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人格的萎缩
想知道尚未解决的冲突会带来什么后果，就等于进入一片看不到边界的无人区。我们似乎应该先讨论一下患者表现出的症状，比如酗酒、抑郁、癫痫和精神分裂，以便更好理解他们受到的困扰。但是我更愿意带着疑问，从一个更广阔也更普遍的视角切入，这个疑问就是：尚未解决的冲突，会对我们的精力、人格完整和人生幸福，产生出怎样的影响？想知道具体的症状，我们必须先对表现出这些症状的人做深入了解。现代精神病领域有种倾向：总想用一种简单方便的理论，去解释所有发现了的，和未被发现的症状。从临床需求上说，这么想算得上合情，但哪怕只从可行性上来说，这么做也并不合理，就更别提从科学层面来看了。这就如同一位工程师，懒得打地基，却想直接就建起参天大厦。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相关因素，这里只需要更详细地描述一下。还有一些因素之前讨论得比较隐晦，这里需要做进一步的补充。我们的目的，不是让读者只有些模糊的概念，比如只知道尚未解决的冲突是有害的，我们还需要给读者一幅清晰的全景图，让他们知道冲突会给人格带来怎样的浩劫。患者之所以会带着冲突生活，任凭其消耗自己的生命力，既是因为冲突本身，也是因为他为解决冲突而做出的挣扎。一个处于分裂中的人，是不会将精力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的，他会企图同时实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不能兼得的目标。他或者分散自己的精力，或者浪费自己的努力，或者就像皮尔·金特一样，凭借理想化形象而自认为比别人优秀，能处理好一切。我的一位女性患者就中毒颇深，她想做一个完美的贤妻良母，又想形象体面地出现在社交场合，甚至成为叱咤风云的政界女强人，同时，如果能多点艳遇就更好了。不出意料，她的期望都落空了。哪怕她真的天赋不凡，但是付出的精力也只能是白费，因为没人能真的万事精通。
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情况，那就是虽然只设定了一个目标，但是因为动机互相矛盾，所以目标同样不能实现。一个人想做别人的知己，却又喜欢对人发号施令，让别人必须听命于他，这样一来，他的愿望必然无法实现。一位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但是他又很喜欢滥用家长的威权，并且非常固执，所以他也无法达成目标。一个人想写一本书，可是他只要一开始写作就头疼欲裂、身体疲软，特别是在自己词穷的时候。在最后的这个例子里，是理想化形象在作祟：患者认为自己如果真的有写作天赋，灵感一定会倾泻而出。正因如此，当他写不出东西时，就会对自己动怒。他还会认为，自己虽然挺有想法，但难保别人不会和自己观点相同，因此要想完胜对方，让人们都只倾慕自己，就必须写出一篇精彩绝伦的文章。然而，他心中对于自己的能力也是顾虑重重，他把自卑感外化了，因此，他很担心自己会遭到嘲讽。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他无法进行正常的思考，即使真的有些创作的火花，也难以形成文字。另外，还有一个人，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但他同时又有着特别强的虐待倾向，和其他人总是水火不容。只要我们留意一下身边的人，就能看到无数和上述案例类似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
神经症患者的思维普遍是不清晰的，但也有个明显的特例。有时候，他们会表现出一种非凡的专注力，比如为了实现某个目标，男性可以牺牲一切，包括自尊；为了爱情，女性可以牺牲所有；为了孩子有出息，父母可以把一切精力都花在孩子身上。这些人给人的印象是专心致志的，但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这份专注只是他们用来解决冲突的幻术。这样表面上的专心无二，不代表人格的完整统一，反而更有可能是绝望的体现。
相互冲突的渴求和倾向，不是唯一分散并消耗精力的因素，患者的防御体系中有太多因素都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当他们对基本冲突进行压制的时候，人格的一部分也就被遮挡住了，虽然被遮挡起来的人格不容易辨识，却依然很活跃，足以影响他们的言行和想法。原本，他们有很多精力可以用来树立信心、与人为善、精诚合作，但却都被消耗在了压制冲突上。我们还要提到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自我隔离，它卸去了患者前进的动力。虽然他们也能完成工作，甚至在外部压力下付出更多努力，但是一旦需要他自己应付局面，就立刻束手无策了。他们大量的创造力都被白白浪费了，在工作之外的场合他们难有成就，就更别提从中体会乐趣了。
