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夜里，我又梦到了我大爷。近期这样的梦，已经来了好几次。我望着梦里他模糊又熟悉的模样，心里忍不住犯嘀咕：这个苦命的老头，离开我们都二十多年了，是不是怕我忘了他，才一次次闯进我的梦里？这样想着，眼泪就悄悄漫了眼眶，我赶紧拿起笔，把脑子里那些零碎的、关于我大爷的片段，连同家人们偶尔提起的回忆，一点点串联、记录下来。我太怕了，怕岁月再久些，这些珍贵的记忆就会慢慢模糊、丢失，怕我再也记不清他的眉眼，记不起他曾走过的那些苦日子。写着写着，眼泪就忍不住掉落在纸上，晕开了字迹——我大爷这一辈子，吃了太多太多的苦，老天爷对他，实在是太不公了。
我大爷生于1937年，出生那天，恰逢冬至，外面下着鹅毛般的大雪，天地间一片白茫茫。据家里老人说，当时曾祖父把没抽完的烟袋锅在炕沿上重重磕了磕，满面红光地冲着曾祖母喊：“老伴呀，杀只鸡吧！”
添了个长孙，对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曾祖父来说，除了家族有了血脉延续的欢喜，更实实在在地意味着，以后家里又多了一个能扛事的劳力。在那个连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杀一只鸡，已是曾祖父能给这个长孙，最隆重、最实在的奖赏了。
曾祖父是个典型的勤俭持家的农民，甚至可以说，是极度的勤劳，极度的节俭。一年到头，他只有过年那几天是闲着的，其余的日子，几乎没有一天停歇。农忙时，天不亮就下地干农活，日落西山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农闲时，也不肯闲着，要么上山捡柴火，要么沿着路边拾粪，一点点攒着能让日子过得好一点的资本。他平日里不舍得吃一口好的，不舍得穿一件新的，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都用来买地——在他眼里，土地就是根，就是一家人活下去的希望。按说，平日里抠门也就罢了，过年的时候，总得给孩子们置套新衣服，图个喜庆吧？可他不，家里三个孙子、三个孙女，过年时也很少能穿上新衣服，大多是捡着旧衣服缝缝补补，凑合用一年。
曾祖父的家教极严，严到有些刻板。就说吃饭这件事，在他眼里，吃饭就是吃饭，谁也不许多说一句话，更不许嬉笑打闹。谁要是忍不住多说几句，一准会挨他的训斥，语气严厉得让人不敢抬头。以至于多年以后，他的孙子孙女们提起这位祖父，依旧是满腹怨言，想起那些严苛的规矩，心里还是会泛起一丝敬畏与委屈。
但在对待后代的教育上，曾祖父却格外大方，毫不吝啬。或许是因为他自己没读过书，一辈子吃够了不识字的苦头，所以从祖父那一代起，他就严格要求孩子们好好读书，不许偷懒。到了我大爷这里，五六岁的年纪，就被曾祖父送去了学堂，成了村里为数不多能读书识字的孩子。
我大爷在八九岁大的时候，就曾经做了一件让全村人竖起大拇指的事。解放前，我祖父被要求做村长。因为我们家地多，有粮食，这个村长主要是负责接待“游击队”。有咱们共产党的“游击队”，也有伪军所谓的“游击队”。共产党的“游击队”来了，无非是讨口饭吃，要碗水喝。而且态度和蔼，临走有时还要留下点钱。
国民党的“游击队”可就不一样了。你得有酒有肉好好伺候，惹他不高兴了，甚至拳脚相加。临走，还要带几袋粮食走。
我祖父因为识字，又会处理事，所以是被乡里乡亲硬推上来干的。一般情况下，要是来了国民党的“游击队”，我祖父会带着我大爷去接待。因为一个毛头小子，即便是伺候不周到，当兵的也不会把他怎么着，最多是骂几句。
有一次，流窜来了一帮在烟台打了败仗的国民党散兵，吃饱喝足了后，带头的军官要在村里征几百大洋几百斤粮食。还装模装样的那出一张纸，拍在桌子上，说这是“上面”的命令。
我祖父离得稍远点，也没敢上前看纸上写的啥，我大爷离得近，眼神也好使，直接读出上面的字：“借据，今有***，借**五块大洋……这***是谁呀？怎么借了人家五块大洋了？”
那位军官没料到这个小孩竟然识字，气急败坏地说：“小兔崽子，老子借的，咋的了？”
我祖父立马明白了，赶忙从兜里掏出事先预备的十块大洋，塞给军官，说：“原来是老总缺钱了，我孝敬您十块大洋，留着您和弟兄们喝顿酒。”
那军官见状，也就顺坡下驴了，没有再提“征钱征粮”的事。
我大爷天资聪颖，学什么都比别人快一步。后来，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刻得一手好章，还打得一手好算盘，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文化人”。每逢过年，村里不少人家都会主动找上门，求我大爷写春联，红纸黑字，笔力遒劲，贴在门上，格外喜庆。就连大队里写通知、抄大字报，也基本上都是我大爷来做，他的字工整秀丽，人人都称赞。家里所有人的印章，也全都出自我大爷之手，就连我后来参加工作，用来领工资的扁章，也是我大爷亲手刻的，小巧精致，我一直珍藏着。他打算盘的本事更是厉害，甚至可以左右开弓，两手同时拨动算珠，噼啪作响，算得又快又准。我上学的时候，用的算盘、砚台、毛笔，无一不是我大爷传下来的，带着他的温度。至今，老家的墙上还挂着当年我大爷用过的算盘，算盘上还带着他当年修补时钉上去的铜片，历经岁月沧桑，依旧能回忆起自己当年学算盘时笨拙的模样。我常常想，如果我大爷生在这个时代，凭着他的聪慧与勤奋，一定是能考上清北的好苗子，绝不会被埋没在这小乡村里。
