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余光中《寻李白》
上面照片中的这件文物，是一座骆驼载乐俑，出土于陕西西安。之所以叫它“载乐”，是因为在那一头硕大骆驼的背上，五个人或站或坐，有的弹奏乐器，有的引吭高歌，这里俨然成了他们的小舞台。这件作品虽然出自中国本土，但却带有着浓浓的西域风。骆驼作为“沙漠之舟”自不必说，几个人物也都是胡人打扮，演奏的是西域的乐器。而整体的颜色风格，也明显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端详着它，这别致的设计和文化交融的特点，把我们的思绪一下子带到那条古丝绸之路，带到那诗与酒的国度——唐朝。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中华大地结束了数百年的战乱，终于迎来了又一个繁荣盛世。从贞观到开元，唐王朝政治通达，经济繁荣，军力雄厚，才人辈出，文治武功都有长足进展，陈寅恪称之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迎来了新气象，整个时代的气质随之焕然一新。
我们知道自隋唐以降，当年占据着政坛主导地位的门阀氏族势力逐渐消解，科举制度确立。这使得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上升通道，寒门学子平步青云成为可能。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激励着年轻一代奋进图强，积极投身政治，使得整个政坛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和政治文明的建 立相辅相成的，是儒学价值的回归，使得才子们不耻于表达自己对权贵的追逐和对登科入仕的渴望。就像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这也是为什么孟浩然写“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赠与张丞相。看似桀骜不驯、恃才傲物的诗仙李白，也写过“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竭力逢迎权贵。在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从政成为大多数文人墨客的首要理想。反映在文学艺术界，则是“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当年那些消极避世、清谈玄虚的风气一扫而空，文艺界弥漫的是对事功的追逐与进取。诗歌作为音乐化的语言，成为这个时代生命之流涌动的最好载体。文化艺术的追寻与主流政治社会的导向高度重合，就成为了唐诗的时代精神。
这种时代精神在唐诗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边塞诗的繁荣。唐王朝完成统一后，随即进一步对外扩张，巩固边疆。特别是攻灭突厥，解决了边境大患。进而占领了高昌、焉耆、龟兹，将版图扩张到葱岭。对外战争的成功，给国内建立了空前的民族自信，边塞军功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甚至包括这些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们跟随着军队南征北战的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诗作。尽管战争本身残酷无情，但在初盛唐的边塞诗中，仍然充满了热情与豪迈。最著名的比如王昌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还有王翰《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即使是人称“诗佛”，以山水田园诗闻名的王维，年少的时候也曾写过边塞诗《少年行》：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纵死犹闻侠骨香”，这是何等的侠肝义胆！青春、热血乃至年轻的生命，统统都可以抛弃，只为了做这个大时代的一个坚强的注脚。这就是唐代文人的骨气，是那个时代的血色浪漫、青春之歌。
同时，唐王朝对西域的开拓与控制，也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原丰厚的物产和富庶的国力，对西域的商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使得这一时期的东西方交流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条商路并不平坦安定，但塔克拉玛干的漫漫黄沙，帕米尔的崇山峻岭，南俄与中亚的无边草原，还有不时出没的匪盗，都没能阻挡络绎不绝的游人与商旅。丝绸之路所带来的，不仅是商品和财富的流通，还有文化的交融。我们的这一件骆驼载乐俑，就是西域文化输入的显著明证。在那个时候，西域文化在中国特别是长安一带风行一时，长安也成为了“四方辐辏之地”，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朝皇帝坐在长安的宫殿里，享受着万国来朝。各族来客则在这里安居乐业，共享着盛世的辉煌。
西域文化的流入还促进了中原音乐的兴盛，音乐兴盛则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同时开放自由的文化环境，新的文化元素的输入，也激发着诗人们的创造力。可以说，唐诗成为历代诗歌的顶峰，和丝绸之路的开放与繁荣不无关系，这也是唐王朝主动的选择。中国古有华夷之防，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近有五胡乱华和西晋灭亡的教训，然而唐朝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与气度。唐王室所属的关陇集团，和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加上强大的国力和对外战争的成功，使得唐朝对于外族极其包容。被尊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开放的心态，广博的胸怀，也影响着文艺创作，进一步促成了文学作品中的“盛唐气象”。
在魏晋六朝时期，诗歌主要流行于宫廷，风格大多轻浮俗艳，视野也基本局限在眼前身边的景致。但到了唐朝，时间与空间的尺度明显扩大，开始出现后人所说的“宇宙意识”。比如初唐诗人陈子昂写过一首《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作者的思绪在时间上的延伸，表达了与历史的割裂。第三句是空间上的扩展，放大了诗人内心的孤寂。第四句则直抒胸臆，悲从中来。作者在自己壮志难酬之际来到凤凰台，登高望远，长风当歌。刹那间，感受到自己身处苍茫而渺远的天地之间，亘古永恒的宇宙之中。巨大的时空背景下，是诗人极致孤独的身影。古代的圣贤早已远去，后世的英才还难觅踪迹。自己的身影如此渺小，短暂的生命倏忽即逝。屈原《远游》中有过类似的表达：“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但陈子昂的这首诗感情更为充沛，格局更加宏大。那宿命般的孤独感，不是自我主体的感伤，而是来自宇宙洪荒的苍凉，是在天地宇宙之中对自我意义的找寻。于是这里绝非只有感伤，而是蕴含着自我意识的张扬。诗人也没有就此消沉，而是怀揣着时代所赋予的自信心与使命感，在诗中将哲理性的宏观慨叹和社会性的人生感遇相交织融汇，从而迸发出了开启新时代的气魄与力量。陈子昂毕生追寻汉魏风骨，竭力革除六朝以来的淫靡诗风。他的人生并不顺意，但那孤独的呼喊，最终汇入时代的旋律，成为了引领盛唐之音的先声。
