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帝国之踵：西汉与罗马为何都在扩展中跌入同样陷阱
汉与匈奴之间的各种争斗的结果是，匈奴这边，一部分南下融入了汉，一部分西迁，冲击了欧洲的历史。
汉朝这一边又是如何被这种争斗重塑的。
1930年，在今天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考古学家在一片黄沙的掩埋当中，发现了汉武帝时期修建的，用来在北边给河西四郡增加战略纵深的居延塞。在这里的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一万多枚汉简，因此可以看到两千多年前边塞的各种管理办法，看到戍边士兵的姓名、籍贯、年龄、身高，以及他们领取官方发放的衣物、食粮的记录。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又发现了秦朝古墓，出土的文物中，有几封比居延汉简还早两三百年的家书。家书写作的时候，正是秦国的灭楚战争，两个秦国士兵给家乡的老妈和哥哥写信，说你们赶快给我寄钱和衣物过来，再不送钱来我就死外面了。这两个弟弟很可能死在了之后的战场上，哥哥临终前把这封已经没法回信的家书带到另一个世界，一家人继续陪伴在一起。
居延塞的汉朝士兵可以从国家那里领取钱粮衣物，怎么秦国的士兵还得自备干粮啊？实际上汉武帝之前的汉朝，也是得士兵自备干粮的。但是，汉匈对抗几十年的结果之一，是从汉武帝开始，改变了养兵的方式，由士兵自备转为官府发钱粮衣物。这可不是朝廷良心发现了，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政治转型。从这里开始，汉朝走上了豪族社会的“不归路”，为西汉的灭亡乃至东汉的历史演化路径埋下了种子。
士兵能够自备干粮打仗的原因
秦国以及汉朝的早期为啥让士兵自备干粮，居然士兵还能玩命打仗而不是背叛而去。
因为当时朝廷不给士兵发钱，但是给士兵发地。这是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所实行的制度。官方向百姓发地，百姓全民皆兵，平时耕种，战时出去打仗，这在当时又被称作“耕战”制度。
耕战制度属于征兵制，跟后面出现的另一种制度募兵制形成对比。跟耕战制度相配合的，还有二十级军功爵制度，全国自上到下，分为二十级爵位，平头百姓也有爵位，只是级别特别低而已。士兵在战场上每砍一颗脑袋回来，就可以免除全家徭役，升一级爵位，还要再赐田一顷，赐宅地九亩。
秦国这套制度非常牛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个军事制度，同时还跟财政制度以及社会结构都彼此匹配，形成了军事-财政-社会三位一体的系统。朝廷向老百姓发地，平时就不用支付养兵的费用，打仗的时候士兵自备干粮，朝廷的财政压力也低。这就是军事和财政系统的匹配。再说社会结构，老百姓出去打仗，只要能砍人回来，就能升爵位，还能挣得更多田地，这对君主打击贵族非常有用。贵族并不是什么跟君主站在一个战壕里的统治阶级，相反，君主最讨厌的就是贵族，因为贵族的爵位是凭血统获得的，就犯不着买君主的账，而君主如果给老百姓提供上升通道，你只要砍人回来就可以升爵位，那老百姓肯定是买君主的账的。老百姓通过砍人获得阶层上升，传统贵族的影响力就逐渐被稀释掉了，社会结构也就变了。
在这一整套制度之下，军事、社会、财政三者环环相扣，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则为各种制度的运行提供政治基础，秦国就此形成远超关东六国的高效率，变成了一部战争机器。这是秦国能够一统天下的基础。后来刘邦在关中起家的时候，把这套制度接盘下来，这也是他能够战胜项羽的基础。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汉武帝统治的中期。
但是，一个制度成功的原因往往也成为它日后失败的缘由，因为任何制度都有它的适用极限，一旦超过适用极限，它就会让你吃亏了。
