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讲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的故事，其幽默颇为黑色。
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年少时意气风发，骑射俱佳，深得皇叔器重。可等到文帝刘义隆即位，这位王爷忽然就变得文弱起来——不仅不再舞刀弄枪，反而跑去编起了小说集，也就是那本千古奇书《世说新语》。
这“不会骑马”并非伤了腿脚，而是嗅到了空气中的血腥味。新皇体弱多病，神经过敏，整日疑心有人篡位，屠刀之下，“误”杀了不少重臣。
说穿了，刘义庆自知身处权力漩涡的中心，便主动辞去实权要职，弃武从文。但他选的这条路，在当时看来最是“上不得台面”——说是编段子也不为过。
放在今天，写小说是文学创作，能赚稿费、进作协，甚至位列庙堂；可在古代，文字工作的安全系数天差地别。正如刘勃所言：若是对儒家经典感兴趣，或是钻研黄老道家，反倒更危险。儒家讲的是治国大道，黄老谈的是“君人南面之术”，这两样东西，在雄主眼里都是觊觎皇权的证据。昔日河间献王刘德好儒，淮南王刘安好道，都让汉武帝刘彻极为不爽。法家更是大忌，满纸厚黑权谋，一看便是阴谋家读物。就连读史也不行——汉成帝时，皇叔东平王刘宇想借《史记》一读，成帝断然拒绝，生怕他从中汲取什么“历史经验”。
唯有写小说，最是保险。
孔子曾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在圣贤眼中，写小说这种雕虫小技，既无远大理想，也不算君子所为。从曹雪芹到临川王，干这行等于公开宣称：我正在玩物丧志。
为了打消皇帝的疑虑，权贵们必须学会“装”。当年萧何在后方大肆置办田产、贪污受贿，前线的刘邦听说后，反而笑得合不拢嘴。
为了活命，临川王爷毫不犹豫地当起了《世说新语》的主编。这等于向朝廷递话：我的人生已进入懈怠模式，对皇位没兴趣了。
做王爷毕竟是权贵，再怎么懈怠，日子也比庶民好过得多。
刘勃一针见血地指出：庶民懈怠与权贵懈怠，性质全然不同。
庶民辛勤劳作，财富被权贵收割，这才成就了权贵的地位。若是庶民懈怠“躺平”，都不当韭菜，镰刀便无处下手，这是统治阶层绝不能容忍的。
而权贵懈怠，意味着退出了政治资源的争夺，降低了权力斗争的血腥程度，这反而是朝廷乐于提倡的。至于私底下的骄奢淫逸，不过是小节而已。
所以，庶民的懈怠叫“躺平”，权贵的懈怠叫“高卧”。
以前以为“高卧”是睡个懒觉，如今才晓得，那是古人装睡，是最高级的人生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