我大爷开始上学的时候，我们山东老解放区就开始了土改。祖父看到政府发布的通知后，意识到这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甚至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于是，就回家后就耐心地做曾祖父的思想工作，劝说他把家里的田地主动上交给政府，只留下几亩勉强糊口的薄地。
曾祖父当然心痛得不行，那些地，是一家人几十年来从嘴里抠出来、从身上省出来的，是他一辈子的心血，是他眼里的命根子。奈何，如今社会已经改天换地，人的思想也需要改天换地了。只是，他到死也没想明白，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攒钱买地、传宗接代”的传统，到了自己这里，怎么就成了错事。
即便把地都交了出去，我们家还是被评了“中农”的成分。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些东西都没什么概念，你说是啥就是啥。也没想着去申辩，只觉得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成分，后来会给后代的生活带来那么多麻烦。我们家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也因此被改变了命运。
二、
我大爷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长成了三邻五村数得着的好小伙，浓眉大眼，身材挺拔，又能写会算，浑身都透着一股精气神。就在这时，他人生的第一次机会来了——烟台的一个工厂下来挑选工人，厂领导一眼就看中了我大爷，觉得这个小伙子不仅长得一表人才，而且有文化、懂算计，是个难得的好苗子。转了一圈下来，我大爷是他遇到的最满意的人选。
祖父得知消息后，欣然同意，他盼着我大爷能走出乡村，去城市里过更好的日子。可曾祖父却坚决不同意，他死活不肯放手。在他眼里，家里十几口子人等着吃饭，我大爷刚刚长成主劳力，要是走了，家里就少了一个得力的帮手，日子只会更难。
无论祖父怎么做他的思想工作，曾祖父都不为所动。人家那个厂领导亲自上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曾祖父依旧毫不动摇。他的这份倔强，都遗传给了我们。我们家的人倔强是骨子里带的。
厂领导连连摇头，满心惋惜，最后只好把邻村一个候补的小伙子带走了。那个小伙子，从此成了“城市人”，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多年以后，人家还成了那个工厂的高层领导，也是周围几个村子里少有的在外“当官”的人。我常常想，如果当年曾祖父能松松手，我大爷的人生，会不会就完全不一样了？人这一辈子，其实改变命运，往往只需要一个机会，可我大爷的第一次机会，就这样被错过了。
村里的书记也看中了我大爷的才干，觉得他是个人才，就任命我大爷担任村里的会计。这一次，曾祖父倒是爽快地答应了——在村里当会计，既能挣工分，又能照顾家里，两全其美。我大爷在村会计的岗位上干了一年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村里的账目打理得井井有条，一丝不差，得到了村里人的认可，他自己也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的本事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那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多年以后，我大爷曾亲口跟我说过这句话，说的时候，他的眼里闪着光，脸上带着难得的笑意，那是一种被认可、被需要的满足。
可这份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村里换了书记，换成了我们村那个“最穷最光荣”的人。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出这样一幅场景：一家人懒得要命，好吃懒做，干啥啥不行，家里有好几个年轻力壮的劳力，却连一顿饱饭都挣不来。满家只有一床被子、一条裤子，全家人围着被子睡觉，谁要出门，谁就穿上那条唯一的裤子。如果这是电视剧里演的，你可能会觉得太夸张，说是“神剧”，可这却是我们村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村里的老人们经常提起，语气里满是无奈与唏嘘。而这事的主人公，就是那个被选为村书记的“最穷最光荣”的人。