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如此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不断扩张的网，对人格造成极大的压抑和束缚。想要了解并消除这种压抑，我们需要对压抑进行反复论证，从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所有角度去解决它。
如果真的存在尚未解决的冲突，通常会导致三方面的紊乱，它们都会让患者的精力被消耗，或是用在不该用的地方。
其一，是优柔寡断。这种失调随时都可能体现出来，而且与事情的大小无关，患者会一直处在犹豫的状态中：点这道菜还是那道菜？买这只箱子还是另一只？是看电影还是听广播？这些小事都能让他为难不已。而至于应该选择什么职业，得到工作之后又该怎么做；两个女人中到底选哪一个；是赶紧离婚还是拖一拖再看。以上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摆在患者眼前，都会激发出他心中的巨大不安，让他身心疲倦。这类人会故意逃避选择，所以他们的优柔寡断未必能被察觉。他们会刻意躲开那些会牵扯到选择的场合，解决问题时也一拖再拖。他们允许自己错过机会，或者更愿意把选择权交给别人。他们会故意混淆一些事实，以便让事情变得无法做出决定。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茫然，却能有意地掩饰自己优柔寡断的一面，比如在治疗时，会对这方面的问题绝口不提，所以治疗师是听不到他们在这方面的抱怨的，这是治疗中一种很常见的阻碍。
第二种耗费精力的紊乱是：办事低效。我这里所说的低效率，并不是因为缺乏专业水准或不够熟练而导致的低效率。威廉·詹姆斯在他的论文中描述过一种没被开发的潜能：当人们殚精竭虑却依然不放弃，面对外界压力仍然坚持己见，潜能就会得到最大的激发。我们这里所说的低效率，显然不是开发潜能造成的，而是指因为内心冲突导致能力无从发挥，办事毫无效率。就好像是踩着刹车的同时去踩油门，汽车自然难以前进。他们的行为总是迟缓的，但无论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还是工作的艰巨程度，都不该是这种效率。他们并不是不想尽力，相反地，他们常需要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比如，他们需要花费几个小时才能完成一份简单的报告，或者掌握一项简单的操作。形成障碍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下意识反抗那些让他们感到压力很大的事；比如纠结于每一个细节是否完美；比如当自己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时，就会很恼火——就像前面说到的那个例子一样。节奏缓慢只是低效率的表现之一，常见的还有健忘和笨拙。一位主妇或一位保姆，如果一直认为自己不该做家务劳动这么低贱的事，那么自然无法打理好工作。而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在其他事情上也通常很低效。从主观上讲，在一个扭曲的状态下工作，人更容易感到疲惫，因而也必然需要更多的休息。内心冲突的人，必然要付出额外的精力去应付工作，而被踩住刹车的车注定开不快。
效率低下和内心压抑不仅会时时爆发于工作中，人际关系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某人去结交一个人，但是内心又认为这是在曲迎奉承，肯定会出现一种怪异的人际关系；如果他想要请求别人给自己一样东西，但又觉得应该理直气壮地索取，就会表现得没有礼貌；如果他想要坚决维护自己，却又想顺从别人，就会左右踌躇；如果他想要和人亲近，却又怕遭到拒绝，就会胆怯害羞；如果他想保持性关系，却又看不起自己的性伴侣，就会表现出冷漠，如此事例不一而足。一个人身上隐藏的冲突越多，就越难以正常生活。
有些人能意识到内心的扭曲，但通常也只有扭曲严重到一定程度时，才能感知到。而对于扭曲造成的疲惫，他们往往会认为是来自别的事情，比如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缺少休息，工作压力大等。这些确实也是造成人们疲惫的原因，却不是主要的原因。
