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经济学中一些新理论的评析

一个比较显然的事实是，经济学中的一些前沿理论是层出不穷的，如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产生的一些理论有：行为经济学（在90年代中，雷宾[16]  等作了一定的贡献，塞勒[17]  等研究了个人的有限度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转轨经济学、公司金融学（詹森和梅克林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18]  ——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股权和债权的分配问题，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信息经济学（阿克尔洛夫[19] 关于“次品市场”的论文 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史宾斯[20]  等亦有贡献）等，这些理论自然受到了经济学界的很大关注 。但是，我觉得这些理论都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首先，这些理论（部分是数学性的，部分是经济理论性的，也有些是数学与经济理论的融合）都缺少深厚的内涵，与上述几位大师的著作相比，这些理论都不具备广阔的原创性，它们大多只是有一些局部性的新思想，即这些理论都缺少深厚的基础；其二，我不认为这些理论能经得起长时间的检验，随着时间的流逝（30年或50年），这些理论都会被人们逐渐遗忘（正如20世纪上半叶很流行的一些理论也都被人们遗忘了），即使不被遗忘，它们恐怕也只能成为学术的支流，而能存留下来的只有马歇尔、凯恩斯、萨缪尔森、熊彼特、奈特、诺斯、哈耶克、弗里德曼、阿罗、费雪等大师们的著作和理论，而这些大师们的著作200年之后还是仍然会被人不断阅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显然的事实。简言之，在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社科领域中，一本著作能否在200年以后仍然会被人不断阅读是检验它的学术价值的很好标准。（应该说，这类著作其实还是较多的；当然，如第（一）节所指出，经济学的经验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因而，能否传世只是衡量学术著作的价值的其中一个重要标准，但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另一方面，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前沿理论还是有一定的原创性的，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它们也扩展了经济学的总体内涵；大体来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些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会被逐渐整合入经济学的总体体系中，成为其中的支流。                    

 （五）经济学与数学、政治学的比较                                                                      

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与数学和政治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较为系统地讨论一下现代经济学与数学、政治学之间的异同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经济学总体特点的理解。                                                                        

由于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大量运用以及经济知识的广博性、抽象性，导致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很多学生和学者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课程中的很多知识掌握得不够透彻；如宏观经济学自然会讲授货币现象，其中包含不少的数学式、图像式推导和经济思想，但是甚至讲授这部分知识的教师掌握得都半懂不懂，原因大概有两个：首先，虽然其中的数学推导比较简单，但也涉及到微积分等课程，而且这些数学推导非常得多，与之相关的图像分析也非常得多，因而，透彻地理解这些大量的数学推导、图像分析其实需要比较深厚的数学功底（至少需要对微积分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其次，除了数学之外，这些课程中的经济学思想其实也有些抽象，而且这些经济思想也非常得多，因而不容易掌握，同时，这些课程中单是一个知识点也往往牵涉到货币、收入、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等很多有所联系的经济学思想，由于这些知识的复杂性、抽象性和广博性，也导致这些教师的理解不够系统、清楚和透彻，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只是理解了其中零零碎碎的部分信息。总之，数学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很复杂的影响，然而，反过来，经济学对数学研究则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在讨论了经济学与数学间的关系以后，我们想探讨一下经济学与政治学间的基本异同。如我们所指出，经济学的研究大体可区分为经济、数学和理论三个不同的层次，而政治学的研究则可以区分为经验和理论两个基本层次。其中，政治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不同的方向：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就前者而言，20世纪的著名政治学家，如萨托利、林茨、阿尔蒙德、达尔、巴林顿•摩尔等都属于政治科学类的研究方式，就后者而言，罗尔斯、诺齐克、查尔斯•泰勒、德沃金、西季威克等重要学者则属于政治哲学类的研究方式（当然，这两个方向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二者间也存在着活跃的思想交流）；整体而言，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这两个方向都在欣欣向荣地不断发展。同时，政治学的经验研究则有美国政治研究、欧洲政治研究等很多不同的领域，它们研究的范围也很广泛，涉及到基层民主、社区管理、地区政治、外交关系等许多问题。