汉武帝时期由官方发放军粮的原因
就耕战制度来说，它要想能正常运行，至少需两前提，一是有足够土地可供朝廷分配，二是国土规模相对有限。
为什么会需要这俩前提呢？
在耕战制度驱动下，砍回来人头的人越来越多，可供分配的土地就不够用了，没有地可分，士兵就没有激励了。再多征服些土地，抢下新地再分不就行了？但国土规模的问题这就来了，如果你的国土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士兵去到边境地区打仗或者驻守，路途遥远，短时间内根本就回不来，就会耽误农时，你在老家分给他土地也没用，他自备不了干粮了。就不能在边疆地区给老百姓分地吗？当然可以，在边疆的屯田制度就有这个意思，但问题是边疆、尤其是河西地区，自然环境远比内地艰难，收成不足，战事又很频繁，靠屯田兵民无法支撑足够庞大的军力，差额部分还是没法解决。所以简单来说，国土变得很大后，耕战制度就走到头了。
那该怎么办呢？就是改成募兵制。耕战这种征兵制是给你发地，然后要你自备干粮，募兵制则是给你发钱，你不用自备干粮了，但是你也别考虑回家种地的问题了，就老老实实在边疆待上好多年吧。
汉武帝这边。他征匈奴，收河西，有大量的军功需要赏赐，手上的土地就不够用了。同时，边防离中原变得越来越远，耕战逻辑也走不通了。于是汉武帝只好大规模地改成募兵制，朝廷发钱，不发地了，士兵就长期在边疆驻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居延汉简里，士兵去领衣物、领钱粮的各种记录。
募兵制对汉朝命运的塑造
然而，汉武帝很快会发现，募兵制又会掉进新的坑里。
募兵制需要朝廷有强大的财政，因为你得直接发钱，这就得多收税嘛。那朝廷手上就得掌握足够多的人口，才有税收的基础。可是打匈奴这么多年，总是加税，老百姓受不了了，索性把土地一抛，跑到家附近的豪族大户家里当小工，也比种地的日子强。这些人一跑，朝廷没法掌握他们的户口了，豪族大户掌握的人越来越多，朝廷能收到的税就越来越少。
皇上的感觉就是，越长大越孤单。帝国领土倒是越来越大了，问题是自己治下的人越来越少，最终肯定也就养不起兵了，打不动仗了。所以在跟匈奴大战了四十多年之后，汉武帝下了《轮台罪己诏》，宣布不打了。
豪族在这个过程中崛起了，中原地区原本的散沙状社会，逐渐转型成为豪族社会，朝廷控制不住局面了。之后的西汉皇帝都在想方设法解决豪族问题，但总也搞不定，终极大招就是王莽上台，也一败涂地。东汉实际上也没搞定豪族问题，最后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离析，群雄并起，实际上就是一大堆豪族起来了，而他们能崛起的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汉武帝那里。
到了这一步可以看到，不仅离开中原理解不了草原，离开草原也理解不了中原。中原统一带来草原统一，草原统一又带给中原强大的军事压力，农牧关系因此成为中原要回应的第一问题。中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系统的演化，都要在这个第一问题的背景下才能理解。中原、草原因此是个共生演化的体系，双方的命运深刻地嵌合在一起。
募兵制对罗马共和国的颠覆
汉武帝在亚欧大陆东边因为兵制问题头疼的时候，西边地中海世界的罗马也正遭遇到类似问题。此前的罗马曾经横行地中海，到这会儿却变得好像不会打仗了，对外战争接连失利。
此前的罗马军队特别能打，根基在于它的制度设计，形成军事-社会-政治三位一体的架构。当时的罗马公民普遍是自耕农，他们平时耕种，战时自带干粮出征，这样军队和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体的。同时自耕农又参与公民大会的投票，政治也跟社会是一体的，自耕农是军队-社会-政治三位一体的基础。这种制度让罗马共和国没什么内耗，周边的城邦都有内耗，就不是罗马的对手。