第三种耗费精力的紊乱是：普遍性懈怠。这一类患者被内心的冲突拖累得苦不堪言，无力做事，常常责怪自己太懒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很懒惰，更不意味着他们开始反省自己。相反，他们对任何努力都很排斥，能够将其合理化，为自己的懒惰做出辩解。他们认为自己是计划的核心，只负责大略方案的制定就行，具体的执行应该是别人的任务。他们对努力的排斥，甚至到了恐惧的程度，害怕自己的努力得不到好的结果。如果我们看到他们总是被疲惫所困，就能理解恐惧给他们造成的影响，但如果治疗师只从表面解读患者的疲惫，那么他的治疗只能让疲惫更严重。神经症懈怠，意味着患者的主动性和行动能力都陷入了瘫痪。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通常是由于他们严重的自我隔离，以及对于生活方向的迷失。长久以来的内心压抑，并对任何努力持否定态度，导致们的状态总是死气沉沉，即使偶尔有激情萌动，也只是转瞬即逝。
理想化形象和虐待倾向，是他们的病因所在。由于理想化形象，他们不屑于像别人那样服从努力，认为这种过程太平庸了，和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差距太大，他们宁肯只在幻想中做个精英，也不肯去行动。理想化形象带来了自信，而这份自信禁不起自卑的腐蚀，他们觉得自己做不成什么有意义的事，于是把关于工作的兴趣和激情干脆埋葬掉。虐待倾向之下，患者会在面对所有具有攻击性的事物时畏缩不前，尤其是在虐待倾向被压抑（表现为倒错型虐待倾向）的时候最为明显。
他们会以激烈的方式去修正自己的错误，但因为用力过猛，最后反而会让精神更加萎靡。普遍性懈怠影响力之巨大，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上，还包括情绪。只要内心的冲突一天没有解决，精力就会被持续地浪费。从本质上说，神经症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因此，它对人们品质和潜能的损害，实际也是对特定文化的控告。
当患者的冲突尚未解决时，不仅会精力分散，还会导致道德观的分裂。这里所说的道德观，包括道德准则和足以影响人际关系与自身发展的态度、感受和行为。精力分散会造成精力的浪费，同理，道德观的分裂也会让道德体系出现巨大的缺失。这种缺失来源于他们向着几种矛盾的方向共同发力，还来源于他们对于这种矛盾的极力掩饰。
道德观一旦自相矛盾，还会荼毒到基本冲突中。当然，患者会极力协调，但负面影响还是不可避免。换个角度说，他们从来就没对哪种道德观认真对待过。理想化形象虽然有真实的成分，但归根结底不过是幻想，无论是患者，还是缺乏经验的治疗师，想一眼看穿这里面的虚假之处，并不会比辨认出一张假支票来得轻松。和前面说过的一样，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会对自己的“过失”感到自责，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追求的是真正的理想。也正因此，他们在努力向目标靠拢时，才会表现得那么尽心尽力。他们还可能为自己的所谓理想与价值观而自我感动。之所以我强调是所谓理想，是因为那些理想对于患者的生活毫无约束力，只有当他们觉得这么做很简单，或对自己有好处的时候，才会遵守，这之后就弃之如敝屣。我们在讨论盲区和区隔化的时候，见过类似的例子。与之相反，那些拥有真正理想的人们绝不会轻易放弃理想。有一位患者坚信自己追求的就是真正的理想，可实际上，遇到一丁点诱惑后，他就会马上背叛了自己的追求。
当道德遭到破坏，首当其冲的表现就是真诚流失，而虚伪自私的一面却在增长。禅宗著作中认为：真诚的人必然内心完整。之所以分享这一点，是因为与我们临床治疗的结论如出一辙：内心分裂的人，不可能完全真诚。
弟子：听说狮子在捕捉猎物时，不管是一只兔子还是一头象，都会用尽全力，您可否告诉我，这究竟是种什么力量。
师傅：这是真诚的力量，即不欺骗的力量。真诚等于不欺，就是我们常说的“全心投入，不遗余力”，不浪费一分力，也不节省一分力，真实不容虚假。能这样生活的人，就如同金毛雄狮，象征着威武、真诚、专心无二。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虚伪自私是属于道德范畴，意味着希望别人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患者并不认为别人是和他拥有同等权力，而只把对方当成可供自己利用的工具。他讨好或喜欢一个人，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与人为善，是为了让自我感觉更加良好；对人苛责，是觉得自己不该承担任何责任；打击别人，是因为要显示自己的成功。
这些损害具体到每位患者身上，都表现得不尽相同。我这里只需要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概述，而不用做详尽的解读，因为那太艰巨且意义甚微。我们目前还没有探讨过虐待倾向，后面的章节就会提到，因为虐待倾向一直被视为是神经症的最后阶段。无论神经症的发展过程有多不同，它们都明显表现出了一个共同因素：无意识的虚假。下面，就是一些无意识虚假的特征。