他们家就住在我们老宅旁边，中间隔着一条宽宽的胡同。家里那个“最穷最光荣”的老爷们，村里人都叫他“二秃”，因为他头上长疮，总是剃个光头，显得格外扎眼。他们家常年粮食不够吃，可这家人从来不想着拼命干活、多打粮食，反而总想着走捷径——偷。我们家，就是他们经常“照顾”的主要目标。一来，我们家的粮食基本能接上，不至于断顿；二来，两家离得近，下手方便，不容易被发现。
有一次，祖父在胡同口晾晒高粱，想着回家上个厕所就回来，前后也就十分钟的功夫。可等他再回来，就发现高粱堆的一个角明显少了一块，地面上还留着杂乱的脚印。几乎是同时，他看到“二秃”家的老娘们正神色慌张地往家跑，那个女人穿着一条肥肥的裤子，裤脚被扎了起来，裤筒里鼓鼓囊囊的，不用想也知道，里面藏的是什么。祖父心里一下子就明镜似的，什么都明白了。
祖父是村里出了名的本分人，性子温和，从不与人争执。他既没有上门去闹腾，也没有当场揭穿那个女人，让她难堪。晚上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了家里人，还反复嘱咐大人小孩，不要出去乱说，免得伤了和气。他说，反正也没偷多少，就当是支援他们了，都是乡里乡亲的，不必太过计较。
可没想到，那个“二秃”，不仅不感恩，反而恼羞成怒，心生嫉恨。他觉得祖父是故意羞辱他，从那以后，就时不时地给我们家使坏。比如，夜里突然有人往我们家院子里扔石块，“哐当”一声，吓人一大跳，可等我们跑出去看时，宽阔的胡同里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根本抓不到“凶手”。我二我大爷那时候已经十五六岁了，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咽不下这口气，就经常躲在角落里，等着抓那个扔石块的人。有一次，“二秃”家的小子偷偷摸摸地往我们家扔石头，正好被我二我大爷抓了个正着，二我大爷气不过，上去就给了他两个耳光。那小子打不过二我大爷，哭着跑回家告状。“二秃”自知理亏，知道是自己的儿子不对，也没敢上门来找麻烦，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世上，从不缺小人，可像“二秃”这样以怨报德的人，确实少见。也难怪他们家会断后，下一代要么打光棍，要么没有孩子，或许，这就是天道轮回吧。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被选为了村里的书记，现在想来，实在是荒唐至极。
更荒唐的是，“二秃”上台的第二天，就把我大爷的村会计职位给撤了，理由很简单——我们家成分不好，不配担任村里的会计。这也就罢了，他还让自己那个连名字都写不好、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亲侄子，接替了会计的职位。我大爷心里满是委屈和不甘，可在那个年代，成分就是“硬指标”，他有苦说不出，只能默默忍受。
你可以脑补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了：身为会计却不会打算盘，生产队记工分一塌糊涂。要是总是少记，有可能是故意克扣，但是有少记的时候，更有多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不少人想起我大爷了，想起我大爷干了一年多从来没出过一次错。但是那个时代没人敢吭声，也是够悲哀的。
三、
我大爷可不甘心一辈子窝在这个小村里，不甘心自己的才干被埋没。于是，他又报名参了军。这份倔强，也遗传自我曾祖父。
这一次，就连一向固执的曾祖父，也被说服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如果谁家能出一名军人，那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全家都能跟着沾光。而且，那个年代，但凡有点文化，在部队里提干是很容易的事，我大爷有文化、有才干，只要去了部队，一定能有出息。现在回头看，当年和我大爷一起报名参军的那个人，后来就在部队里提了干，一路做到了正团级，转业到地方后，又成了局级干部，就连我们县的县志上，都有他的名字。
我大爷参军的前几关都顺利通过了，体检合格，面试也没问题，所有人都以为，他这次终于能走出乡村，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可没想到，就在县里下来领兵的时候，又被村书记“二秃”搅黄了。他跟县里的人说，这个青年“家庭出身不好”，这样的人去了部队会不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一旦出什么事我这个书记可担待不起。
经他这么一搅和，我大爷的参军梦，又一次破灭了。
十八九岁，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纪，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可我大爷却在这个年纪，接连经历了两次沉重的打击——错过了去工厂当工人的机会，又错过了参军的机会。我以为，这已经是最残酷的事了，可谁能想到，命运的魔爪还没有松开，接下来，还有一场更大的磨难，在等着他，彻底毁掉了他的后半辈子。
