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景不长，四五岁时我病了，几乎所有的大夫都说治不好，病发时，齿紧咬，脸发紫，气都喘不上来。眼看着没气了，没救了，父亲痛心地让母亲拿来小褥子把我裹了，用麻绳绑好，准备往舍背后的山上扔。山上可是扔了好多死娃娃的。可奶奶死活不同意，硬是抱着我朝公社的卫生院走，也许是命不该绝，刚好碰见另一个村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一名老中医，是我同学的外公，恰好认识，一起到公社卫生院看，卫生院接诊的大夫小刘，是被下放到农六师养马的上海某医学院的高材生，我们村里的贫农路伯也被派到农六师养马，认识了小刘，小刘热情的为路伯和饲养室的人治病，效果很好，贫农路伯认识公社的领导，就极力推荐小刘到我们公社卫生院工作，卫生院又t缺医生，小刘也非常愿意从事自己热爱的医疗事业，发挥所学治病救人，就来到了这里。父亲签了生死不保的保证书后，小刘大夫和老中医给我喂了当时人们认为的毒药，以毒攻毒，死马当作活马医，总算缓过气来了，父亲听从大夫的建议的找立即驴车送我到县医院，自然是奶奶一路跟着，急的脸都白了。医院的大夫在治疗时说生死不保，就是活下来也会有后遗症，奶奶说放心治，只要能活下来。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我病好了，可就是什么都记不住，手里拿个花手帕刚刚出门，一会儿回来了，不见了花手帕，问放哪了，我说猫吃了。此后，不论拿什么出去，回家总是空着手，而且一问总是回答猫吃了，奶奶痛心地摇一摇头，这孩子以后该怎么办呀？父母也觉得这孩子病好后丢三落四丢东忘西的，脑子不好使了，是不是大夫说的后遗症呀。小刘大夫不仅救活了我，还妙手回春救了我们公社好多人的命，为许许多多的患者解除了病痛，至今老人及家人们生病了还找小刘看，当年的小刘早就变成了老刘，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名医，后来到县妇幼保健院当了院长，早就退休了，可我们双泉的人还亲切的称他小刘，他也乐得大家如此厚爱，高兴的答应，凡是从双泉来的病人，他无一例外当作亲人一样看待。
六岁多时爷爷因肺病不治走了，他一直想叶落归根，回河南老家的梦没有实现，父亲把爷爷埋在了村北边的铁镰山上，坟墓口向着东南家乡的方向，爷爷也许能在那里望见故乡吧。第二年年初，爱我如生命的奶奶扔下我回河南老家去了，再也不回陕西了。爷爷奶奶不在了，在陕西长大的父亲觉得我们当时的生活还差不多，就向生产队申请了一院庄子，建了三间厦房（陕西八大怪中的房子半边盖），用半截砖盖了个厨房，这才结束了我们租房住的日子，后河里河边建的父母住的房子也拆了。小弟弟就是在自己家的新房里生的。因为没有了奶奶为我们做饭洗衣服，带我逛街吃好东西，又添了一个小弟弟，我倍受宠爱的好日子好生活也结束了。作为老大，我应该懂事了，也应该帮着父母分担家务了。看弟弟、打扫卫生、放羊、喂猪、割猪草，拉风箱烧火、纺线、剥葱蒜、河里洗衣服……等等，好多我力所能及的活都等着我去干呢。
我七岁了，别的小朋友上学去了，可学校老师说我年龄不够，实足年龄不到七周岁不要，明年再来。我们双泉有一个全公社孩子都能上的学校，在村子北边铁镰山的半山腰上，当时人们都叫那学校为“洞上”。就是那里嫌我小不要我上学的。因为过去能上得起学的孩子少，洞上的师资力量还可以，可六十年代后普及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基本上都能上学了，那里的老师和校舍明显不够了，所以入学年龄也要求严格了。第二年，我们双二村要有自己的小学了。一开始我们十几个孩子从家里带上小板凳，在我一个同学家的大门房里上学，离我家很近。有时这个同学家里有事，我们会转到另一家有大门房的村民家去上学，等人家办完事了再到这家去上学。当时经济困难，家家都几乎没钱买作业本，老师就让我们捡根木棍在地上练字。这样过了大概一学期。建学校时，当时由大队砖瓦窑厂供砖，但生产队的农活太忙抽不出人从砖瓦窑厂往学校送，老师就带着我们全体师生用架子车拉，小一点的学生就从家里拿上扁担和绳子两个人抬，一次大约抬上十来块砖，就这样一车一车，十块八块……在师生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学校建起来了。不仅有了新教室，还用砖泥砌了桌子，凳子是同学们从家里带。这样我们能在新学校里上学了，再不用借用谁家的大门房了。
