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到一篇短文，很好的一篇回忆录，觉得文笔不错，有学习参考价值，特摘录分享。
【正文】青岛的海风，咸湿而清冽，自小便裹挟着我的呼吸。每当潮水退去，沙滩上留下蜿蜒的水痕，就像命运不经意间划下的轨迹。我生在青岛，长在海边，童年记忆里满是浪花拍岸的声音、渔船归港的灯火，还有父亲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他是青岛市统战部工商联的一名工作人员，工作体面，生活安稳。那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成绩优异，老师常夸我“有文气”，未来仿佛铺展着一条明亮的路。
然而，1957年的春天，国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粮食短缺，物资紧张，城市的生活愈发艰难。父亲在青岛虽有稳定收入，也有外事接待的些许便利，但他深知，青岛终究不是根。他常对我们说：“人不能忘了本，树再高，根还在土里。”于是，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他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让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三人，回到故乡——诸城县城关公社西十里堡。
那时，我对“故乡”这个词，只有模糊的憧憬。我想象中的老家，或许也像青岛一样，有青石板路，有红瓦房，有学堂的钟声。可当长途汽车缓缓驶入诸城站，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沿着乡间土路走向西十里堡时，眼前的景象让我怔住了。
村子静静地卧在黄土地上，一排排低矮的房屋，全是土坯垒成，墙皮斑驳，屋顶铺着厚厚的麦秸秆，在阳光下泛着金黄的光。风一吹，屋檐下的草穗轻轻摇曳，像在低语。家家户户的院门是木头钉的，吱呀作响；院里堆着柴草，鸡在墙角刨食。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炊烟和牲口粪混合的气息——这味道陌生又真实，它不属于青岛，却属于我的血脉。
我蹲在门槛上，伸手摸着那粗糙的土墙，指尖传来一种奇异的触感，仿佛触摸到了大地的心跳。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就是我的根，是父亲念念不忘的“老家”。尽管它简陋，尽管它落后，但它真实地存在着，像一棵老树，沉默地守候着归人。
初回乡村的日子，是新奇与不适交织的。青岛的教室里有玻璃窗、木课桌。我们村里当时没有学校，在我们村北不到三华里的大栗元村。而村小学的教室是都是土屋，窗户用纸糊着，冬天冷得直跺脚。课本也常常不齐，老师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但我很快适应了。或许是因为骨子里的倔强，或许是因为父亲常说：“读书是穷孩子的出路。”我成绩依旧名列前茅，成了村里的“小秀才”。
母亲常在灯下缝补衣物，煤油灯的光晕映着她疲惫却坚定的脸。她从不抱怨，只是默默操持着这个家。父亲在青岛，每月寄来一点钱和粮票，还有几封字迹工整的信。信里不谈苦，只叮嘱我们“好好念书，别给组织添麻烦”。他始终相信，国家会好起来的，孩子也会有出头之日。
时间如村边那条小河，静静流淌。我从西十里小学升入诸城一中，成了十里八村少有的“中学生”。那时，我已长成一个挺拔的少年，眼神里有青岛的开阔，也有乡村的沉静。1967年，征兵开始了。我体检合格，政审通过，原本要被选入特种部队——那是多少青年梦寐以求的荣耀。可就在这时，父亲退休了。
按照当时的政策，机关职工退休，子女可“顶替”就业。父亲在青岛工作多年，有资格让一个孩子接班。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他沉默良久，最终选择了我。他说：“老大已考入公安学校，老三还小，老二聪明，也有文化，去城里，或许能走得远。”
于是，我放弃了参军的机会，回到青岛，被分配到市革委红卫兵接待站工作。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岗位，每天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安排食宿，传达通知，处理纠纷。我年纪轻，但做事认真，说话得体，很快赢得了同事的认可。
接待站的老站长，原是文革前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文革中被打倒，此时刚刚恢复职务。他见我常在值班本上写些小文，字迹清秀，语句通顺，便多看了我几眼。一次夜班，他与我闲聊，问起我的经历。我如实道来：从青岛到诸城，从土坯房到一中，从想当兵到回城接班……他听罢，轻轻点头：“你有故事，也有文心。”
1971年，他正式向组织推荐我，调我到市革委做秘书工作。从此，我走上了另一条人生路——一条与文字、政策、行政紧密相连的路。
秘书工作远非想象中那般光鲜。每天要起草文件、整理会议纪要、撰写汇报材料，常常加班到深夜。（那时没有打字机，天天夜里刻腊版，油印）领导讲话要揣摩语气，政策文件要吃透精神，一个标点都不能错。压力如山，但我咬牙坚持。我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是父亲的退休换来的，是老站长的提携给的，更是时代在动荡中为我打开的一扇窗。
