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1991小时，第1928日

阅读《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近几年来 , 在肯定和否定义和团运动的问题上 , 又有了热烈的争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的伟大群众运动还是一场由意识落后、封建迷信的小农发起的民众运动 ? 它缓和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还是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 这一类评价问题 , 并未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引起争论 , 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或人物进行类似的评价。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 , 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 ; 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起的作用。换句话说 , 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始祖 , 而是它为什么会在 1899 年至 1900 年间如此迅速地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 , 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

义和团运动的这一极为重要的特征 , 使我放弃了传统的、由组织源流入手的研究方法 , 并转向研究义和团的仪式以及孕育它的华北农村的文化习俗、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生态以及政治背景。

鲁西地区在下面几个关键方面表现突出 : 贫穷 , 商业化程度低 , 对自然灾害反应敏感 , 士绅阶层弱小 , 习武之风盛行。对鲁西地区做了进一步划分之后 , 我又发现鲁西南与鲁西北地区之间的重要差别。鲁西南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牢固的乡村地主阶层 , 村社内部凝聚力强。

鲁西南大刀会由乡村财主把持 , 其组织严密 , 活动不公开 , 与其所在地区存在的牢固地主阶层及比较封闭的社会形态极相吻合。而鲁西北神拳表现了相反的性格 , 他们的仪式公开 , 易学易练 , 教拳的师傅常见从外村请来 , 说明拳众对其领导并不苛求。

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巫教运动 , 它更多地是传播一些特定的巫术手法 , 而不是任何一个中国武术团体的动员。

从黄河离开山西境内流入豫北平原到入海口 , 其中距离有 550 千米之多 , 而其落差仅为 100 米 , 每公里不足 20 厘米。这条世界上最混浊的河流 , 淤泥含量达 25% 。上千年的沉积孕育了肥沃的土地 , 使得该地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但是 , 如此平坦的平原 , 使得排水成为一个相当大的问题 ; 哪个地方的水不能被轻易地排走 , 哪个地方的土壤就会盐碱化 , 庄稼就要稀疏。

在都市化水平上 , 华北低于实际上是边疆地区的长江上游和西南一带。考虑到华北是中国文明最古老的中心之一 , 而且自 19 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全国首都的所在地 , 这不能不是一个极令人惊讶的事实。

义和团出现在山东黄河以北通称为“鲁西北”的地区。而义和团的先驱“大刀会”则是在山东与江苏、河南交界的鲁西南一带产生的。

商业同样繁荣。周村是最有名的集镇 , 虽然它连县治都不是 , 但它被描绘成“山东省内除济宁以外最重要的集市”。周村是整个鲁中丘陵地区的丝绸集散地。

胶东半岛和济南昌邑一带不仅是山东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 同时也是政治上的重心。在 1900 年前的 50 年间 , 山东省 58% 的举人皆出自这两个地区 , 每个地区各占一半。济南昌邑一带的举人大多来自省城和该区东部水土肥沃的县镇 , 这与它的人口比例极不相称。

19 世纪 60 年代的那位旅行家 ( 前已提过 ) 对鲁南城镇规模之小、 贸易活动之少感到十分惊愕 , 称沂水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小城市”

鲁南地主住在村里 , 属于一种非常粗鲁和无文化的类型 , 因此该地区发达的地主所有制并没有产生相对应的士绅人数。尽管该地区人口占全省的 15.6%, 但是它的举人数只占全省举人数的 8.4% 。在 19 世纪最后 50 年中 , 该地区每 5 万人中仅有举人 1.3 个 , 在人口与士绅比例上为济南昌邑一带的 1/3 。

鲁西南在三个主要方面与济宁地区不同。第一 , 它遭受天灾的次数为济宁的 2 倍 , 尤其是黄河沿岸和南边与江苏交界的地方洪水严重泛滥。在绅士与盗匪方面 , 部分由于鲁西南的自然环境不稳定 , 所以该地区人口虽然大致与济宁相同 , 但产生的举人仅为济宁的 1/4, 盗匪则是济宁的 3 倍。鲁西南每 5 万人中仅有举人 0.81 个 , 是山东绅士最少的地区。曹州以土匪窝闻名。靠近现在黄河道的低洼沼泽地区是小说《水浒》中那群草莽英雄们的老巢。

这就是义和团的故乡 : 一个贫穷的农业区 , 人口稠密 , 又特别易受天灾人祸。鲁西南也具有这些特点 , 并深受 19 世纪中叶起义和自然灾害之苦。由于鲁西南是 19 世纪 90 年代反洋教事件中义和拳前驱 —— 大刀会的故乡 ,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仔细比较一下这两个地区 , 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与山东省其他地区的不同。为此 , 我们必须将注意力从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地方经济转移到社会组织上

山东在盗匪贸易中获得顺差。在山东境内抓住的盗匪中只有 3% 来自外省 , 而在盗匪猖獗的徐州 ,45% 的盗匪来自外省 , 其中仅山东省就占了 36% 。直隶边界则有 47% 的盗匪来自山东。

在鲁南边境一带 , 一个匪帮平均约 13 人 , 其中至少 2/3 的人有枪。鲁南边界盗案最显著的特点是赃物里包括鸦片。山东盗案中仅有 4% 涉及鸦片 , 直隶没有 , 而鲁南则为 43% 。

盗匪已经成为鲁西南社会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盗匪们不仅犯窜无常 , 抢劫无辜 , 他们还有自己的家 , 并且定期回去。其中绝大多数人并不专门从事盗窃活动。这些人都是农民 , 当地里有农活或者过年过节和家人团聚的时候 , 他们都要回村。盗匪活动有季节性 , 和农忙农闲密切相关。

鲁西南的地主所有制与长江下游的纯粹现金租佃关系制不同 , 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质 , 地主和佃户之间具有某种人身附属关系。

鲁西北和鲁西南的差别很大 , 这些差别对于解释鲁西南大刀会和鲁西北义和拳的不同特点极其重要。但是这两个地区也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 : 即士绅力量十分微弱。这一点至关紧要 , 因为很显然 , 正是由于该地区正统儒士的稀少 , 才促成了像大刀会和义和拳那样的组织及其异端仪式的普及。

由于中国官僚机构实际上规模很小 , 因此空缺数额总是少于有功名的人数。我们把这些持有功名但不居官位的人看作地方士绅 , 他们为村社人们所敬仰 , 出头管理社会的公共事业或在危急时组织团练等地主武装 , 他们在政治上有径可寻 , 可以见到县长甚至更高级的官吏。因此 , 地方士绅实质上包含两层意义 : 一是他们精通儒家经典 , 其信仰及行为大约符合正统 ; 二是他们是当地人的合法代言人 , 能关心本地人疾苦 , 因而受到地方、县、省甚至国家一级的重视。如果一个地区出了很多举人 , 那么该地区做官的人也就会多 , 他们能对国家官僚机构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