总的来讲，政治学与经济学间的差别可以区分为下述两个方面：1由于政治学没有数学的大量使用，因而，政治学的研究没有经济学这样错综复杂、轮廓模糊，它的学科结构要更为清晰、有序一些；而由于现代经济学中的经验、数学、理论三个部分的互相缠绕（如经验可以引导出新的数学模型，而理论也可以引导出新的数学模型），造成了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一定程度的复杂性。2由于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属于商业、经济事物的范畴，因而，人们对经济学往往抱有一定的功利主义的期待，即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认为经济学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而人们对政治学则不会抱有类似的心理期望。

通过本部分的阐述，我们能意识到经济学与数学、政治学在很多方面的联系与差异，由于经济学的研究要受到这两个学科的不断影响，而且，经济学与这两个学科间的相互关系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因而，我们认为本部分的系统分析有一定的内在价值。

（六）经济学的发展与经验、数学、理论三部分的交叉作用

在本文的前三部分，我们分别考察了经济学中的经验、数学与理论三个主要部分的基本内涵，现在，我们想分析一下在实际的经济学研究中这三个广阔的部分交叉在一起之后所产生的综合效应。下面我们以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特征为切入点来开始我们的相关分析。

首先，就经验而言，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自然懂得很多的经验，如前所述，他的巨著《美国货币史》即包含了极多的经济事实；而哈耶克虽然是持经验主义观点的学者，但通过阅读他的著作我们能大体了解他懂得实际经验其实并不多，他真正熟悉的主要是很多的理论书籍，他曾表示学者进入政治领域是有腐蚀性的，会使学者们堕落，这显然表示他对实际的经济运行没有太多兴趣；而对萨缪尔森来说，他最为了解的主要是数学，因而，他对实际的经济经验的了解也不够多。

其次，就数学而言，萨缪尔森的数学功底和数学创造能力在现代经济学家中自然是最好的，在他硕果累累的学术生涯中，他建构了大量的重要数学模型；马歇尔的数学功底也很好的，因为正是他将微积分等工具系统地引入了经济学，从而开始了经济学的数学化过程，在大学本科期间，他在数学上下过很大的功夫，接受过系统的训练，在《经济学原理》的附录和注释部分里，包含了很多的数学推导和复杂的图表；弗里德曼也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但可能称不上很好，在Rutgers大学读本科期间，他最早读的是数学系，但是由于成绩平平，因而转到了其他系，他的本科学位是文学学士，在《消费函数理论》（1957）这一著作中，他建立了一些数学模型，但是：1不是太多，2不是很复杂，当然，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也建立了一些重要的数学模型，因而，他有一定的数学功底（弗里德曼在统计学中也有较高的造诣，他能发展一些统计方法来处理复杂的数据，当然，如所周知，真正高深的统计学研究需要以实变函数和概率论为基础）；而哈耶克则对数学很不信任，他曾写过《科学的反革命》一书，在书中他非常反对经济学里科学方法和数学模型的运用，就数学功底来说，他即使对微积分恐怕也掌握得不够好，因而，他自然理解不了一般均衡模型或者萨缪尔森的很多经济模型；诺斯的数学功底可能也有一定的限度，例如，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虽然也用到了一些统计分析，但这些分析是较为简单的，并不是很复杂，至多只是微积分中的简单部分，我觉得诺斯真正了解的是许多理论和经济史中的大量知识；最后，奈特、熊彼特等人的数学大概也不是太好。总之，经济学家中大概有相当比例的学者数学功底都不是太好，所以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现代数学其实有较高的门槛，即使熟练掌握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这两个基本的课程其实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当然，一些学者们的数学功底存在一定缺陷并不会妨碍他们做出第一流的杰出研究，原因大概有两点：首先，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的范围都非常广阔，因而，有足够多的好问题可供研究；其次，使用一些简单的数学建模来分析经验和理论其实也能得到很多重要的结论。

最后，就理论而言，萨缪尔森自然写不出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1954）这样的理论性巨著，因为他的知识结构主要集中在数学方面；而如第（三）部分所分析的，奈特、诺斯、哈耶克、熊彼特等经济学家虽然都具有理论深度，但他们的研究风格仍有相当的差异。与此同时，与奈特、熊彼特等专注于深层理论的学者们不同，弗里德曼所做的理论研究则包含很多的现实经验成分，他的研究大概介于理论与经验之间（同时掺入了部分数学），因而他的理论深度略逊于奈特等学者，因为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理论性的经济学家。  