但是，罗马共和国这种制度的适用极限，同样也是国家规模不能太大。规模不大，战场离罗马城不会太远，军队出征不到半个月就能回来，不误农时；一旦国家规模很大，战场很远，军队出征长期回不来，还得在外驻防，家中土地撂荒了，自耕农破产了，整个制度的基础就垮了。这种情况下肯定军心涣散呀。
所以，罗马共和国在规模不大的时候，所向披靡，国家疆域逐渐扩大。但当初成功的要素就此成为失败的根源，征服大半个地中海后，罗马开始连吃败仗。
这时罗马出现一个将军叫做马略，他开始推动军事改革，改革的方向，也是把征兵制改成募兵制，不再靠自耕农组成军队，而是将军们出钱招募士兵组成军队。然后马略对新募来的军队严格训练，罗马军队重新获得横行的战斗力。
但是，和汉朝一样，罗马很快会发现，募兵制将国家带到新的坑里了。
对自耕农来说，他是社会的组成细胞，是军队的勇敢战士，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军队内在于社会，内在于政治。但对被招募来的那些贫民来说，他仅仅是将军募来打仗的，将军给他发钱，他就为将军效命，军队开始成为将军的私兵，外在于社会，外在于政治。
将军们有了私兵，就会想以此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但罗马可不止一个将军有募来的军队。结果就是，罗马在外战上节节胜利，但获胜的将军们开始了无休止的内战。一旦到了这一步，逻辑终点就是出现一个大军阀，把所有小军阀都打趴下，但到那一刻，整个共和国也就趴下了，因为这个大军阀可以随意拿捏它了。你大概知道，最后这个大军阀就是凯撒，罗马也就从共和国变成了帝国。
东西方两大政治体，在差不多同时候，遇到了类似问题，选择了类似解法，但又都掉进类似的新坑。这与文化、与传统都没有关系，而是共同体的规模膨大之后，都会遭遇到的困境。
汉武帝接连掉的坑，给西汉的命运走向划出路径了。那西汉之后的东汉又是掉入怎样的坑里，最终天下大乱呢？
知识点二：凉州狂飙：从汉光武帝到董卓的隐秘线索
两千年前的西汉与罗马，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改革兵制，最后不约而同掉进了地方势力坐大的坑里。罗马，是将军势力坐大，在西汉，是地方豪族势力坐大。那么东汉又是如何在西汉留下的坑里一步步越陷越深的。
公元189年，东汉汉灵帝驾崩，当时的大将军何进和东汉司隶校尉，负责京师治安工作的袁绍，打算诛杀祸乱朝政的宦官。他们担心实力不够，就开始摇人，摇来了驻扎在河东，也就是今天黄河以东、山西运城地区的董卓。运城这个地方在汾河谷地的最南端，西控长安，东压洛阳，是两京命脉。
不过，在董卓到位之前，袁绍就已经把宦官们都干掉了，但是董卓不肯退军，进首都洛阳之后，又打算废掉现任皇帝，改立新帝，也就是东汉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朝廷重臣都很害怕，不敢作声，唯有袁绍起来反对，董卓按着宝剑怒斥，“你小子敢多嘴！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也大怒，厉声说道，“天下的强者，恐怕不仅有你董公！”然后横刀而出，投奔冀州，也就是今天河北一带。之后就是袁绍集合天下英雄共讨董卓的故事了，《三国演义》里把它演绎为十八路诸侯讨董卓。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就此开始了。东汉是在西汉留下的坑里越陷越深的，西汉留下的坑是什么呢？这个坑就是地方豪族。而东汉在坑里具体的陷法，又可以追溯到建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那里。
东汉依靠豪族起家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所依赖的开国功臣与西汉大不相同，西汉的开国功臣多半出身于流氓无赖，而东汉的功臣多半都有儒者气象，这跟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变化有关。