我大爷十九岁的时候，有媒婆上门来介绍对象了。按理说，这是一件好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那个年代，这就是最正常的婚姻模式。可谁能想到，父母之命不可违，媒妁之言，却未必可信。因为，当时有一群媒婆，格外令人不齿，她们专门给那些大龄男女介绍对象，一旦撮合成功，就能收取高额的回报。而这些大龄男女中，不乏一些身体有缺陷，甚至精神有问题的人。可那些媒婆，利欲熏心，为了多捞好处，不惜昧着良心，采用各种欺骗手段，隐瞒对方的真实情况，只为撮合两家联姻成功。
我大爷，就吃了这个亏，而且是吃了大亏，以至于后半生都深受其害，大好的人生，就这样被一桩荒唐的婚姻给毁了。因为，相亲的时候，他见到的那个姑娘，和后来跟他结婚的那个姑娘，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这件事，我也是近些年才听家里的长辈们讲起，原本，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家人们一直都不愿意提起，只是偶尔在闲聊时，才会语气沉重地说起几句。大概的过程就是，相亲和定亲的时候，是一个模样周正、性格温和的姑娘，可到了结婚那天，拜堂的，却是另一个人。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影像资料，没有照片可以对照，女方和媒婆一口咬定，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个人，就算是打官司，也很难赢。再加上曾祖父是个极度看重名声的人，他生怕这件事传出去，被别人说闲话，影响家里的名声，所以即便知道被骗了，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不肯声张。于是，一桩没有感情、充满欺骗的痛苦婚姻，就这样结成了。这，也是我大爷后来记恨曾祖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不是曾祖父太过看重名声，不肯反抗，他也不会一辈子被困在这桩不幸的婚姻里。
据说，我大妈长得比较丑，而且性格也不好，性子急躁，爱发脾气。反正，从结婚以后，我大爷和大妈就感情不和，经常吵架、干架，家里从来没有过安稳日子。可以说，我大爷这一辈子的苦命，一多半都是这桩不幸的婚姻造成的。他心里的委屈和痛苦，无处诉说，只能默默承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苦归苦，日子还得过下去。一九五七年，我最大的堂哥出生了，我们家迎来了四世同堂的欢喜，曾祖父、祖父、我大爷、堂哥，四代人齐聚一堂，那一刻，家里的欢声笑语，暂时冲淡了平日里的苦涩。
可堂哥的出生，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给这个本就艰难的家庭，增添了一份负担。因为，第二年，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村里的主劳力都被组织起来，忙着去大炼钢铁，没人有时间种地。结果，紧接着就来了三年自然灾害，地里的庄稼大幅度减产，甚至绝产，颗粒无收。那个时候，老百姓手里根本没有余粮，好年头，家里的粮食都不一定能接上，更何况是这样的大灾之年。能保住命，活下来，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我大爷一家，也跟着遭了不少罪，常常吃不饱饭，只能挖野菜、啃树皮，勉强糊口。
再过了几年，我最大的堂姐也出生了，我大爷一家，也成了儿女双全的四口之家。如果说，女儿的到来，给这个饱经苦难的家庭，带来了些许欣慰和希望，那么，我大妈的去世，就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让原本就艰难的日子，雪上加霜。
四、
我大妈大概是一九七四年因病去世的，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极其有限，交通也不方便，生病了只能靠村里的赤脚医生看看，根本查不出什么病因。大家只知道，她经常肚子痛，痛得直打滚，有时候还会吐血，在公社医院住院治疗也没能挽回生命。其实，按照现在的说法，大妈得的应该是胃癌——多年以后，我堂哥也是因为胃癌去世的，他们娘俩的病症，一模一样，大概是遗传吧。
大妈走后，撇下了十几岁的半大小子（堂哥）和不满十岁的丫头（堂姐），两个孩子还那么小，离不开人照顾。从此，我大爷就又当爹又当娘，一边下地干活，一边照顾两个孩子的饮食起居，既要挣钱养家，又要操心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和读书，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那些年，他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两个孩子身上，自己却吃了无数的苦，受了无数的罪。