在以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在经验、数学、理论三个方面的相关造诣作为个案进行了一定分析之后，现在我们想整体地探究经济学界的深层研究趋向；而如果我们考察20世纪经济学的总体进展，会发现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研究方向：首先，其中的有些发展是数学性的，如赫尔维茨、萨金特等人所发展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及索洛、卢卡斯等人所开辟的经济增长模型；其中，数学性的进展又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使用浅显的数学得到的结论，如宏观经济学中的IS-LM模型；二是使用高深的数学才得到的创新，如赫尔维茨等人发展的理性预期学派；其次，有些是理论性的创新，如诺斯的新经济史，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派等；最后，也存在一些综合性的研究进展，如凯恩斯的货币与需求理论大致介于理论与数学之间，阿罗、阿玛蒂亚·森等人所发展的社会选择理论也介于理论与数学之间，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派则介于经验与理论之间；总之，在二十世纪经济学的广阔进展中，有些是数学性的进展，有些是理论性的进展，还有些则是数学、理论的交叉进展或者经验、理论的交叉进展亦或数学、经验的交叉进展。概言之，20世纪经济学的发展虽然花团锦簇、宽广丰富，但我们还是能大体观察到一些主要的基本趋势。       

（七）重要经济学家的思想及相关思想的接受、认知程度

如上文所说，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由重要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因为这些重要的经济学家都提出了意义深远的学术理论，如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阿罗的一般均衡理论和不可能性定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或者诺斯的新经济史等，显然，这些理论在经济学界中都是脍炙人口的；而这些理论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主要原因自然在于这些理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都刻画了我们所生存其中的周围世界的一些重大特征，因而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总之，这些理论都有坚实的基础。

但是，我觉得过度夸大这些理论的影响也是不很妥当的；譬如，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它能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那显然也是不妥的，因为它所阐明的自然只是经济领域的一部分事实；在此，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数学界中的类似例子，例如，黎曼所开创的几何学理论和复变函数论当然是高度重要的，但是，这些理论也只是整个数学领域的一小部分，它们自然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数学问题。因而，这些重要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有两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都非常重要，有着很广泛和深刻的解释力；第二，由于经济现象是包罗万象、极度复杂的，因而任何一个重要的理论毕竟也有自己的局限，它们只能解释一部分经济和社会事实，即对一些理论过度重视和过度阐释，进而片面地夸大它们的解释力也是不够明智和审慎的。我觉得只有同时理解了这两个基本的特征，我们才能对很多经济理论形成合理的认识；并且，如果我们将一些重要的理论作为综合工具来使用，同时运用许多的重要理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事实，那么我们可能会得到很多更为成熟、睿智的认识。

与此同时，重要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思想是一个方面，而学术界对他们思想的总体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则是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一些伟大经济学家的思想理论的理解都存在两个普遍的基本缺陷：零碎、片面和肤浅。

首先，以杰出的经济学家科斯为例，他最为知名的贡献自然是独创性的交易成本理论，由此他也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是，我们认为，很多经济学者对他的理解往往失于肤浅；由于他的部分学术精华反映在他的最重要的两篇论文中，即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和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因而下面我们就以《企业的本质》一文对科斯的思想及在学术界的总体接受、认知情况做些分析。

从这篇经典性的文章中，我们大概能体会到以下三点：首先，科斯的思想是非常丰富、深刻的，从该文繁复的文献征引中（这些引用自然需要注明页码、版次等），我们能了解到科斯的阅读和思考范围确实非常广泛，这也是他的学术原创性的基石；其次，如果科斯只是发现了交易费用这个一般概念，而不能阐明三种主要的交易费用，那么他的论文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此后，诺斯等人将交易成本的概念创造性地应用到经济史领域，赋予了这个抽象的概念以实质性的内涵，连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也进一步扩大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影响力），即对于学术文章来说，只有一些单薄的原创性观念是不够的，它必须要有很深厚的内涵；第三，该论文的性质是原创性和基本性的，这与我们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我们的不少学者的论文只是在陈述大部分人都比较了解的普通事实，另一方面，即使一些学者的文章的内容有些原创性，但由于不够原理性，因而只是有暂时性的意义，自然也不太可能有很大的学术重要性。总之，我们的不少经济学者对科斯的这些论文的问题意识、理论内涵等的理解都是不够深入的，他们的认识中包含很多的人云亦云的成分。

