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1628）的逆案定谳那天，跪在朝堂受审的阉党名单拉得很长：崔呈秀、顾秉谦、冯铨、阮大铖——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左都御史，一个比一个官大。名字按官衔排下去，能写满一整页纸。可笑的是，这份名单里真正的太监没几个。爬得最高的那几位，全是进士出身的读书人。
天启四年（1624），崔呈秀还是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巡按淮扬期间，他贪赃事发，被东林党人高攀龙弹劾，革职候勘。按程序，他该收拾包袱回乡听参。
然而，崔呈秀没回乡。这个人连夜跑到魏忠贤府上，叩头乞哀，认了干爹。
拜完干爹，崔呈秀的命运急转直上。先是被起复原官，接着升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位列阉党"五虎"之首。母死不去奔丧，亲娘的丧事比不上自己的官位，被时人骂作"夺情视事"。弟弟崔凝秀塞进浙江总兵、女婿张元芳塞进吏部、妾弟萧惟中（一个戏子）塞进密云参将，一家子全攀在这条利益链上分肥。
阉党的"阉"字从此不按官职定，按姓氏认人。顾秉谦，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进士，做过内阁首辅；阮大铖是戏曲家出身，做过光禄卿；冯铨，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做过东阁大学士。这批人才是阉党的核心。魏忠贤本人反倒不识字，杨涟弹劾他的奏章送到面前，他当场哆嗦得差点接不住——这样一个被文官牵着鼻子走的人，怎么就成了"宦官集团"的头目？
攀附魏忠贤能换来官位、家族利益、一整条上面分肥的链子，那攀附就是理所应当。这是利益集团的活法，不是什么忠君体国。
阉党这条线看清了，轮到东林。东林书院门槛不低——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这些主讲都考中进士、做过京官，按理说眼界不该局限在地方。可他们落到钱上的主张，全都指向一个方向。东林的经济账：减的是江南的税。
高攀龙在《罢商税揭》里写的头一句话就是"商税之失人心，倍蓗于加派"——商税的失人心按天算，加派的失人心按年算，两害相权商税更要命。顺着这条线再看赵南星，他把商人从"末业"提到"本业"，喊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李应升换一种方式替商人说话，主张"曲体商人，为商为国"。三个人的主张各有侧重，叠在一起是一整套——减税率、改地位、定立场，都指向江南一整片商业的减负。
为什么这么有把握？翻开这一批人的家族背景就明白了：顾宪成是无锡顾氏，高攀龙是无锡高氏，赵南星虽祖籍真定府，任上推动的政策也都系在江南。三家的财路，全系在丝织、棉纺、盐业、漕运这几桩命脉上。东林反对万历年间派到各地的矿监税使，反的就是朝廷伸手到江南的口袋里。
这套主张落到现实里代价不低——东林把持朝政的万历后期到天启前期，江南商税确实减了，可辽东要用钱、陕西要赈灾、朝廷要养兵，钱从哪儿来？崇祯朝接着加派辽饷，再加剿饷（1637）、练饷（1639），全压在农业税上。西北农民被推到绝路上，1627年陕西王二起义爆发——这一年是天启七年，魏忠贤还没死呢。
但东林不能一竿子打死。杨涟、左光斗被魏忠贤下诏狱活活打死，是殉道的义士；赵南星被削籍为民，也是直臣。给整个东林贴一个"江南士绅"的标签，也不是特别准确。
两党争的，归根到底不是治国方略，是一本账。
阉党任上欠下的债不小——天启五年（1625）宁远兵变就是欠饷闹的；陕西王二起义爆发在天启七年（1627），阉党权势最盛的时候。修三大殿、修生祠、给崔呈秀一家子塞官位，全是这条利益链上的活儿。账本上欠的窟窿，崇祯接过来的时候已经填不上。
东林上台后，党争换个马甲继续：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九个首辅、杀了七个总督，可财政一年紧过一年，西北的农民军一年多过一年。
把王朝当自家账本算的利益集团，换谁坐庄都一样。杀一拨人没用——阉党倒台扶起东林，东林垮台还有下一个利益集团填上来。账本是王朝的，账本上的数字是各方势力自家的。明朝最后五十年的死结，不在谁赢了，而在每一个上台的人都在算自家的账。
参考史料：
《明史》
《明史纪事本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