虚假的爱。这里面包含着人们丰富的感受和渴望，也包含着一些人以为是爱的主观感受，其种类特别复杂，以至于让人惊叹。有些患者需要爱，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空虚而脆弱，不能独立生活，所以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把寄生式的渴望和生活误认为是爱。有些患者需要爱，是因为自己具有攻击倾向，爱能满足他们控制他人的欲望，还让他们通过对方获得成就、威望和权力。有些患者需要爱，是因为想体验征服、战胜另一个人的感觉，或者是因为要融入对方的生活，以此来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甚至不惜用虐待手段达成目标。有些患者需要爱，是因为他们需要别人的赞美，以便坚信自己符合理想化形象。在我们的文明影响下，爱很少能再与温暖和真诚产生关联，反倒处处都是关于控制、背叛的例子。于是我们认为：爱总是与怨恨、冷漠、鄙视、寄生和控制形影不离。实际上，爱的本质从来就没有改变，上面那些感受和倾向都是虚假的爱，注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虚假的爱不仅会出现在夫妻关系中，还会出现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以及朋友关系中。
虚假的善。和虚假的爱类似，患者也会出现虚假的无私和悲天悯人，这通常出现在服从型人格的身上。而一旦有了理想化形象的参与，他们的攻击倾向会越发受到压制，这种善的虚假程度就更加严重了。
虚假的爱好与学识。对于那些不习惯生活中存在情感，认为只凭理智和严格自控就能活得很好的人们来说，这种假象特别明显。这类人喜欢假装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假装对一切都很有求知欲。这种虚假还会以比较隐晦的方式在另一种人身上出现，这些人自认为已经为了事业殚精竭虑，却没发现自己的兴趣只是出于功利性，是自己获得成功、权力或物质的铺路石。
虚假的真诚和公平。攻击型人格身上这种虚假最常见，尤其是当他们虐待倾向发作的时候。他们能洞察到别人虚假的爱与善，并坚信自己不是那样的人，坚信自己的慷慨和真诚，坚信自己对国家的热爱毫无虚假，不掺杂质。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虚假的地方不一样罢了。
这类人之所以攻击大众的观点，或许是因为他们想要表达出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否定。这种否定未必代表他们真的强大，只不过满足了他们击败别人的愿望。他的“坦率真诚”是出于嘲弄和羞辱他人的目的；他们嘴上所说的“公平公正”，实际上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
虚假的痛苦。对于这种现象，很多观点都说得很含糊，因此我们有必要展开细致的讨论。大部分人和弗洛伊德理论的支持者一样，认为神经症患者需要被虐待的感觉，需要担忧和焦虑，需要被严厉对待甚至是惩罚，并且有许多众所周知的数据支持神经症患者“需要痛苦”这一观点。但“需要”这个字眼真的太过残忍了，那些坚信这一理论的人们忘记了一点，即患者实际的痛苦，要比他们意识到的痛苦多得多，就算是这些能意识到的痛苦，也往往只有在开始治疗后才能发现。而且人们还忽视了一点：只要冲突尚未解决，痛苦就无可避免，这完全无法靠意志力而改变。换言之，神经症患者并不是主动“需要痛苦”，而是他们不得不承受。但凡是神经症患者，其人格的崩坏都并非是自己故意为之，而是被动承受。正常情况下，人们会对左脸挨了一耳光后还送上右脸的举动感到羞耻，但出于对攻击倾向的恐惧，神经症患者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逼着自己接受类似的虐待。
神经症患者还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喜欢放大自己的痛苦和不幸。他们炫耀和展示自己的痛苦，可能是想借此吸引眼球，或求得别人的原谅，或无意识地借机达到利用他人的目的，也可能是对自我压抑的一种反弹式报复，想以这种方式惩罚别人。鉴于患者心中的理想化形象，痛苦很可能是他们达成某个目标的唯一手段。除此之外，患者还会给自己的痛苦找些蹩脚的原因，把痛苦归咎于外因，以制造出一种无辜的假象。尽管有时候他们可能承认自己的“过失”，并为此闷闷不乐，显得很痛苦，但他们真实的痛苦来源，则在于他们理想化形象与真实自我的断裂。