再如，当人们提起弗里德曼时，很多人大概只会想到他的货币主义观点，即政府需要控制货币数量，这样就能控制住通货膨胀，但是他们恐怕并不是很了解弗里德曼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弗里德曼的此一观点来源于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在此，M表示一定时期流通中货币的平均数量，V表示一定时期单位货币的平均周转次数即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商品和劳务价格的加权平均数，T代表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数量；由于V是由社会制度和习惯等因素决定的，所以长期内比较稳定，可以视为常数；在充分就业条件下T相对产出水平保持固定的比例，也是大体稳定的，也可以视为常数；因而，交易方程式就转变为货币数量论，即价格水平P仅取决于货币数量M的变动，当M变动时，P作同比例的变动，显然，这些分析直接导出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观点；同时，关于弗里德曼的货币观点，很多人恐怕也并不是很熟悉他的货币需求函数：Md/P=f(Y,w,Rm,Rb,Re,gP,u)[25] 。与此同时，弗里德曼至少还做出了另外两项重要的贡献：其一是消费函数理论，即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他认为个人的需求、消费并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由于个人的消费欲望是无限的，因而，收入的提高并不会降低人们的消费需求；其二是自然律假说（1968年与菲尔普斯同时提出），即弗里德曼认为即使在经济充分发展、就业职位充足的情况中，也会存在一定的失业率，这些失业率是由于招聘职位的薪资过低、自愿选择的失业以及辞掉原有工作而寻找新工作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即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社会内的失业率也不会是0，也存在自然失业率。总之，很多人对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的理解也不够全面和清晰。

第三，以另一位经济学家哈耶克为例，人们对哈耶克的认识也大多停留在他坚持自由市场、反对计划经济这一点上，而哈耶克的总体思想体系当然要比这种简化的认识复杂、深刻得多；例如，哈耶克对分散知识的强调是广为人知和被普遍接受的，但是他的这一观点其实是建立在个人行动的不可预知性、新思想产生的不可预见性和社会自发进化过程中的广阔原创性这三个方面的基础之上的，而很多人对此的理解则较为肤浅，因而很多学者对哈耶克的理解往往不够深入、系统，如历史学家林毓生所写道的：“哈耶克每出一书，许多报章杂志接着便出现了不同的赞誉和批评。可是，事实上，许多书评的作者并未彻底了解他的论旨。举例言之，笔者数年前读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在《政治评论》所写的关于《科学的反革命》的书评时，就觉得他说了半天，到头来却实在没有懂得哈耶克书中主要的意思。弗里德里希是相当有地位的学者，尚且如此，等而下之，就不必说了。又例如哈耶克的大著，《自由宪章》出版以后，英国许多学者合写的读书报告······其中有几篇很精彩，但有几篇对哈耶克立言的主旨却没有深切的了解。”[26]显然，林先生所描述的情况既出现在一些学者对哈耶克的总体理解上，也出现在部分学者对其他重要的经济学家们的整体理解之中。

第四，经济学者们对重要的经济学家阿罗的认知程度则出现了另外的一些特征；由于阿罗的数学能力非常好，因而，他的论文和著作中使用了大量的数学，这自然使得人们对他的深入理解出现了较大的困难。当人们提起阿罗时，自然会想到他的一般均衡理论和不可能性定理；但是，这些模型都非常复杂：首先，它们的前提即比较复杂，涉及到很多的经济学假定；其次，它们的推导过程也很曲折繁复，牵涉到很多其他的相关定理；因而，这些定理其实都有很丰富的内容，同时，它们背后还有着更广阔的整体理论（如社会选择理论），是这些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很多经济学者对阿罗的一般均衡理论和不可能定理的理解也往往比较零碎、肤浅和笼统。