又过了两年，我曾祖父也去世了，享年九十二岁。这个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直到去世的前两天，还上山砍了一大堆柴火，仿佛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停不下来。他给我们留下了勤俭持家的好家风，可却因为当年的固执，被孙辈们怨恨，尤其是我大爷，心里始终放不下当年的遗憾和委屈，直到曾祖父去世，也没能真正原谅他。
确实，如果不是因为曾祖父，我大爷当年就去了烟台当工人，就能摆脱乡村的苦难，拥有不一样的人生；如果不是因为曾祖父，我大爷也不会被那桩荒唐的婚姻困住，后半辈子也不会过得那么辛苦。可世上没有如果，所有的遗憾，都成了无法挽回的过往。
日子再艰苦，总有出头的时候。后面的十几年，我大爷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终于把儿子抚养成人，给堂哥娶回了媳妇，又把堂姐风风光光地嫁了出去，后来，又迎来了自己的孙子，升级成了爷爷。不知不觉间，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也熬成了一个年过半百的小老头，头发渐渐白了，脸上也布满了皱纹，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也是苦难刻下的印记。
所有人都以为，我大爷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接下来，就该好好享受天伦之乐，安度晚年了。可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自己分出去，单独过。表面上看，他是为了儿子儿媳着想，怕自己住在一起，会给他们添麻烦，影响他们的小日子。可实际上，我知道，他是出于无奈。
“跟儿子一起生活没问题，但是在儿子的家庭里生活，会有很多问题。”这是当时我大爷跟我父亲私下说的话，语气里，满是无奈和心酸。我猜想，他一定是听到了什么，或者看到了什么，比如儿子儿媳对他的不耐烦，对他的嫌弃。要不然，一个五十多岁的孤老头子，怎么会放着天伦之乐不享，非要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呢？如果我是堂哥，我绝对不会同意让我大爷这样做，我会好好孝敬他，让他安享晚年，可没有如果。
你们大概也想不到，我大爷最终还是去了烟台——那个他十八九岁就应该去的地方，那个曾经让他充满憧憬，却又遗憾错过的城市。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份在物流站装卸货物的工作，来啥货卸啥货，发啥货装啥货，活儿很繁重，也很辛苦，每天累得腰酸背痛，可他却干得很卖力，很踏实。因为这份工作管吃管住，挣的钱也不少，他想着，多挣点钱，以后就能安心养老，也能给孩子们多留一点。他跟工友们相处得也很不错，为人老实、肯干，不耍心眼，大家都很喜欢他。
“这是我下半辈子最快乐的几年！”有一次，我大爷回家，我们一家人一起喝酒，他喝着喝着，就说了这句话，脸上带着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我知道，这份快乐，是摆脱了家庭的琐碎和委屈，是靠自己的双手挣钱的踏实，是在陌生的城市里，被人认可、被人尊重的温暖。
物流站的老板很赏识我大爷，觉得他为人诚恳、肯干，不偷懒、不耍滑，又忠诚可靠，于是，就把他调去看大门，不用再干那些繁重的装卸活，也轻松了不少。从此，我大爷就搬进了传达室，里间是他自己的卧室，外屋是一个供司机们短暂休息的大房间。无论春夏秋冬，我大爷总是很早就起床，打开大门，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杂物，再把传达室收拾得利利索索，玻璃擦得明晃晃的，桌椅上更是一尘不染，连一丝灰尘都没有。到了冬天，天寒地冻，他还会提前烧一大桶开水，留给出车回来的司机烫车用，暖心又贴心。整个公司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称赞我大爷的，都说他是个实在人、勤快人。
可你们可能还想不到，我大爷的节俭，已经到了抠门，甚至是自虐的地步。这一点，百分百是从曾祖父那里继承来的，而且，比曾祖父还要厉害。有一次，我堂姐夫去看他，没有提前打招呼，直接就过去了。可到了传达室，推开门一看，我大爷正在里屋吃饭，那一幕，让堂姐夫瞬间红了眼圈。你们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吗？只见我大爷一手握着一个大馒头，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拈着几颗咸盐粒，就着咸盐粒，一口一口地啃着馒头，竟然连一口咸菜都没有！
堂姐夫当时就忍不住了，声音哽咽地说：“爹呀！您遭这个罪干啥！快别吃了，等我出去买菜，回来给您炒菜吃！”可我大爷却只是微笑着摆了摆手，语气平淡地说：“出门在外，就是要吃点苦，攒下钱，回家再享福！”他嘴上这么说，可我知道，他不是不想吃好的，而是舍不得。