譬如，在一段感情关系结束后，患者总会觉得天塌地陷，并认为这是自己深情的表现，实际上他是无法忍受一个人的生活，内心因分裂而煎熬。之所以说患者的痛苦是虚假的，是因为他们常常把愤怒当成了痛苦。例如，一位女性因为恋人没有按时给她写信而痛苦不堪，而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其实是愤怒，因为她觉得自己理应事事顺心，哪怕遭遇一丁点的忽视和冷漠都是莫大的耻辱。在这里，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愤怒，更不愿承认愤怒背后的神经症倾向，于是只能体会着虚假的痛苦，并把痛苦反复强调，用以遮掩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虚假。通过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所有神经症患者都不会主动“需要痛苦”，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痛苦，只是以无意识的方式“捏造”出来的。
无意识虚假还会导致无意识自大，给患者带来损害。前面我说过，患者会把自己不具备或者只具备一丁点的特质，看作是自己已经完全拥有的，并且依仗这一点控制别人。所有的神经症中的狂妄自大，都是无意识的，患者察觉不到自己的要求是多么的无理。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去分析有意识自大与无意识自大，而是要弄清楚显而易见的自大与潜伏在谦虚背后的自大之间的区别。这两种自大的区别不在自大的程度，而在攻击性的强弱。在第一种自大中，一个人会理直气壮要求享受特权；而在第二种自大中，他会期待别人主动授予他特权，如果希望落空，就会深受伤害。两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缺乏真诚，不能在口头和心里承认人类，尤其是自己存在着局限性和缺陷。根据我的经验，他们都不希望听到自己有缺陷，也不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一点在潜伏性自大的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他宁肯因为过失而过度自责，也不愿承认“我所知甚少”。他宁肯认为自己粗心大意，也不愿承认，人不可能永远保持良好状态。判断某人是否有潜伏性自大，要看他在自责（包括随后的道歉）与愤怒（对于批评或藐视的不满）之间是否有明显的矛盾。因为过分谦虚的人会将这些感受掩饰起来，必须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才能发现这些“被伤害”的感受。这类人尽管表面上谦虚，会自嘲，会称赞别人，但内心很可能与明显自大的人一样苛刻，批评他人时不留余地，只有他人符合自己的理想标准才算完美，而这代表着，他无法尊重与接纳别人真实的个性，以及别人的差异性。
神经症患者还有一个问题涉及道德，那就是立场不坚定，并因此导致行为不确定。他常常会根据自己的主观需求对某人、某事和某种观点做出评断，然后选边站队，而不是依据客观事实。由于他的需求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很容易改变立场，结果就是，外界因素一旦改变，他的想法就会跟着改变。改变他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感情、地位、名气、权力和所谓的自由。无论是患者与其他个体的关系，还是与群体的关系，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他通常无法确定自己对别人的感受和看法，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都能让他的想法改变。而哪怕遭遇一丁点的失望、轻视，甚至只是他自认为的轻视，都能让他和别人恩断义绝。很小的困难，也能让他的热情马上消失，整个人变得无精打采。他的宗教、政见和学术观点，可能因为一场个人恩怨而改变。私下讨论时，他或许观点鲜明，但如果有权威人士或团体进行施压，他就会马上改变口径，他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已经变了，至于改变的原因就更搞不清了。
