里的旧物件任凭小弟送人或处理，唯愿这台缝纫机，小弟不要扔掉。
我很纠结，我想把它搬回我家，让它静静地陪着我慢慢变老，但我又怕见到它。见到它，我就会想起父亲母亲，就会想起那曾经艰辛的岁月。虽然困苦中也有美好，但我不想总是沉湎于往日的记忆里。
风华散尽，红尘已老。记忆已渐行渐远，时间的沙漏流走了很多美好的，抑或是痛苦的物事，而总有那个人、那个影子，深深地根置于记忆深处，在心的一隅安静地怒放，一如无声的花朵，摇曳，摇曳……风吹不走浓浓的思念，雨洗不掉淡淡的忧伤。花开花谢，四季轮回，却不能将思念带走。
家里的旧物有的是平淡岁月里的时时相守，有的是平凡生活中的日日相依。
每一个老物件都有它独特的故事，每一个老物件都镌刻着岁月的沧桑，轮回易逝，精神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