汉武帝为了征匈奴，频繁向老百姓征税，老百姓扛不住了，就投靠到豪族门下求庇护，汉朝的社会结构就从散沙状的平民社会变成了豪族社会。但豪族仅仅是自己的势力比较大，在文化上还没什么地位。刚好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习儒学成为当官的必要路径。而当时读书是个成本非常高的事情，只有经济实力够强的豪族负担得起，结果豪族逐渐也成了文化上的主导者，成为后来几乎垄断官场的士族。
这下皇上就更不好办了，豪族既有物质实力，又掌握了道德高地。在西汉末年，朝廷想方设法要压制豪族或者说士族，但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到刘秀崛起的时候，就只好选择跟豪族结盟，共取天下，这些豪族都是士族，当然也就是有儒者气象的。
东汉对豪族的分而治之
尽管东汉依靠豪族起家，但皇帝从来不会甘心被豪族制约。可是正面硬刚又搞不动豪族，就只好搞分而治之，拉一派压一派。当时刘秀手下主要有三派豪族力量，分别是来自河北的豪族，也就是他极为倚重的幽州突骑的将领们；来自河南南阳的豪族，刘秀就出身南阳，这些人是他的老班底；还有来自西北凉州的豪族。刘秀依靠幽州突骑在中原所向披靡，一直到要打凉州的时候，才遇到对手，因为凉州这边也有突骑队伍。凉州又分河西和陇西两部分，后来刘秀跟河西豪族结盟灭掉了陇西豪族，才把天下统一了。
刘秀就在这三派豪族当中分而治之。南阳豪族是刘秀的老班底，河北豪族军功卓著，刘秀开国后有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基本上都是从这两派豪族中出来的。凉州豪族入伙是最晚的，虽然里面也有多位名将，但跟皇上的渊源以及军功，都没法跟另外两派相比，也没人进入云台二十八将之列。知道了这三大豪族的关系，刘秀会怎么分而治之了呢？
很简单，就是扶持凉州豪族，来制衡另外两派。背后的逻辑是，要在几个力量之间搞制衡，当然是扶持弱的来对抗强的，弱的肯定会依赖你，而强的有可能存心取代你，只有扶弱制强，你才最安全。对皇上来说，选择盟友的时候，关系远近远不如力量强弱更重要，因为拼关系，则选择权在对方，拼强弱，则选择权在自己。刘秀对凉州豪族的具体扶持办法，就是联姻，让他们成为外戚，东汉历史上有四大外戚权门，其中有三家是出自凉州豪族的。
东汉对凉州的经略
然而，刘秀与凉州豪族联姻，除了制衡河北和南阳豪族的考虑之外，还有另外一番心思。就是要防止凉州豪族与高原上的羌人联合，成为割据势力。
不过有个问题就浮现出来了。在西汉，在西北的主要战略考虑是隔绝河西走廊南北的羌胡，也就是要防止羌人跟匈奴联合起来，为什么东汉就不怎么担心匈奴了呢？因为这会儿的匈奴已经不行了。
草原帝国实际上是部落联盟，联盟中的小部落之所以愿意跟着首领混，是因为能跟着持续地抢东西回来。如果首领没有战斗力，没法抢东西回来，小部落不愿跟着混，部落联盟也就解体了。为了确保首领的战斗力，他就必须是成年人，但又没法确保上一任首领去世之后，儿子已经成年了，所以草原上的继承原则就演化为兄终弟及制，哥哥死了弟弟接着来。这种继承办法，能够保证首领始终是有战斗力的成年人，但问题是等到哥哥弟弟这一辈人都去世了，下一辈该由谁当首领，大家就没共识了，于是草原帝国就会发生内战，进而解体。古代中原有个说法叫做“胡虏无百年之运”，纯以草原为基础的政权没有超过一百年的，是因为上一辈的哥哥弟弟们加在一块活不过一百年。等到他们都去世了，一定会发生解体，而等到草原帝国解体之后，分裂出来的其中一方一定会跟中原结盟，再跟其他方较量，中原就可以对草原分而治之了。
到东汉时期，匈奴已经遭遇到百年大限，解体了。这会儿的匈奴分裂成了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跟中原结盟，一起对付北匈奴。东汉大将窦宪北征匈奴，勒石燕然山，实际上是南匈奴跟朝廷申请去打北匈奴，于是窦宪去领队，这跟卫青霍去病的征匈奴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在东汉的时候，匈奴不是问题了，但这对东汉实际上是个大问题。因为它已经没有值得敬畏的敌人了，就会失去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力，沉迷在自我夸大当中。以至于当年西汉帝国都要认真对待的西羌，东汉帝国也不懂得该怎么恰当地对待他们。
