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引擎和刹车
著名作家王蒙讲中美文化的比较。
王蒙讲：“美国很了不起，但是并非很多事情做的都是对的。美国人总是在想：I do it，I try it. 这有进取的一面，但是有时候就不计后果了。中国过去的文化是，大家都在想：I can’t do it，这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智慧的一面。美国人是否应该想想，做事情的时候了解自己什么事情不能做，做不到。”
王蒙的这段话确实反映出两种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别。我们过去总是说，中国人缺乏进取心，但事实上，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似乎发展得不错。现在，中国似乎并不缺乏进取心，变得什么都想做了，似乎反而迷失了方向。美国则相反，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从冷战结束后算起），什么事情都在做，但是正如王蒙所总结的，出现的问题很多。美国现在倒是在思考，什么事情可以不做，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特朗普，他在反思美国是否做了很多不必要做的事情。现在，中美其实调了个个儿。
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比知道什么事情能做，有时显得更难。之前和段永平等人聊过，巴菲特从来不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但是再三叮嘱他们这辈子不要做什么。
约翰·霍普金斯，语音识别的泰斗贾里尼克给的指导，总的来讲就是告诉学生什么做法不管用，这来自于他几十年的经验，至于什么方法管用，他说他不知道，让我们年轻人自己去找。
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找到了一些好的做法，贾里尼克有时候会说，哦，这个不用浪费时间了，我们在IBM已经证明它不管用，这样就给我们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试错（Trial and Error）的时间，以及经历不必要的失败。时间长了，你的失败少，成功的可能性就大。相反，如果一个人总是失败，总是讲失败是成功之母，可能永远走不出失败的怪圈。
美国总统奥巴马，竞选时的口号是“Yes，We Can”，意思是什么我们都行。这个态度倒是很积极，但是这位40多岁的年轻人之前只有两年的从政经验，只知道加速，不懂得刹车的道理。本来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病得不算太轻的病人，该好好调理才是，但是他偏偏要给它打鸡血，吃春药，结果从全民健保开始，做一件事失败一次，永远走不出失败的怪圈。
八年下来，不仅让美国丧失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且把世界局势搞得很紧张。如今，特朗普当选总统，表示要修正奥巴马激进的政策，包括全民健保、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非法移民的政策等，也就是说要刹车了。
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并不等于知道了什么事情能做，知道了什么方法不管用，并不等于知道了什么方法管用。因为它们并非对立的，也不是非此即彼的。要知道什么事情能做，怎么做，则是需要年轻人动脑子的了。一个好的导师知道不约束自己学生的想法，这样才能进步。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问主讲嘉宾比尔·盖茨，下一个像微软这样的机会在哪里？盖茨说，这是我该问你的问题。像盖茨这样的智者，很清楚什么事情不能做，但是他希望年轻人提出什么事情能做，这样才能突破老一代的思维局限性。
一个汽车也好，火车也好，既要有引擎，也要有刹车。引擎的作用很好理解，刹车的作用常常被忽略。没有刹车，不仅要出事情，而且也无法转弯。小到个体，大到一个组织，不可能永远沿着一个方向走，经常要不断地转弯改变方向。开过车的人都知道刹车在转向时的作用，了解了不能做什么的智慧，会使得我们的转弯变得非常顺当。否则，开车横冲直撞，怎么可能总有好运恰巧开到目的地。让年轻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需要自己找出该怎么做的方法，这就好比是机动车的动力，有经验的人告诉他们不该犯的错误，这样机动车就有了方向。这样的配合，会事半功倍，反之则会陷入泥潭。
在对引擎和刹车作用的理解上，人们常常有两个误区。一个是忽视刹车的误区，就如同奥巴马犯的错误一样。一个没有引擎的汽车，最坏的情况是不能开动，但是一个没有刹车的汽车，开起来就如同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会把周围的一切都给毁了。
默克尔终于开始反思她在难民问题上的政策，她想回到那美好的昨天，但是为时已晚，是她不懂得刹车的道理，才毁掉了欧洲。这个误区今天很多人已经看到了。
第二个误区，常常被人们忽视，那就是引擎和刹车搞反了。