他确实是这样打算的。因为每次回家看望我祖父祖母时，祖父总是反复唠叨：“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在外面漂了，早点回家吧，家里有地有房，有爹妈有兄弟姊妹，多好！”我大爷每次都满口答应，脸上带着笑容，心里却满是愧疚。人过六十，还有老爹老娘牵挂着，惦记着，其实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为了回家能好好享福，能好好吃饭，我大爷专门找了我们当地的牙医，给他镶满口的假牙。假牙需要现做，牙医跟他约好了，半个月以后来取牙。“我都跟老板说好了，明年不干了，回来伺候您二老！”这是我大爷返回烟台前的那个晚上，跟我祖父祖母睡在同一个炕上时说的话。语气里，满是憧憬，满是期待，他盼着，终于能结束在外漂泊的日子，回到家里，陪伴在老爹老妈身边，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
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我大爷对祖父祖母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的憧憬，他的期待，终究没能实现。十几天以后，具体来说，是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天秋风萧瑟，寒意袭人，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疼，仿佛预示着一场悲剧的发生。
五、
那天早上，我刚到单位，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我父亲的声音低沉又沙哑，带着难以掩饰的悲伤，他说，我大爷在烟台出了意外，让我马上请假，赶过去。我心里一下子就慌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不敢多想，急急忙忙地乘车，从威海赶到了烟台。一路上，我不停地祈祷，希望我大爷只是受了点伤，没有大碍。可我心里也清楚，父亲的语气，绝不会只是小意外。
等到了我大爷工作的单位，我看到堂哥、堂姐、二我大爷他们都已经到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了悲伤，眼睛红红的，脸上还挂着泪痕。直到这时，我才敢相信，那个勤勤恳恳、一辈子受苦的我大爷，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之后，我们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那天早上，有工友到单位后，发现大门没有开——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大爷每天都起得很早，从来不会迟到，更不会不开大门。工友心里犯了嘀咕，冲着传达室呼喊，里面没有任何回应，他意识到情况不对，就翻过大门，进了院子。他用力拍着传达室的门，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我大爷的名字，里面依旧没有任何反应。他心里越来越慌，赶紧喊来其他几名工友，大家一起合力，把传达室的门撬开了。推开里门进去一看，我大爷躺在床上，身子已经扭转身子转向床边。但是，已经没有了呼吸。
后来，经法医确认，我大爷的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而罪魁祸首，就是外屋那个用来取暖的煤炉。时值十一月份，正是秋冬季交汇的时候，风向多变，煤气被风倒吹回来，顺着烟筒，全部散在了屋子里。从临终的姿势看，我大爷在最后时刻已经感觉到不对劲，拼命想转身下床逃生，但是已经力不从心。
我大爷走的时候，眼睛还是睁着的，工友们试着给他合了好几次，都没有合上。直到我们这些亲人赶到，堂姐扑到床边，嚎啕大哭着，一遍又一遍地喊着“爹”，用手轻轻抚摸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才缓缓地闭上。我知道，他这是在等着我们，等着他的亲人，他心里还有太多牵挂，还有不舍，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家，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晚年，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他奋斗了一辈子的世界。