神经症患者对付这样的摇摆不定，采取的策略就是绝不第一个发表意见，他们会保持观望，这样就能随时倒向任何一边了。他会将自己的态度合理化，认为都是因为情况太复杂，或者觉得自己是为了维护公正。真正的公正，确实是一种宝贵的品质，而且，内心真正公正的人，确实有时会很难以抉择。但当“公正”变成理想化形象的一部分时，不仅会让人们的态度变得不再重要，还会让人以为自己是一个没有偏见的圣人。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将区别进行同质化，认为两种观点并不存在矛盾，或者认为针锋相对的双方都是正确的，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这是一种虚假的公正，会让患者无法透过现象看本质。
这一点在不同类型的患者身上，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在那些隔离型人格身上，因为他们和漩涡般的竞争与混乱的亲密关系，都保持着距离，所以无论是爱心还是野心，都无法撼动他们的立场，因此他们会表现得十分公正。不过，并非所有隔离型人格都有坚定的立场，他们有可能是厌恶参加争论，也可能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其实毫无立场，所以宁愿跟着别人去判断好与坏、有用与无用，而不是根据自己坚定的信念。
而攻击型人格，则推翻了我关于“神经症难以有自己的意见”的观点，他们会强有力地捍卫自己的主张，并且非常固执己见，当他们认定自己是正确的时候，表现尤为明显。然而这样的表象其实是有欺骗性的，因为这类人并不笃定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是为了固执而固执。他们的观点通常都很刻板盲目，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观点压制住自己内心的疑虑。尽管如此，这类患者的观点也并非不能改变，会因为权力或成就的诱惑而松动。其可靠程度，取决于他们对名望和权力的渴求程度。
神经症对于责任的态度，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责任的含义实在太广泛，它可以指人们出于良心而尽职尽责履行义务。神经症特定的性格结构，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够负责。因此，在不同的神经症中，责任的表现也不同。对一些人来说，只要自己的行为对他人产生了影响，自己就要对此负责，但这也许只是个托词，好为自己支配别人找个理由。如果认为负责就意味着必须受到责备，那么这种负责很可能是种愤怒的情绪，这与真正的责任毫不相关，纯粹是患者因为自己不符合理想化形象而心生愤懑。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为自己负责意味着什么，就能明白神经症患者为什么会在这方面如此困难。
首先，那等于必须向自己和他人坦诚交代，自己的目的是什么，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并且承担这一切带来的后果。而这无疑和那些欺骗与推卸责任的行为正好相反。也正因此，想让神经症患者对自己负责，真的是个难题，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为什么要做，而且对于真相总是故意逃避。所以，他们会找各种借口推卸责任，比如否认、健忘、疏忽、错误解读或者是搞混了。他们总是会把自己刨除在错误之外，或者干脆认为自己没错，他们会认为错误是妻子、同事或治疗师造成的。除此以外，在理想化形象中，他们是无所不能的，自然不需要为任何结果负责，甚至连后果是什么都看不清。由于这种理想化形象导致的“全能感”，又衍生出来一种新的逃避责任的理由：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不用负任何责任。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并非无所不能，必须为后果负责时，他们的幻想就会被击碎。最后还有一种情况，神经症患者的思维中好像只有两个词——“错误”和“惩罚”，一切思维活动似乎都围绕着这两个词而展开，即他们仿佛有一种天生的缺陷——无法用因果关系进行思考。当治疗师引导患者去面对自己的冲突和带来的后果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治疗师在谴责他们。除了在心理治疗时，其他情景中他们也会经常感觉自己像罪犯一样，活在别人的怀疑和攻击之下，他们随时准备开始一场反击。其实，这是患者将自己的内心活动外化了。他们自己的理想化形象，让他们认定是别人在怀疑他们、攻击他们，这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和戒备森严，一旦被外化后，他们就不可能在涉及自己的问题上做到考虑因果。但如果问题和自己无关，他们处理起来也能像别人一样尊重事实。比如，如果天上下雨，他们是不会去把弄湿地面的原因怪在别人身上的，而是会接受这样的偶然联系。