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有动力的人应该成为引擎，有经验的人应该成为刹车。这个道理大部分人是都懂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却不这么做。一个好的社会结构或者组织结构，应该是地方自治，层层往上构建，因为动力来自于底层，而约束来自于上层。一个有活力的国家，一个蓬勃发展的组织，无不如此。
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是把全社会每一个人的求富裕的动力释放出来了，而不是像文革时期那样由国家告诉每一个人该做什么。（文革时规定农民每一亩地该种什么，农民自己做不了主，他们的积极性可想而知了。）如果再把历史放得长远点，几个世纪以来统治世界的是荷兰－英国－美国这些一脉相承的国家，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地方自治。
英美就不用说了，荷兰其实是一个联省共和国，很像美国，而它的国名Netherlands严格来讲应该译成尼德兰，注意它是个复数名词，和美国的United States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荷兰（Holland）只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省。美国的国体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荷兰的经验。但是，总是会有人痴迷于顶层设计，本该起刹车作用的却去扮演引擎的角色，而下面该起引擎作用的，却不得不被动地去刹车。
在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恰恰违背了建国国父们对引擎和刹车良好的定位，才让美国有今天的尴尬。好在奥巴马卸任了，这也要感谢美国国父们对权力的约束。特朗普会很好地扮演刹车的作用。但是，世界上依然有大量的张巴马、李巴马和王巴马等人，他们依然搞不清引擎和刹车的关系。
回到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探寻怎么做的方法，也要不断地了解什么事情不能做，这样我们驾车就自如了。
知识点二：帝道、王道与霸道，兼谈博雅教育
如何突破职业天花板，因为很多人抱怨在职业生涯难以得到升迁和发展。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和很多因素有关，其中一些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比如出生和成长的环境、运气，以及大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等。
不过还有一些是自身可控的因素，而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在可控的方面多下点功夫而已。而在后一种因素中，一个人的立意至关重要，它就好比收益函数，设置错了结果就悲催了。
为了说明立意的重要性，讲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商鞅游说秦孝公。
商鞅这个人大家都不陌生，不知为何最近他又火起来了，关于他的影视节目、纪录片、自媒体脱口秀和文章特别多。过去大家谈论商鞅，都是把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而近年来大家再说起他来，似乎都在对他那种急功近利的改革进行反思。不过，急功近利并非商鞅的本意，而是秦孝公的选择。
商鞅游说秦孝公一共进行了三次，《史记》中是这样描述的。商鞅西入秦后，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孝公。第一次商鞅讲尧舜禹汤的大道，讲了半天，秦孝公听得睡着了。会面结束之后，孝公向景监发了火，说你推荐的是什么自大的人啊，让景监请商鞅离开。商鞅听到景监的反馈后不气馁，说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于是五天后景监又给他安排了第二次见面。这一次商鞅讲（周）文王、武王的王道，秦孝公听得有点兴趣了，说这个人可以在一起聊聊天，但是依然没有打算启用商鞅。
景监把孝公的意思回复给商鞅后，商鞅说，我已经知道该怎么游说他了，请再给我一次机会。第三次，商鞅以霸道说孝公，和孝公聊了五霸之事，孝公听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觉中身子不断向前移，差点跌倒。这之后，孝公又一连几天请教商鞅，并最终决定用商鞅来变法。
景监知道后，就问商鞅，既然你知道大王的心思是富国强兵，称霸诸侯，为什么前两次还要和他谈帝道王道的事情呢？商鞅说，我是怕如果他真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我一开始就说那些低层面的事情，把他看低了。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商鞅为秦国制定了功利性很强的法律，这些法律作为政治和军事的工具，在短期内功效明显。但是商鞅清楚它的负面后果，商鞅说“这样一来（急功近利），国运终究不可能超过商朝和周朝”。最后的结果也不出商鞅的预料，暴秦在统一中国后不到二十年就灭亡了，更可悲的是，他的宗室亦遭灭族。如果孝公知道他的子孙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不知道他是否会后悔选择了采用霸道治国的道路。
可以讲，秦孝公和后来的君主们从一开始在立意上就有问题，商鞅三次分别用了帝道、王道和霸道游说他。显然，秦孝公对它们的态度截然不同，最后采用了一种速效却危险的策略，但最终让秦国走到了死胡同。今天，秦孝公虽然死了，但是具有他这样想法的人依然在社会上占大多数——追求速效的霸道，而不是长远的王道和帝道。
