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会拖延，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会享乐的大脑。然而就这么一个看起来偏向贬义的机制——享乐，却是我们的祖先赖以生存的动物本能，它决定了我们祖先的生存和基因的延续。
在成万数亿年前的较为原始的生存环境中，自然界往往没有足够的食物，生活条件更为恶劣更没有发达的医疗技术，我们的祖先经常处于复杂多变、朝不保夕的生活条件下，也许早上在吃着刚捕获到的野鹿，晚上就成为狮子的盘中餐。
在种种的危险和落后中，使我们的祖先养成了对危险极度规避、同时尽早享乐的行为模式，尽多地进食，尽多地繁殖就是他们基因存活下来的最优路径。
他们必须对食物、性和厮杀感受到愉悦感，如不能，那么他们就会慢慢因为不吃东西而饿死，不接受性而绝种，并最终被淘汰。追求享乐的个体，生存概率更大。
再经过亿万年的进化，这种行为模式也早已变成了我们的本能，印刻成为基因的一部分。并且，享乐的类型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泛化，不再局限于食物、性和攻击。但是我们的潜意识大脑不能进行细加工，凡是能够引起我们快感的它依然会将那些行为笼统地归类为生存必需行为。
比如玩游戏、吃零食、睡懒觉等这些能让我们产生快感的事物，潜意识大脑都会把它们归为“进食”和“性”。
潜意识系统，我们也称之为爬虫大脑。它处于我们大脑最深处的区域，与心脏距离也最近，能量输送会最先到达我们的爬虫大脑。
这个大脑区域并没有多少思考能力，只能对信息进行极为简单粗暴的加工。它也不懂如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只会机械地执行能够使机体最节能最安全的生存方式。看到草在动，它立刻想到的是“狮子来了”；饿了，它就会发出“找食物”的信号。
虽然在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的大脑构建出了控制我们理智面的边缘系统和新大脑皮层，但它们对人类行为的控制上可能只有几亿年，而爬虫脑对生物行为的控制甚至可以追溯到生命出现的那一刻。
所以时至今日，我们的行为仍被爬虫脑控制着，我们的行为首先是出于本能。
爬虫脑的决策大多是极度趋利避害的。当我们在工作时，它会一直诱导我们拿起手机聊天，打开电脑游戏，或者跟朋友外出游玩。因为它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保存更多的能量并且不断去寻找食物和交配。
尤其是当我们遇到一点小坎坷的时候，它对我们的刺激会更加强烈，因为任何的挫败在爬虫脑那里都会被归类为潜在的威胁，进而引起“逃避”的应激反应。如果没有新大脑皮层对我们的控制，那么我们会直接向爬虫脑妥协。
而这就会造成我们的拖延，在执行过程中一旦遇到小的困难，我们的爬虫脑就会跳出来提供各种享乐的选择，让自已避开那些让我们觉得劳累的事物。
所以，当自己感到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们的爬虫脑不会自觉地选择学习和工作。如果我们的新大脑皮层不够强大，那么我们不用多久就会对我们的爬虫脑“俯首称臣”，进入享乐模式。
这么看来，我们的爬虫脑真是让人又爱又恨，一副霸道总裁样。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生活的目的，是上天的最大善意。在符合道德和法律规章等的前提下，追求享乐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
所以，我们拖延享乐，并不可耻。就如《堂吉诃德》里所说:“弓不可永远弯曲，如果没有合法的娱乐，人性将难以生存。”
但如果本身是有所追求，并不是那种安于平淡的人过度追求享乐，则很容易让一个人走向平庸。
而一个懂得思量更长远未来的人，往往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也有心理学实验证明，一个懂得延迟享乐的人，更可能有较大的成就。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华特·米歇尔曾针对4岁幼童进行了一项“延迟享乐”（ delayed gratification）的实验。
实验方式为每次找1位幼童进入一个房间，让他们坐在桌边，研究人员在桌上放1颗棉花糖，并且告诉小孩，他要离开几分钟，在他回来以前，如果他能不吃掉桌上的棉花糖，那么等他回来之后，就能够得到2颗棉花糖。
结果，大概有2/3的孩子不能够延迟享乐，在实验员回来之前吃掉了棉花糖，另外1/3的孩子则抵制住了诱惑，等到了实验员回来，并且获得了约定的两颗棉花糖。
可能有人不禁要问，谁先吃了棉花糖很重要吗？答案是:是的。
10年之后当华特·米歇尔再次联系这些孩子的父母并且咨询孩子们的状况时，发现当初愿意等到研究人员回来的那群小孩，长大后比较能够自我激励，拥有更强的抗挫能力。而那些马上就吃掉棉花糖的孩子，则更容易分心，缺乏动力，做事的规划性也较差。
所以，如果我们不必须或者不想要，完全可以不必克服拖延。但如果你对自己有所追求，那么延迟享乐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拆解自卫蓝《反本能》一书，还有上篇:读《反本能》：我们为什么总想拖延（1）关于拖延行为的部分还有最后一次拆解，继续了解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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