实际上东汉还是有一批懂行的人的，那就是汉武帝通西域之后，逐渐移到凉州的汉人，到了东汉已经形成了一些凉州豪族。这些人常年跟羌人打交道，非常懂得怎么与其相处。这些凉州豪族从中原带来了秩序建构能力，让其既有能力防备羌人，又有能力与他们联手。
两汉之交的时候，凉州的割据势力与羌人之间多有联盟关系。平定凉州后，汉光武帝的一大战略就是要隔断这种联盟，以免凉州再出现割据势力。具体办法就是把凉州豪族迁出本地，与刘秀敌对的陇西豪族，都被迁到远方，与刘秀结盟的河西豪族，被征召入朝或者与其联姻成为外戚，看起来地位获得提升，但实际上与他们的地方性根基都剥离开了。所以，刘秀是要用凉州豪族来制约其他豪族的，但他同样也要约束凉州豪族，不能给他们另起炉灶的机会。
原有的豪族势力从凉州迁出之后，派去统治凉州的，都是内地的官员。然而，凉州豪族代表的汉人势力被削弱太过分了，凉州的地方政权事实上也就失去了社会基础。内地出身的官员不知道如何协调与羌人的关系，对羌人经常是居高临下各种欺负，惹得羌人反抗。一旦爆发羌乱，这些内地来的官员也不懂得怎么才能更加有效地摆平，通常都是靠暴力强压。
但这种强压是很难奏效的。因为羌人是住在地形崎岖的高原上，基本上是被山地分隔开的一系列小部落，组织松散，很难像匈奴一般形成强大的联盟。但也正因羌人组织松散，羌乱反倒更难平息，因为这就是那种易于征服难于统治的人群，东汉帝国始终无法找到对手主力，以决定性一战制服羌人，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谓主力，所以对羌人的暴力强压是很难奏效的。结果就是，羌乱如同星火燎原，此起彼伏，前后绵延百年，东汉帝国的庞大身躯在与羌人的经久缠斗中，缓慢失血。
到了东汉末期，朝廷财政已经濒临枯竭了，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把住在内地的凉州豪族派回去领兵，东汉后期有名的“凉州三明”就登场了。这三个人刚好表字里面都带个光明的“明”字，所以被称为凉州三明。凉州三明确实懂行，很快把羌乱镇压下去了，但是朝廷马上又想起当年刘秀的策略，就把凉州三明调回内地，夺去兵权。后来凉州又生出羌乱，朝廷再派在内地的凉州豪族去镇压，搞定后再夺去他们的兵权。这些人失去兵权，也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是 ，这会儿的情况跟刘秀时已经不一样了。凉州豪族在东汉初年被调走，但中下级军官仍是凉州汉人，经过一百多年发展，此时的凉州地方势力，跟羌人势力已经结合成血肉相连的有机体，调离几个主要将领并无济于事，甚至很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像凉州三明这样的上层将领，都是属于大的士族，他们往往与朝廷关联密切，又深受儒家熏陶，会有超出凉州本位的考虑。把他们调走之后，军队交给新提拔的凉州中下层军官来统领，这些人视野有限，文化粗鄙，对天下秩序没有担当，他们统领的凉州兵又极为骁勇善战，事情就麻烦了。
凉州中下层军官的代表，就是董卓。至此，东汉终于给自己套上了绞索。
东汉兴起之际，分布在中原、河北、西北的南阳豪族、河北豪族和凉州豪族，或者说，中原的太行、河北的燕山、西北的祁连山，架构起来的空间秩序，是帝国秩序的载体。到东汉衰朽的时候，同样的空间秩序，反倒成为天下大乱的乱源。出身于河南的袁绍率领各路诸侯，起兵河北，共讨凉州出身的董卓，中原-河北-西北的空间张力再次迸发，汉末三国乱世就此拉开序幕，东亚大陆即将步入中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