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经历了三个时代：
第一是印刷时代。时间是15世纪至18世纪。那是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广告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和便捷。广告开始出现在报纸、杂志和手册等印刷媒体中。
第二是工业化时代 。时间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出现加速了广告业的发展。广告成为各种产品销售的主要手段，广告宣传也开始采用海报、标语等新形式。
第三是广告业巨头崛起时代。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在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后，广告产业开始快速增长，广告已经成为商业竞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在数字媒体时代，广告形式也开始呈现多元化和个性化。
招牌广告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包括医药广告。这在当时称为“市招”。
我国古代医药广告包括文字式广告、名人式广告、对联式广告、实物式广告等。
一、文字式广告
宋代的“文字式广告”最为突出。
北宋画家张择端绘画的《清明上河图》 反映了我国宋代的市井生活，其系列故事首先讲述的是图上“赵太丞家” 药铺的故事。
“赵太丞家〞药铺，在《清明上河图》左端，这是一家前铺后居式的商铺，其构成形式以院落为主，临街部分为商铺，商铺后面为其住宅，是一种商与住两用的商业建筑。
画面上的药铺只有一间大小，对街而设，门脸没有过多的装饰，却显与众不同的风格。
店门前竖立有三块落地大招牌广告，西面为“治酒所伤良方集香丸”、“赵太丞家统理妇儿科”，东面为“大理中丸养胃丸”，店门正中有“赵太丞家” 店名。
从市招可以知道，赵太丞家既是一家诊所，又是一家生熟药店。
《清明上河图》里还有一处骨科诊所，门前竖起的招牌上写着“专门接骨”字样。门口有两个头戴草帽务农模样的人，正欲进门求医，形象生动。
二、名人式广告
名人式广告就是借用名人效应。如南宋临安的严某，坐堂行医兼开小药铺，专治痢疾，病人不多。
一次恰好碰上宋孝宗患痢疾久治不愈，应召入宫。严某治愈了皇帝的痢疾后，皇帝大喜，授其官为防御，又赐以捣药工具金杆臼。于是严家打出“金杵臼严防御”的市招，从此药铺名声大振。
还有一位妇科医生陈沂，因为治好了康王赵构的王妃，康王赏赐御前罗扇。陈氏子孙后来分散浙江各地，传家宝物御前罗扇自然没法分家，于是后世就在各自门前竖起一把木制的大罗扇以为市招，“大扇陈”在浙江绵延数百年而不衰。
与此头似的还有金钟李氏，因治愈皇子肠疡，皇帝赐官不做，却找受了所赐的金钟，悬在门上。从此，“金钟李氏”名噪数百年。
三、对联式广告
对联式广告在古代中医药行业中用得更为广泛。对联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品，因而被药店广泛采用。
清代名医程道周，他在自家的药店题了一副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文如其人，从联语中人们体会到，程先生一定是一位心地善良、慷慨为人的好医生。
另一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则与程道周的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它顿时缩短了药家与顾客的感情距离。
又如“借他万国九州药，救我呻吟痛苦人”等均寓意深刻。而 “熟地迎白头，益母红娘一见喜；淮山送牵牛，国老使君千年健” 等中草药名联，不仅体现了独特的经营特色，还让人置身于妙语连珠的诗词氛围之中。
四、实物式广告
善用实物模型是我国古代医药广告中的又一奇妙之处。如悬壶便是药店、诊所的标志，壶是古代盛药的葫芦。一些走江湖的郎中也身背葫芦，作为行医的招幌。
有的药店还悬挂阴阳鱼作为象征。中医药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自然也就用了太极图为徽标，但在医药行业中多称之为阴阳鱼。
在医药书籍上常印有太极图，而在中药铺门两侧的招幌上，则是在一串存药、丸药或药下面挂条鱼，既以鱼谐音愈，表示治愈，又左右两鱼合而为一太极。
因为鱼不分昼夜，总是睁着双眼，悬挂阴阳鱼就意味着这家药铺不分昼夜为病人服务。把阴阳鱼和医德观念联系起来作为医药的徽标，就更富有象征性了。
又如某眼药铺所绘药品 “眼药酸”的阿标，是一个头戴皂色高冠，身穿橙色大袖长袍者，此人身前身后挂有成串的眼睛球，所戴冠的两侧也各嵌一个眼晴球，冠前也挑一个眼晴球，身挎一长方形袋囊，上面也绘一大眼睛球。直至明清时期的北京眼药铺，悬挂的白木板上还是绘着几只人的眼睛。
有人用牛、马、豹、鱼骨、海龙等形状作为广告市招，效果都比较好，这类医药广告至元明清时期以后，更加普遍。
总之，我国传统医药行业很早就进入市场并且有自己的广告传播方式，在医药广告时间和空间的历史演进中经历了由动态至静态，从实物至抽象的各种演变过程。文字式广告、名人式广告、对联式广告、实物式广告也在其传播过程中发择了积极的作用和有益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