总之，通过对科斯、弗里德曼、哈耶克和阿罗这四位重要经济学家的分析，我们能意识到其实经济学界对他们的理解往往是较为零碎而笼统的；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这些杰出学者非常熟悉，他们也常常把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挂在口头，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解其实比较笼统，不够条理而深入。容易理解，很多学者对诺斯、熊彼特等经济学家的理解恐怕也存在这一基本的问题；简言之，杰出的经济学家们的确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并且写出了重要的著作，但是，人们对这些观点和著作的理解常常不够深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大概是有意义的提醒。

（八）经济学的基本价值

在上文对经济学的方法论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讨论之后，在本文的最后部分，对经济学的内在价值与意义等方面进行一些分析是有价值的。如所周知，人文社科类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价值：解释事实，预测事实和改变（指导）事实，那么，经济学具备这三重价值吗？

首先，在理论的多种价值中，解释事实自然是最基本的；而且经济学家们也大多以解释事实自期，如马歇尔领导的剑桥学派即以解释世事为指导原则。我想很多学者恐怕也都认为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基本使命即在于解释复杂的现实生活：由于现实生活是混乱、广阔的，因而，需要思想界对它进行梳理、分析，整理成为有秩序的认识，并且分析它们的深层成因；这样的学术工作一方面会有助于社会各个领域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经济、政治等领域内的从业者的实际工作。当然，由于我们生存其中的现实世界是包罗万象、极度复杂的，因而，对它进行全面、合理的解释自然并不容易；由于在复杂的现实中各种因素往往相互关联，而经济学家的考虑有时会忽略其他的重要因素，导致经济学家们运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事实时常常出现片面性。下面即是几个适当的例子。

在分析了两个经典的经济理论的解释力之后，现在我们想分析一个著名的经济模型的解释力，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首先，它的基本形式是：

Y=A(t)L^α K^βμ

式中Y是工业总产值，A(t)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K是投入的资本，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 , 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是随机干扰的影响，μ≤1 。从这个模型可以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

根据α和β的组合情况，它有如下的三种类型：

(1) α+β>1，称为递增报酬型，表明按现有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有利的。

(2)α+β<1，称为递减报酬型，表明按现有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是得不偿失的。

(3)α+β=1，称为不变报酬型，表明生产效率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只有提高技术水平，才会提高经济效益。[28] 

总的来讲，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农业、工业等方面与很多的经济数据较为符合，因而，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由于它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因而，它与另外的很多经验数据之间则存在着很大的误差，所以出现了对它的许多批评，其中主要的质疑有两点：其一，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α和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β在这个模型中是按常值假定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和资本产出弹性系数这两个参数显然都在不断地变化；其二，这个模型只考虑了工业产值与劳动、资本两个要素的关系，而忽视了技术、管理等重要的层面，这自然也是很不妥的，因为技术对生产的影响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总之，结合多方面的事实以及上述的几个经典的例子，我们能体会到经济学的理论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有时也有片面的地方，这两个方面无疑都是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特征。

其次，在考察了经济学的解释功能以后，我们自然需要考察经济学的预测功能，关于经济学预测事实的能力，某些经济学家认为自己能预测未来经济的精确走势，我觉得这是不够理性的行为。

与此同时，对于预测一个国家或某一行业的总体经济状况来说，显然，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总体而言，如果我们掌握着广博的经验和大量的信息，那么我们大概能在一定程度上估测出大体的方向，而这些总体预测与特定学者的知识结构、经验范围、思维能力等自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即对宏观经济预测的准确程度与相关学者的总体知识、经验、思想积累和综合能力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三，我们也需要考察经济学的改变（指导）事实的功能。总的来讲，经济学家改变（指导）现实的能力至少存在两个很大的障碍：其一，关于很多经济问题，不同经济学家的看法往往会不同；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如果给100个经济学家提问同一个问题，他们会给出101个答案，这句话虽然是笑谈，但也说明了部分事实，即经济学家们对很多问题的判断都很不相同；例如，关于中国央行应该实行加息政策还是减息政策，学者们就会众说纷纭；而意见的不一致当然削弱了经济学者们的意见力度。其二，经济学家掌握的经济知识未必比普通民众多出很多，由于很多经济学家沉迷于理论探究，因而他们懂得的实际经济信息可能并没有普通民众多，如部分经济学家就不熟悉白菜、豆腐、土豆、芹菜、茄子、豆芽等日常食物的价格这类很普通的事实，这自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总之，经济学的指导（改变）现实的功能大致体现在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两个层面。