很多人会说，任何国家在崛起时肯定要率先富国强兵啊，那时候谈帝道和王道不是好高骛远么？今天那些天天把大国崛起挂在嘴边的鹰派也是这个观点。但是，世界上毕竟有立意超过秦孝公这些君主的人，比如拿破仑。拿破仑一生花精力最大，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的《拿破仑法典》，而不是哪一场战役的胜利。
虽然拿破仑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但是却精通法律，并且知道它的重要性，因此任命了起草法兰西法典的委员会，并亲自参与了法典的制定。在参议院一共召开的102次宪法讨论会中，拿破仑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并参加了其中的97次会议，且逐条审议了法典。在讨论会议上他常常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地发言，这让那些著名的法学家们惊讶不已。法典最后经立法院通过，正式公布实施。
虽然拿破仑在军事上的胜利在1812年就终结了，但是整个19世纪，欧洲依然是在拿破仑·波拿巴的影响下度过的。拿破仑自己总结一生的成就，最为自豪的就是这部法典。他在临终前，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一生40次战争胜利的光荣，被滑铁卢一战就抹去了，但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我的法典。”拿破仑的成就在于，他在一开始就把立意定在确立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上，而不只是军功和征服，或者说他追求的是帝道而不是霸道。
讲完历史，回到我们的现实。秦孝公想用短期的方法，达到长期的目标，这是不可能的。而在生活中，很多人也同样问我一些如何用“短期的方法，达成长期的目标”，比如学什么专业可以挣大钱，或者快速获得成功。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对这样的问题给出太好的答案，因为但凡能够比较长期稳定挣钱的行业，开始的投入都是比较大的，并不存在一种不需要投入就能获得很高回报的行业。否则，这个行业一定太挤，以至于一段时间后行业的回报会急剧下降。
多年前外贸行业很吃香，于是很多高中毕业生涌入这个专业，等到他们毕业时，这个行业的好位置已经被人占满了，留给新人的不过是一些打酱油的差事。类似的，这两年金融数学行业很热门，因此一些人认为只要花上两年学习这个专业，就能进入大投行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哥伦比亚大学这几年90%以上的硕士生都是来自大陆的留学生，但是大量的毕业生涌入这个行业后，在投行里找份差事都难，更不用说赚大钱了。这些人所追求的，只能算是低层次的“术”，甚至连霸道都算不上。
每一个喜欢阅读的人或者经常参加讲座学习的人，都是希望以此获得一些智慧，使得自己或者孩子能够在社会阶层上晋升几个台阶。有道是，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一个人如果追求的层次本身就在中下，是不可能靠运气不断进步的。中国过去发展较快，大家晋升的机会较多，但是随着中国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中国每个行业中，好的位置基本上被人占满，升迁的机会越来越少。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一个大学生从毕业到退休，基本上平均只能获得两次升迁的机会。因此，才有了职业天花板之说。当然，也有少部分人能从最底层一路走到最高层，比如通用电气的总裁韦尔奇。
那么怎么办，解决办法是自我的通识教育。我们常常把那些能够在职场上不断提升的人称为有后劲。那么有后劲的人和那些很快在职场上遇到天花板的人相比有什么不同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是，有后劲的人有着更广的视野，而这种视野常常来自良好的博雅教育。
在美国，一工作收入就比较高的是那些工科学院的毕业生，而像哈佛或者普林斯顿这样顶级名校的毕业生在一开始的时候，收入相比之下要少不少。因为他们所接受的那些人文教育、博雅教育所教的不是直接的工作技能。但是，如果再看一下10年后大家的收入，就会发现名牌大学出来的那些有着良好的人文教育背景的人，后来居上了，而且社会地位的提高更快，也就是说他们更容易突破天花板，这些人在大学里其实追求的是类似于帝道和王道的大道。相反，那些学习了一个好专业的人，不过是掌握了一些霸道而已。
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很多人就讲中国没有这种教育，然后表示出一种向往和遗憾。但是，一些人只是叶公好龙而已，因为在行动上他们拒绝关注自己领域之外的知识，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时间一长格局就太小了。如果不能广泛学习知识，只盯着自己那一点点专业，即便做到了10000小时的精进，能完成两次提升就很不错了。
人必须掌握一些专业之外的知识，因为只有这样人的眼界才可以开阔起来，才能更好地和别人合作，才能调动更多的资源。毕竟今天早已不是一个人可以关起门来搞定所有事情的时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