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太子申的角度，怎样做才是最明智的选择？这无疑是一场精彩的权谋戏。《资治通鉴》出于“政治正确”，直接删掉了这段情节，但《史记》和《战国策》里均有记载。
《史记》记载，太子申率大军出征，途经外黄时，当地有位徐先生前来献策。他自信地称自己有“百战百胜之术”，能确保每战皆胜。
这听起来很荒谬，毕竟战争本就充满不确定性，再厉害的将领也无法保证百战百胜，哪有什么“百战百胜之术”呢？
对于普通将领而言，“百战百胜之术”根本不存在。但对太子申来说，只要永远不出战，确实能做到百战百胜。徐先生分析道：太子亲自带兵与齐国作战，即便赢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会比以前更富有吗？不会，因为太子即便不打仗，也会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魏国打赢了也不会因此获得更多利益。地位会更高吗？也不会，因为太子本就是顺位继承人，打赢了也不可能直接升为天子。
但如果输了，继承权可能不保，甚至子孙后代都会受牵连。如此分析，利弊一目了然：打赢了没有额外好处，打输了却有致命风险。所以，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打。
若太子申足够清醒，应当场严词拒绝徐先生：“呸，你这个奸诈小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丝毫没有为魏国的国家利益考虑。我此次挂帅出征，肩负着国家存亡的重任，怎能只顾个人得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然而，太子申没有如此高的觉悟，当场就被徐先生说服。他欣然采纳了徐先生的“金玉良言”，决定班师回朝，完全接受了徐先生的分析。
通过太子申的表现，我们能更易理解古代社会的外交逻辑。我们看待世界时，常陷入拟人化思维，被集合名词误导，把集体当成个体。此时，佛学的“拆解技术”就很有用——将集体拆分成若干个体，跳出集合名词制造的拟人幻象，看看魏国到底是谁在代表国家利益。
像太子申这种能深刻影响国家利益的人，做决策时未必会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权力场上的精英们各有盘算，这也为弱国的外交活动创造了斡旋空间。因此，情报工作至关重要，只有掌握了每位权贵的心思，才能真正看懂权力场上的勾心斗角。对这些关系格局理解得越透彻，外交斡旋的余地就越大。
古代政治有两条基本的道理，一是帝王将相皆有私心，不会因为位高权重就天然以国家或集体利益为先；二是高级职位有众多觊觎者，巴不得在职者出错下台。太子申恰好符合这两条道理，所以他决定退兵，避免犯错。
不过，权力场上还有第三个道理。徐先生提醒太子申，现在想退兵没那么容易，肯定有人会怂恿他出兵，为自己谋取利益。
徐先生是想让太子申力排众议。他的高明之处在于，看透了管理者的无奈。我们常觉得管理者高高在上，下属唯命是从，但实际上，管理者常被下属裹挟，即便有时这种裹挟并非真实存在。
违背民意或下属的集体意见，管理者需付出高昂成本并承担风险。一旦心软，就会被裹挟前行。这种裹挟有真有假，群臣劝进、顺应民心的篡位之举多是做戏，但真实的裹挟也不少，让不够强硬的管理者头疼不已。
太子申就面临这样的难题。他提出撤军，驾驶员率先反对，认为大将出征未战先退与战败无异。很多人奇怪驾驶员能得到什么好处。其实在当时，统帅战车上的驾驶员和警卫员都是有身份的人。比如晋献公的警卫员毕万受封大夫，获魏国封地；驾驶员赵夙也受封大夫，获耿国封地。即便在宋朝这样高度文治的政权，武将也会为立功升官而惹是生非，因为只有打仗才能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武将的蠢蠢欲动让皇帝无奈，太子申更是进退两难。既然被裹挟，只能硬着头皮前进。有人会想，如果徐先生在大军开拔前提建议，结局会不会不同？其实当时有人试图阻止太子申出征，但动机不纯。
据《战国策》记载，太子申接受任命后，有人给公子理的老师献计。公子理是太子申的弟弟，按当时称谓，他们应叫魏申和魏理。太子申出征对公子理有何影响？公子理怎样做才能利益最大化？
这位说客为公子理出的主意，与徐先生给太子申的建议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百战百胜的计策。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公子理都能从中获利。他建议公子理到太后面前哭诉，阻止哥哥出征。一般人就算有坏心思，也只是隔岸观火，乐见太子申出去冒险。毕竟，太子申打赢了对公子理没好处，打输了则大概率会丧失继承权，届时公子理或许就能继位。但说客为何让公子理阻止太子申出征呢？这正是他技高一筹的地方。
若阻止成功，公子理既做了好人，还会得到封赏，又卖了太子申一个大人情；若阻止不成，他就坐等太子申兵败身死，自己承袭太子之位。
不过，太子申一定会打败仗吗？说客分析道：太子申年轻，缺乏行军作战经验，而齐国的田肦是经验丰富的老将，孙膑又善于用兵，所以太子申毫无胜算，必兵败被擒。这段分析体现了当时说服术的水准，核心技巧有二：一是策略左右逢源，让当事人无需纠结；二是把可能性说成必然性，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如今我们置身事外，很容易质疑：太子申出征就一定失败吗？战争充满偶然，谁敢保证胜负？况且魏惠王是一代英主，怎会让长子送死？退一步讲，即便战败，太子申就一定会被擒吗？即便被擒，就一定无法生还吗？这些质疑只有旁观者才有。当局者面对巨大利益诱惑，理智防线会松懈，容易被武断言辞感染。
如今的营销话术仍沿用此策略，把话说得绝对，仿佛事情已成定局。严谨表述不利于营销。若说客称太子申出征战败、被擒死亡的可能性较高，虽更合理，但说服力会大减。
权力场上就是如此，正如戏剧《麦克白》中道纳本所言：“越是跟我们血缘相近的人，越是想喝我们的血。”
——出自《熊逸版资治通鉴》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看似最“理性”的选择，往往通向最荒诞的结局。太子申手握徐先生献上的“不战即全胜”之策，却终究被战车裹挟着冲向战场。他的悲剧，恰是权力场中个体命运的缩影：当私心成为决策的起点，当“不犯错”压倒“做正确的事”，再精妙的算计也会沦为权力博弈的祭品。
徐先生看透了太子的私心，公子理的老师算准了太子的败局，而战车驾驶员的反对、武将对军功的渴望，不过是权力机器上的齿轮。他们共同将一位本可“全身而退”的储君，推向了“兵败被擒”的结局。这背后，没有绝对的善恶，只有无数个体在利益网络中的挣扎：太子想保住继承权，公子理想伺机上位，武将想靠战功进阶，就连徐先生，或许也在这场“献策”中为自己谋得了进身之阶。
跳出“国家利益”的宏大叙事，拆解权力场中的每个“个体算盘”，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历史的褶皱。所谓“政治正确”的删改背后，藏着多少被私心驱动的选择？又有多少“身不由己”，本是从一开始就选错方向的必然？太子申的故事，至今仍在提醒我们：在利益交织的棋局里，最危险的从来不是“战败”，而是忘了为何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