[1]参见《美国货币史》，第2章，2.2节，“货币、收入、价格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

[3]同上书，第一章“公司治理”，1.1节，第7条，页34，在这里，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汽车赛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也最具声望的汽车赛。

[4] 本部分的讨论可参看范里安著《高级微观经济学》，第1章

[5]瓦尔拉斯法则有如下的内涵：对每个主体i,令Ei是他的初始禀赋，xi是他的马歇尔需求函数，给定一个价格向量p, 消费者i 的收入是p·Ei，因而，他的需求是xi(p,p·Ei)。

此时的超额需求函数是  z(p)=  (p,p·Ei)-Ei

瓦尔拉斯法则能够被表述为： p· z(p)=0

证明如下：由定义知，超额需求为

p· z(p)= p·xi(p，p·Ei)-p·Ei

在预算约束的前提下，马歇尔需求是一组消费实现了最大化的主体的效用，因而这里的预算约束满足：

p·xi=p·Ei.

因此，上述加和之中的所有项都是0；因而，项本身也是0。

[6]而集合是有限的情形，M(S,R)一定非空，参考下面的引理1.b

[7]本部分的内容可参看阿玛蒂亚·森著《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第1* 章“偏好关系”

[8]参看《经济学原理（下）》，第五篇，第八章，第4节，页109，商务印书馆

[9]参见《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第11章，页23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同上书，页237

[11]同上书，第11章，页230

[12]参见《致命的自负》，第三章，“贸易使世界居住密度的增加成为可能”一节，页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哈耶克在此章中主要探讨了自发的文明秩序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扩展的过程

[13]《经济发展理论》，第六章，页237、238，商务印书馆，1991年

[14]同上书，第六章，第1节，页241、242

[15]参见《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0章“封建主义的兴衰”，第3节，页151，三联书店，1994年

[16]Rabin,Matthew.”Psychology and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s Literature. 36(1), pp.11-46, March 1998

[17]Thaler,Richard. The Winner’s Curse: Paradoxes and Anomalies of Economic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18]Jensen, Michael and William H.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4), pp.305-360, October 1976.

[19]Akerlof, George.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3),pp.488-500, August 1970.

[20]Spence, Michael.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7(3), pp.355-374, August 1973

[21]本段的论述受到了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的强烈启发，特此致谢；关于这些经济学的新领域的若干分析可参看该文中比较详细的阐释。

[22]具体的复杂分析可参考拙文《论本科阶段的理工科教育》

[23]《企业的本质》第1部分

[24]同上论文，第2部分

[25]其中，Md代表名义货币需求量，P代表物价水平，Y代表名义恒久性收入，W表示非人力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Rm表示货币的预期名义收益率，Rb代表债券的预期收益率，Re代表股票的预期收益率，gP代表物价水平的预期变动率，也就是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u表示影响货币需求的相关因素，w,u,Md三者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弗里德曼认为这一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稳定性，因为影响货币需求与货币收入的因素相互独立，而且其中的一些变量也有相对的稳定性。

[26]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的论文《哈耶克教授》，页332，三联书店，1994年

[27]参见《西方世界的兴起》，第八章，第三节

[28]考虑到柯布-道格拉斯技术是一个过于简单的模型，因而，出现了对它的很多推广，其中的一个推广形式是由索罗最初引入的CES（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

Y=A

如我们所熟知，替代弹性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它度量要素比率的百分比变动除以技术替代率的百分比变动；柯布-道格拉斯技术的替代弹性是1，而CES技术的替代弹性不变，但不必等于1，为 ，因而，CES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技术的推广。这一生产函数有着常数的要素替代率，这意味着，在技术水平和投入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由于边际技术替代率这一要素发生的相对变化，生产力中的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会发生常数的相对变化。经过简单计算可知，这一技术形式的极限 =0 情形对应柯布-道格拉斯技术。

为此，我们取CES生产函数的log形式，得到：

ln(Y)=ln(A)+ ln( +(1- ) )

利用洛比达法则，有                                                                      

因此，可得        Y=A 

[30]同上书，上节，页39

[31]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二十四章（结语），第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