我常在夜深人静时伏案疾书，窗外是青岛熟悉的海风，室内是台灯下泛黄的稿纸。我想起西十里堡的煤油灯，想起母亲在灯下缝补的身影，想起父亲在信中写的“别给组织添麻烦”。这些记忆，像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我的笔尖，让我在纷繁复杂的公务中，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与敬畏。
几十年光阴，如潮水般退去，留下的是斑驳的足迹。我在体制内辗转多个岗位，有升迁，也有低谷；有掌声，也有冷眼。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让我一度感到迷茫；改革开放的浪潮，又让我看到希望。我曾主抓过民生项目，也经历过机构改革；曾为一项惠民政策奔走呼号，也曾因程序问题被问责检讨。
一路走来，坎坎坷坷，说不上什么丰功伟绩，也谈不上轰轰烈烈。但我始终记得老站长对我说过的话：“做官是一时的，做人是一世的。只要问心无愧，便是最大的政绩。”
是啊，政绩？我这一生，没有建过高楼，没有修过大桥，没有留下什么“标志性工程”。但我经手的每一份文件，都力求准确；我参与的每一项决策，都秉持公心；我服务的每一位群众，都以诚相待。或许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个“老黄牛”，默默无闻，但我知道，我的每一步，都踏在了土地上，没有虚浮。
如今，我已退休多年，两鬓如霜，步履也渐渐迟缓。但我心安然。每当清晨在青岛的海边散步，看红日从海平线跃出，洒下万道金光，我总会想起那个从西十里堡走来的少年。他背着书包，走过土路，穿过麦田，眼里有光，心中有梦。
我常回西十里堡看看。老屋早已翻新，土坯房变成了红砖房，麦草顶换成了琉璃瓦。现在的西十里，旧貌换新颜，全是配套设施齐全的小高层，我的亲人们都住在不差于青岛的住宅，这个变化让我惊讶！村里的孩子都去城里上学，村口立起了“西十里社区”的牌子。母亲已走多年，父亲也在九泉之下安息。但那口老井还在，井水依旧清冽；那棵老槐树还在，枝叶依旧繁茂。我坐在树下，听风穿过树叶的沙沙声，仿佛听见了时光的低语。
我们弟兄三人，命运各异，却都守着那份朴素的本分。我们很少谈论过去，但每逢年节聚在一起，一杯地瓜烧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说青岛，说诸城，说父亲的信，说母亲的灯……笑声中，有泪光闪烁。
晚年的我，渐渐悟出一些道理。所谓“老有所养”，不只是有养老金、有医保，更是有健康的身体，有平和的心态。我坚持锻炼，饮食清淡，定期体检，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我对他们最后的爱。
所谓“老有所为”，不一定是著书立说、建功立业，而是以自己的经验与智慧，为晚辈指点迷津，为社区出一份力。我常给朋友和我的家人、晚辈讲那些故事，讲如何与时代和解。年轻人听得入神，说：“您讲的，是教科书里没有的。”
所谓“老有所乐”，是养几盆花，读几本书，写几行字，与老友下盘棋，与孙儿讲个故事。是看孙女在钢琴前弹奏《致爱丽丝》，是听孙子背诵“床前明月光”，是感受天伦之乐的温暖。
我依然喜欢写作。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名利，只是为了记录，为了梳理，为了与自己对话。我写下《西十里堡的土墙》，写下《父亲的来信》，写下《接待站的煤油炉》。这些文字，或许不会被编辑青睐，不会被大众传诵，但它们真实，它们有温度，它们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普通人的生命轨迹。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当年我去了特种部队，人生会是怎样？如果我没顶替父亲的职位，是否会有另一种辉煌？但转念一想，命运从无如果。每一条路都有它的风景与荆棘，每一个选择都塑造了今天的我。我感激父亲的决定，感激老站长的提携，也感激那个在土坯房里苦读的少年——是他，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青岛的海，依旧潮起潮落；西十里堡的风，依旧吹过麦田。我站在人生的岸边回望，没有遗憾，只有感恩。我这一生，生于海，归于土；始于梦，终于心。我虽平凡，但心之无愧。
这，便是我的归途，也是我的归心。
【题记】写下这篇文字时，窗外正下着小雨。雨滴敲打着树叶，像极了当年西十里堡屋檐下的滴水声。我忽然明白，所谓故乡，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更是心灵深处的一盏灯。它照亮来路，也温暖归途。
我们弟兄三人，从青岛到诸城，从城市到乡村，从青春到暮年，走过了国家最困难的岁月，也见证了时代最深刻的变迁。我们不是英雄，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三个。但我们用一生的坚守与努力，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本分，什么是“心之无愧”。
愿后来者，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也能慢下来，听听内心的声音，看看来时的路。因为，唯有懂得归途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如何前行。
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不仅是晚年的真谛，更是对生命全程的尊重与礼赞。
而我，愿以余生，继续书写这平凡而真实的人生。
写于青岛浮山小院。（作者：张心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