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心里一阵阵难过，再过几天就是父亲的祭日，他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但在我的感觉里父亲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没有离开我们，只是临时外出。
军人出身的父亲1米84的个头，走起路来身板直直的，一副威武的样子。父亲兄妹七个，他排行老三，小时侯因为身体单薄再加上家境尚可，便在私塾念书，20岁投考黄埔军校，离开家当兵到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受训，专攻土木建筑。工兵出身的父亲耿直、磊落，“文革”时被冠以“历史反革命分子”因为“时刻准备反攻倒算”被无产阶级专政着。记得小时侯父亲被押在设在反修馆（原名中苏友好馆即现在的省政府礼堂）院内的砖厂接受改造，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土胚和码的整整齐齐的砖厂里，父亲总是很“投入”地劳动改造着，倒是奶奶和妈妈经常背过父亲流泪。
一直到1981年的秋天，父亲的冤案才得到平反，之后离休在家。父亲向来关心国家大事，每月100元的书报费总是不够花，《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文汇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求实》这些报刊里的每篇文章他都是要读的，并且要求我们也要读。经常告戒我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可惜我们兄妹中只有弟弟考上了正牌大学，满足了父亲的心愿，我和姐姐在父亲的一再鼓励和帮助下也总算完成了学业。父亲晚年的生活是安定而满足的，他的脾气变的很好，买菜、做饭、接送孙女儿上幼儿园，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竟然支持已退休在家的母亲外出打工，发挥余热。父亲不喝酒，高兴的时候偶尔抽根烟，但他好吃，烧一手好菜，那时候北方人吃鱼的少，人们很少买鱼，父亲经常买几毛钱一斤的扒皮鱼给我们解馋，为这，母亲常常埋怨父亲，母亲的工资低负责全家人的穿戴，父亲的工资“高”负责全家人的吃饭。
父亲离休后享受的待遇比较好，每到星期天他都要准备丰盛的饭菜，等我们回家吃饭，如果谁没有回去，他总要留出来，第二天一定要打电话叫回去吃。
父亲有高血压，但他一直按时吃药，生活有规律控制的比较好，慢慢地我们也忽视了他的这个病。五年前的8月12日临晨6点，睡梦中的我被电话惊醒，电话那头母亲急切地告诉我父亲脑溢血送进了医院。我赶到医院看见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当时他已说不出话，但却一个劲地打手势，想要告诉我们没关系。父亲在医院住了16天，我们轮流陪护，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闭着双眼、插着氧气，任由我们 翻身、擦洗、换药，我难过极了，坐在父亲的病床边细细端详父亲才感觉父亲老了，后悔平常对父亲关心太少、交流太少。一天下午昏迷了十多天的父亲突然睁开眼睛一一地看着我们，母亲紧紧攥着他的手对他说不要着急，你过两天就好了。我们都很高兴，以为父亲的病情有了好转，但是第二天凌晨5点多，善良、豁达、乐观、英武的父亲却离开了我们。
父亲走的太突然，我没有来得及对他多尽些孝心，每次想起这些我都很自责，父亲一直对我很牵挂，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悲伤与思念中。有次在街上看到一位身穿烟灰色中山装，头戴白色礼帽，圆形石头镜的老者迎面走过来，我差点喊出声来，要是父亲活着该有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