我们说的承担责任，意味着能够坚决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且愿意在我们的行为和决定被证明有错时，承担下全部后果。然而，当一个人的判断力因为内心冲突而分裂时，是很难做到负责的。由于在内心的所有冲突倾向中，并没有任何一种是他真正渴望或坚信的东西，他又怎么可能为了捍卫其中的一种挺身而出？患者愿意捍卫的只有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可理想化形象是不容有错的，又怎么会为其负责呢。因此，如果他感觉是自己错了，他会把责任怪罪到别人身上，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继续假装自己正确无误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举个易懂的例子。
某个领导者希望自己拥有最高的权力和声望。他希望不在场时，众人什么抉择都做不了，什么事都干不成；他认为自己是最棒的行家，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在某方面业务精熟的人，也不会比他更能担此重任。他不希望他的同事和下属认为他们是重要的，或者是正在变得重要。他坚信是因为自己太忙，分身乏术，才让目标没能达成。然而这位领导者还想做个老好人，他不仅想控制他人，还想服从他人。因为冲突无法解决，他出现了我们之前描述过的一切症状：懈怠、困倦、犹豫、拖沓，这些症状让他无法安排自己的时间。他认为遵守约定是种让人窒息的约束，他喜欢不动声色地让别人等待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做了很多并非必须要做的事。最后，他希望在家中自己也能成为典范，而这自然又要花费他很多时间和精力。由于他对自己的毛病视若无睹，所以当他领导的团体出现问题时，他会将责任怪到其他人员身上，或说是外在环境阻碍了自己的发挥。
问题在于，他到底能为他人格中的哪一部分负责呢？为他的支配倾向，还是为他的服从倾向？实际上，他对这两种倾向都一无所知，并且因为两种倾向都会让他不由自主，所以即使他意识到了有两种倾向的存在，也无法做出选择。与此同时，他的理想化形象只允许他看到自己诸如满怀理想、能力无限这样的优点，对其他的则视而不见，选择性失明。所以，让他对冲突产生的结果负责，就等于让他把一直精心掩饰的、自欺欺人的东西都暴露给了别人。
神经症患者在无意识中，是不愿意对自己的行为及后果负责的。哪怕后果已经很明显了，他也能假装没看见。他因为无法消除自己内心的冲突，于是也会在无意识中固执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所以即使面对冲突也没关系。至于后果，他认为那是其他人该考虑的事，和自己没有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不断回避对因果关系的认知。如果他愿意在这些问题上敞开心扉，会发现自己能从中获得巨大的益处，而此刻这些问题则成了证据，证明他的生活方式存在问题，虽然他对此展开了无意识的极力狡辩与应对，但也改变不了我们必须受到生活法则约束的现实——无论是在精神世界中，还是对于我们的身体。神经症患者只能看到或隐隐感觉到责任消极的一面，因此对于责任的整体，很难产生兴趣。尽管他在一开始并未看到，但日后迟早会明白：正是自己对于责任问题的回避，阻碍了他实现独立的热切愿望。他以为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能让自己保持独立性，然而承担责任，实际上才是获得内心自由的必备条件。
患者会在以下三种方法中任选其一，以避免发现自己的问题，并否认内心冲突是痛苦的来源。而通常患者会三管齐下。
第一种是外化作用，患者会将一切外部事物，都当成自己痛苦的原因，比如食物、天气、健康、父母、伴侣、宿命等。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个无辜者，自己根本就没犯错，是因为命运不公才会让自己祸事临头，这些不公包括：感冒、生病、衰老、夫妻不和、亲子问题、得不到上司和同事的赞赏、面对死亡等等，简直太不公平了。这种想法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会让原本的错误加倍，因为它不仅对自己的责任视而不见，推脱得干干净净，同时，也看不见那些不应该由他负责，却会对他的生活产生影响的因素。
第二种是以自我为中心，切断与别人的联系。这是隔离型人格最喜欢用的一种策略，他们只关注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这使他们不会把自己看成是大链条上的一个小环节。他们认为自己在某时某地收获的好处是理所应当的，不愿将自己和别人联系起来，认为那些所有祸事都不该和自己扯上瓜葛。
