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象征主义理论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把象征分为感情的与理性的两类，并论述了两者的关系。
他说，所谓“感情的象征”，即“只唤起感情的那些象征”；而“理性的象征”则“只唤起观念，或混杂着感情的观念”。在叶芝看来，单纯感情的象征，还缺乏丰富性；单纯理性的象征，也不生动，其生命是很短暂的。只有两者结合，即包含着感情象征的理性象征才能充分发挥象征的无穷魅力。
叶芝对两种象征的审美效应相结合的例证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如果我在一行普通诗句中说‘白色’或‘紫红色’，它们唤起的感情非常简单，我无法说明为什么它们会感动我；可是，如果我把它们同十字架或者荆冠那样明显的理性的象征一起放进同样诗句中时，我就联想到纯洁和权威”，且由“微妙的联想”而引起感情和理性上对诗句无穷意义的感悟，使原来毫无生气的日常事物“焕发出难以言述的智慧的闪光”。这种审美境界只有从单纯感情的象征上升到与理性象征结合的完美象征才能达到。
他还将莎士比亚与但丁作为感性的象征和“两结合”象征的代表加以比较，指出：“谁如果被莎士比亚（他满足于感情的象征从而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所感动，他就同世界上的全部景象融为一体；而如果谁被但丁……所感动，他就同上帝或某一女神的身影融合在一起。”显然，在叶芝心目中，后者比前者境界更高，前者能达到人与自然的融合，而后者由于是包含着情感性的理性的象征，所以能达到类似宗教体验的与上帝合一的至高境界。
叶芝对比利时象征主义、神秘主义诗人和剧作家梅特林克十分赞赏，认为他的作品体现了包含感情的理性象征。他说，像梅特林克和“当今所有那些全神贯注于理性的象征的人那样，预告了一部神圣的新书，……是一部一切艺术都在梦寐以求的书”。就是说，两结合的理性的象征，不独是诗歌应追求的神圣目标，而且也是一切艺术所应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
从上面已可初步看出，叶芝的象征主义理论是主张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的。下面对此再作进一步分析。
一方面，叶芝认识到诗歌象征的创造，往往有着非理性的、神秘的一面。他说，诗歌“韵律的目的在于延续沉思的时刻，即我们似睡似醒的时刻，那是创造的时刻，它用迷人的单调使我们安睡，同时又用变化使我们保持清醒，使我们处于也许是真正入迷的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中从意志的压力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表现成为象征”。他回忆并细致地描述了自己某次创作象征诗歌的切身体验，那是从“沉思已变成出神”的过程，那个时刻惊人的奇妙的意象不断涌出，创造力特别旺盛，在不知不觉的神迷状态中完成了富有象征意味的艺术创造。
据此，叶芝认为，“当灵魂处在迷离恍惚或狂乱或沉思的状态之中而抑制了除它本身之外的一切冲动时，灵魂就周游于象征之间并在许多象征之中表现出来”。可见，叶芝认为艺术象征体验的获得与创造需要一种似睡似醒、出神入迷的精神状态，如他所说，“在创作和领会一件艺术品时，尤其是如果那件艺术品充满了形式、象征和音乐时，会把我们引向睡眠的边缘”。这自然是一种近乎无意识的非理性状态，真正的象征须在这种似乎神秘的心意状态中才能萌发出来。
另一方面，叶芝更强调理性在孕育灵感和象征时的作用。他认为，凡是出色的艺术家，常常具有某种哲学的或批评的才能。众所周知，哲学、批评的才能属于理性思考、抽象玄思的才能，一般都看成与艺术创作的灵感水火不相容，但叶芝却持相反观点。他说，“常常正是这种哲学，或者这种批评，激发了他们最令人惊叹的灵感，把神圣的生命中的某些部分，或是以往现实中的某些部分，赋予现实的生命，这些部分就能在情感中取消他们的哲学或批评在理智中取消的东西”，于是“灵感就以令人惊叹的优美形式出现了”。
这里，叶芝不但未将哲学、批评的理性同感性直觉的灵感对立起来，反而深刻地揭示了二者间的内在一致性，和理性对灵感的激发、催化、培育作用。理性能激发灵感、催化象征，叶芝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和精辟的，在20世纪初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中，叶芝这种坚持理性与感性有机结合的观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