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农历三月十二,24岁,该用什么来抵抗时间的流逝。昨晚看完《奇幻森林》,和朋友谈起看了两遍的《捉妖记》,竟然一点也想不起故事的结局。媒体人张洁平说,如果不留下一些叙述或声音,就对不起所经历的这个时代。碰巧,我又是一个记性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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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三月,思想的动荡比身体的动荡更可怕。月初,带着莫名的焦躁和对整个行业的迷茫,去了北京。除了冲动,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为了说服自己和身边的人,我勉强去了一家不喜欢的报社。
315需要做维权报道。报社老师给了我一个大致思路后,放手不管。没有爆料人,在各大论坛搜集资料,终于找到深圳一个卖房被中介骗的女士。电话里,她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喋喋不休的吐槽。第二天,发给我一大堆与中介沟通的录音和字迹模糊不清的文件。“到不了现场,采访就不可能扎实。这样的报道写出来,也不可能发。”我烦了。
舍近求远是不明智的。“这个楼盘在你住的地方附近,可以去看看有没有需要维权的业主。”老师给了我一个链接。网上报了个看房团,签到时,趁机拍了一张有每个看房者联系电话的表格,手一抖,全花了。去的晚,穿着旗袍化着浓妆的售楼小姐,单独给我介绍楼盘情况。我故作镇定,假装自己有购房资格的样子。回来时,除了拿了张根本不会打的名片和一叠房型结构图,没有一点收货。
偏见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听了一些的负面评价,我不相信现状有报社老师所说的那么美好,他对关键问题避而不谈的态度,使我没有办法静下心来,用最笨的方法学东西,写稿子。可能,这个看似轻而易举,连面试都不需要的“工作”,总会让人不够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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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第一个面试电话,去之前的那个夜晚,难得失眠,反复打电话给朋友,想要从他们那里获得勇气和鼓励。第二天,客客气气的谈了半个小时,领了一个采访任务,写了两千多字的稿子。后来,A君看了说“这不就是整理录音吗?”听完,我心里凉了一大截,赶紧辩解道“那天采访完,是在太累了……”
也许是盲目乐观,低估了南方报业的校招,一面结束后信心满满,踌躇满志的准备接下来的笔试。事实却是,哦,很遗憾。厚着脸皮,以为人生的第一次罢笔会在这里,现实却没有论坛里说的那么宽容。我不是一个情感激烈的人,从时间国际的大楼里出来时,实在不想回到住处,随便搜了一个书店,试图在这个寂寞的城市,寻找一点安慰。结果望京书店里的装修气味太刺鼻,概念书店徒有其表,书实在太少……
不知道为什么第四个面试特别复杂。或许,这是一个两千多人的大公司,一切都要按流程来。报道后,等了一会,拿到笔试题,写完,又等了一会,然后就中午了。面试拖到下午,在一个充满饭菜味的休息室里,对面的人抛出一大推政治地理历史题,我无力接招。“这个职位是要上夜班的。晚上8点到第二天8点。”我违心的说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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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朝阳区泛利大厦的那条路,在等待了N个红绿灯之后,公交车一路狂奔,畅通无阻。和我一起等待面试的,还有一个从南京赶来的姐姐,温文儒雅,在小报做了近两年的时政记者。到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会议室里,A4纸上的六个题目只答对了三个,面试老师侃侃而谈,从热点事件到新闻伦理,再到行业竞争对手,说到无界传媒时,又是一番无奈和感慨。
起初,我对这栋大厦没有什么印象,只知道在三里屯SOHO附近。翻看报道时,发现不久前遭遇灭顶之灾的无界新闻也在这里办公。去年双十一期间,当我在电脑前等待阿里的交易数据时,六十多个民工占领了编辑部。理由是无界的一篇调查报道,揭露了某公司的非法集资行为。这种明显的报复行为持续了1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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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动荡就是对一切失去了兴趣。“就算我投的这些公司都要我,我也不会开心的……”三月的北京之行,看起来更像是一次试错。我抱着再也不想回去的心态,回到了广州。那天暴雨突入袭来,猛烈的拍打着地面。李静睿在书中说她不喜欢广州,因为这里感受不到没有四季的变化。可是,我偏偏喜欢这肆意泼洒的大雨,畅快淋漓。
四月,我计划着修改完论文,去一趟香港,计划着放下找工作这件大事,好好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泛利大厦打来电话,对方抱歉的说,名额满了,在帮我争取争取。十天后,我认为是婉拒的话,变成现实了。“我帮你争取到了一个名额,你还来不?”我平静的挂了电话,觉得不可思议。昨天还在宣称再也不去北京的人,今天就在电话里说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