第三种办法，是拒不承认因果关系。比如，如果患者感受到了抑郁与恐惧，会认为这些感受是从天而降。在他们看来，不好的结果是偶然事件，与自己无关，更不是自己的言行造成的。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心理学不了解，或者是不懂得自我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临床治疗时，患者会极力否认任何的关联可能，即便是探讨一下都很排斥。他们要么是不相信存在因果关系，要么就是装没看到，要不然，就是认为治疗师是为了自己的脸面，而将责任推到自己身上，并不是真想帮他们解决问题。因此，即便患者知道自己懈怠的原因，也会拒不承认由此造成的后果：他们的懈怠不仅让治疗师无法正常推进工作，也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举步维艰。即使患者发现了自己的抗拒倾向，也不会将自己与人争执，和别人不喜欢自己的原因联系到这上面。他们会认为，内心的问题和生活中的麻烦是互不影响的两回事，他们用区隔化将内心的冲突和冲突的影响分隔开来，而这种分隔产生了一种后果：整体事物被分裂，人们只看局部，无视全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因为患者大多会将抗拒倾向及其不良影响掩盖起来，所以他们所否认的倾向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有时连治疗师都很容易忽视掉。在治疗师的眼中，这种因果关系是很容易辨识出来的，而这也是治疗师的意义所在。如果患者没能意识到自己无视后果的现状，没搞清自己为什么这么做，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明白自己是如何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在临床分析中，最有力的治疗方式，就是引导患者看到后果的存在，让他们懂得，只有勇敢直面这一切，从内心进行改变，才能重新获得自由。
有人认为，身为治疗师，只关心患者的疾病和治疗就足矣，至于他们的道德如何，不是治疗师应该关注的范畴。然而，如果神经症患者连对自己的虚假、自私、自大、推卸责任等这些行为都不敢负责，他们难道还能建立起自己的道德体系？有人曾说，弗洛伊德的卓越功绩之一，就是抛弃了“道德”因素，然而在这里，我却再次召唤道德的归来。
这种摒弃道德的观点，曾被认为是科学态度，然而他的科学从何谈起？我们能够真正排除对人类行为的是非判断吗？当分析师决定什么需要分析，什么又不需要分析的时候，难道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判断标准？如果判断的基础是过分主观或过分循规蹈矩，那么判断本身就存在了弊端。譬如，一位治疗师也许会认为男性花天酒地是正常的，而女性如果有绯闻，则要严肃分析；或者，如果治疗师个人认为纵欲放荡的生活是正常的，反而认为忠诚的男女该作为病例。事实上，判断分析什么，不分析什么，应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发挥作用的是患者的态度，以及态度产生的影响是不是阻碍了他的发展，扰乱了他的人际关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证明患者态度存在错误，应该进行分析。治疗师应该明确地向患者说明自己做出判断的理由，帮患者建立接受治疗的信心。
最后我想说，治疗师那种摒弃道德的观点，其实和患者思维中的错误如出一辙。即认为道德判断不会相同，每个人的道德判断都有差异，因此没有对错之分。然而却没看到，道德观是事实与结果相结合的产物。就拿神经症中的“自大”为例子吧，无论患者要不要为此负责，它确实存在。治疗师之所以认为自大问题是患者应该认识并攻克的问题，就是因为治疗师自己从学生阶段开始，就知道自大傲慢是缺点，而谦卑是美德，他的判断标准不正出自于此吗？也可能，治疗师的判断标准，是因为在他看来自大是对事实的背离，即使患者不对自大本身负责，也要对因为自大而产生的不良后果负责。而后果就在于，自大会阻碍患者正确认识自己，阻碍他获得正常的发展。此外，自大的人通常会不公正地对待别人，而自己也会被这种行为反噬──比如时常与别人发生矛盾，与别人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些都会让患者在神经症的沼泽中难以自拔。因为患者的一部分道德观来自他的神经症，又反过来加剧了神经症的发展，所以治疗师其实没有选择，必须对患者的道德问题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