前面提到过从南朝到唐的文化变革，陈子昂可以看作是处在这一转变的过渡阶段。变革的最终完成则是在盛唐时期，其代表人物自然就是李白。李白的作品，很多我们都耳熟能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他，诗句中写满了浪漫主义的豪情：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梦游天姥吟留别》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
这些夸张的语言、不羁的想象，在李白的诗中俯拾即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那种狂放、飘逸与壮阔，似乎不受任何束缚，不遵循任何法度，仿佛完全由诗人才思的自然迸发而一气呵成。正如皮日休对他的评价“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诗中的这些语言显然是超出了现实认知之外。但它们出现在李白的作品中，出现在盛唐这个时代，却又是那样合理而妥帖。
然而，尽管文思时常天马行空，李白却绝非庄子那般的世外隐者，而是始终怀有强烈的济世安民的理想：
苍山容偃蹇，白日惜颓侵。
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王司马嵩》
但可惜未遇明主，官场的黑暗让他的抱负无从施展：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其十五
即使如此，李白仍对未来抱有希望。虽然不免“拔剑四顾心茫然”，即便困难如“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却仍然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飘逸、雄壮、悲凉，不同的情绪相交织，构成了李白复杂的艺术风格。可以说，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境遇——他们激励于国家的欣欣向荣和开明的政治环境，渴望“济苍生，安社稷”，却时常要面对现实中的无奈。于是他们力图打破传统的窠臼，挑战旧秩序的权威。他们笑傲王侯，桀骜不驯。在这种心境的感召下，无论在朝廷庙堂、市井陋巷，还是田园茂林，始终展露着他们旺盛而强健的精神力量。由此酝酿出的诗作，或豪迈壮阔，或雄浑苍凉，或清新瑰丽。都是属于这个伟大时代的语言，是真正的盛唐之音。
然而“胜地不常，盛筵难再”。正当唐王朝的宫殿里还在歌舞升平的时候，“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爆发了。这一变故给了唐王朝沉重的打击，成为盛衰的转折点。在那之后，唐朝国祚虽然又延续了几百年，但终究“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文艺风格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当年蓬勃的朝气早已消失不见，“神情未远”而“气骨顿衰”。就像杜甫早年的作品中，也曾望着泰山抒发自己的豪情万丈：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但随着游历的增多特别是战乱的爆发，杜甫也更加深重地体会到人民生存的困苦，诗作的风格也更加深沉与悲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他常以纪录片式的语言，如实地描绘着战乱中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石壕吏》
在这种境况下，诗人无法抑止住自己忧国忧民的愁绪：
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喜雨》
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
在这里，对个人前途的迷茫、对家国社会的忧虑、对时代盛衰的感慨融为一体，凝成了深重沉郁的一声声叹息。但诗人即使自己身处落魄，“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济世安民的理想依然没有改变：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从这个角度来说，杜甫的诗，仍然饱含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个体的情感流动与艺术创作，和社会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融为一体。但尽管目睹了乱局下中唐社会的满目疮痍，却始终没有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而是依然保有着那份来自盛唐的坚韧的生命力量。那仍然是盛唐之音的余响。
然而在那之后，唐王朝继续走向衰颓，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知识分子愈发感到仕途迷茫渺无出路。于是他们开始自觉地疏离政治的漩涡，文艺创作的着眼点从外在的功业和家国情怀，更多地转向自己的内心感受，审美趣味也开始走向内敛、细腻与婉约，文艺创作与政治追求开始分野。晚唐诗人的主要创作题材，一类是对江河日下的唐王朝的感伤，和对日益腐化的统治阶层的讽刺；另一类则是面向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其中后者或清新艳丽，或宁静淡泊，为五代至宋以后的诗词和山水画奠立了艺术基调。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严重，农民起义不断，朝中则有宦官专权、党争内耗。内外交困之下，唐王朝最终归于倾覆。浩大恢弘、万国来朝的长安城，各族人群攘来熙往的集市与酒肆，都随之而化作云烟。在那中华文明的鼎盛时代，不仅有莺歌燕舞、画栋雕梁，更有那些流光溢彩的诗意华章，成为我们永远的追忆。唐诗据说大都散佚，李白留存下来的诗作也许只有十分之一，杜甫四十岁之前的作品仅存几首。但透过这冰山一角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震撼。那些诗人们连同着唐王朝早已成为了历史，但流传下来的这些诗作，使得他们以最浪漫的方式实现了精神不朽。盛唐的那道光辉，始终照耀着我们的文化心灵与历史怀想。李白式的汪洋肆恣，杜甫式的深郁雄浑，早已溶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中。唐诗自古即是蒙学必读，那琅琅的诵读声逡巡千年，是历朝历代的中国人，自孩提时代就开始感受的盛唐律动。让我们不时迷醉在那个辉煌又浪漫的国度，唤起我们心底深处那少年般的最纯真的热忱与意气。
自唐以后，中国诗歌虽巅峰已过，但远非终点。纵然夕阳西下，总会迎接又一个黎明。中华文明就这样在她的极盛期，等待着一个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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