我们的学校有两个公办老师和几个民办老师，都是我们村里的人。屈秀云老师是公办教师之一，是从别的学校调来当校长的。她走路一瘸一拐的，据说是文革期间被造反派从楼上推下摔坏的。虽然她腿不好，可全校上下没一个人笑话，她做事干练，计划性强，学校的事安排的井井有条。她以身作则，要求师生做到的，她先做到做好。记得我们每年冬天上早操，她要求全校师生都不要戴帽子围巾手套和套袖（两层布中间夹有一层棉花，套在手上能保护手和手腕，防冷防风）。每天早上她戴着手套和风雪帽来到学校操场，把手套帽子卸下放在墙边，一瘸一拐跟在一个班后面和我们一起上操跑步，下操后，捡起帽子手套，拍打几下，戴上就去她的办公室上班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老师和同学们看校长的样，上早操都不戴帽子手套围巾，久而久之，我们的抗冻能力加强了，整个冬天都不戴帽子手套围巾了，直到现在，我们同学几乎在冬天很少戴帽子围巾，手套也是骑自行车才戴。她还带领全校师生学习汉语拼音说普通话，那时的农村人都说方言，很少说普通话，在她的带领下，我们学校的普通话走在全县前列，在全县的普通话比赛中我校得了第一名，县教育局还奖励了我校一台留声机。我的普通话当然也练习的不错，我上大学后讲普通话，同学们还以为我是城里人呢。
小学毕业前，我们学校又升格为带帽中学，我们班24人成为我们村空前绝后的唯一一届初中毕业生，而且因为春季改秋季为一学期的开始，我们的初中上了两年半。中考时我们班升学率100%，1人考上中专，6人考进县重点中学，其余的全部考上普通高中。
从小学到初中，靠着喜欢和踏实我的学习成绩不是全班第一就是第二，深受老师们的宠爱，也令为我担心的父母亲欣慰。遗憾的是资质天赋并不占优势的我没有考上中专，只考上了县上的重点中学。同时，音乐老师任命我当学校文艺队长，在全公社的大型游行活动中，培养我做学校仪仗队的指挥。还重点培养我唱歌唱样板戏，教我吹竹笛拉二胡，而我却因各种原因学艺不精，把老师教的全还给了老师，辜负了老师的一片苦心。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美术老师，他教我们画画、剪纸。我非常喜欢剪纸，回家后找我们巷子里的剪纸能手请教，借花样，煤油灯熏、剪，后来还自己画剪了一个新花样。村里人有过年贴窗花的习俗，我在年前剪了很多窗花，送给邻居们，直到年三十，还有人送彩纸给我，让我剪，我就热情地接着。直到天擦黑了，母亲打扫完了院子，我还在灯下剪着窗花。语文老师主持筹备我们村的村史展，从设计到制作到讲解词的写作全是他一个，我是他的小助手兼解说员，他写好字，我剪好，他再教我贴在适当的位置。解说他一字一句教我，使我能顺利完成解说任务。这期间，我被评为全县的三好学生；在语文老师的谆谆教导下，我的语文成绩一直比较稳定，在中考中排在全县的前三名；在公社的的运动会中，我还得了女子800米和1500米的第二名，第一名是我们班的吕翠娥同学，她曾参加过渭南地区中小学运动会，得过渭南地区800米和1500米冠军。这得益于我们体育老师的严格要求和长期训练，让体弱多病的我健壮起来。记得那时候冬天特别冷，好多同学的手脚耳朵上都是有冻疮，我的脚冻伤后生了浓，走路都疼的不行，可老师说我训练成绩好，让我参加学校一年一度的冬季越野赛，我跑完后，记不清成绩怎么样，有冻疮并化浓的右脚跟被血和浓染了，流的满鞋坑都是，可自那以后，我的脚再没生过冻疮。后来在大荔中学运动会上，我得了1500第一名，铁饼第一名，再后来我作为一名运动员，不断参加各种运动会，晨练成为我的生活习惯一直陪伴着我，使我受益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