我大爷的骨灰被运回村里的时候，家里人谁都没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祖父祖母。他们都是快九十岁的老人了，身体本来就不好，我们实在不敢想象，他们能否经得住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沉重打击。可纸终究包不住火，消息还是传到了他们耳朵里。我祖母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当场就哭晕了过去，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那种绝望的神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实在是不忍再现，也不愿再想起。祖父整个人都垮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眼神空洞，嘴里反复念叨着我大爷的名字，泪水无声地滑落，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伤，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尽痛楚。
再后面的事，充满了负能量，原本我不想提，可心里的委屈和不甘，实在是不吐不快。
我大爷的那位老板，人真的很好。我大爷去世后，他主动给了一笔钱，还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说明了这笔钱的用途：一部分作为丧葬抚恤金，用来给我大爷办理后事；另一部分，留给我祖父祖母养老，让他们能安度晚年。可至于具体给了多少，他没有明说，只是把作为儿子的堂哥叫进了办公室，把钱全部交给了他，让他妥善安排。
关于那笔钱的数量，后来，我大爷的一位生前工友，偷偷地给我们透露了可靠消息，说那笔钱，不少于二十万。在二零零二年，二十万，绝对是一笔巨款——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威海的房价，才每平米一千元左右，二十万，足以买一套宽敞的房子，足以让祖父祖母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也足以让堂哥一家的日子，过得好一些。老板确实很大方，也很有良心，没有辜负我大爷这些年的勤恳付出。
可谁能想到，那些钱，再加上我大爷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大概也有近十万，全部被堂哥一个人掌握在了手里。他没有给堂姐一分钱，哪怕堂姐也是我大爷的孩子，也是我大爷辛辛苦苦抚养成人的；他也没有给祖父祖母一分钱，哪怕那是我大爷的父母，是他的祖父母，是我大爷生前最牵挂的人。他没有跟我们家的任何人透露这笔钱的具体数目，也没有和任何人协商这些钱的支配方案，就那样，一个人独吞了所有的钱，仿佛那些钱，本来就该是他的，仿佛他忘记了，这些钱，是父亲用一辈子的辛苦，甚至是用命换来的。
如果堂哥能替死去的我大爷，好好孝敬祖父祖母，能公平地对待堂姐，哪怕他独吞了钱，我也不会说他一个字。可是——他没有。
后来，堂哥得了胃癌，和大妈当年得的是同一种病，应该是遗传。他前前后后做了好几次手术，割掉了四分之三的胃，也花了不少钱。那个时候，还没有新农合，所有的医疗费，都要自己承担。要是普通家庭，早就被这巨额的医疗费压得抬不起头，腰杆子都折了，幸亏他手里有我大爷留下的那些钱，给他支撑着。
可我大爷拿命换来的钱，最终，也没能救回他的命。堂哥还是走了，走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
堂哥死了没几年，我的那位大嫂，也另寻门户，改嫁了。她这一辈子，也没做过什么让我们认可的事，可唯有一件事，让我对她心存感激——她改嫁前，用我大爷留下的钱，付了首付，给我堂侄在威海买了一套楼房，让那个失去父亲的孩子，有了一个安稳的家。
我大爷这个命啊，真是太苦了。活着的时候，为了儿女，为了家庭，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吃尽了人间的苦，受尽了世间的罪；死后，还要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换来的钱，继续帮衬着儿孙，护着儿孙。
如今，我大爷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可我总能在梦里见到他，见到他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模样，见到他为了家庭操劳的身影，见到他脸上那久违的笑容。我知道，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我们，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回忆里。我写下这些文字，不为别的，只为留住那些关于我大爷的记忆，只为告诉我大爷，我们没有忘记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愿天堂没有苦难，愿我大爷在另一个世界，能过上好日子，能真正为自己活一次，能笑得坦荡，过得安心。
上面我所写的所有文字，都是基于真实事件而来的。如果说有水分，估计百分之一都到不了。我就是想通过这种纪实的方式，不用华丽辞藻，不虚构什么吸睛情节来寄托我对我大爷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