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高镇主者的退路选择——曾国藩的深谋远虑
皇权社会,大臣们功高镇主的结局多半是悲剧。我们有听过太多这样的故事,远的如汉高祖刘邦诛杀给他打天下的异姓王,近一点的有大清朝立足稳定后的削蕃之乱。这也应了那句话,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对一切威胁到皇权的因素,要及早消灭干净。功劳大到封无可封,那就让他消失。这就是权力游戏中的基本规则。
曾国藩是一个文臣,本想安心做学问成圣人,但风云际会,他带兵做成了正式武将们都没能做成的大事。他帮清朝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挽救了大清朝,立下了不世之功。他在当时已经成了一个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一位大英雄。他十年的辛苦付出,用泪水和鲜血培养起了一股庞大地湘军势力。这股势力大到已经可以左右清朝的生死存亡。如果他是一个曹操那样的枭雄,他可以对清朝做到取而代之。好在他骨子里做圣人的理想一直在成长着,他也看到了朝庭的不安、猜忌、打压。兔死狗享的权力游戏要继续上演,而他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为了他的理想,他选择了激流勇退,可怎么退出,像之前咸丰帝时直接撂挑子走人的事一定是不能干了。朝庭正等着抓他的辫子好将他一击到底,已经完成了认知升级的曾国藩早已不是冲动少年。老谋深算说的就是他,他不但要自己安全落地,更要让他身后整个湘军系的人马不受牵连。如何能做到全身而退,对他来说就是个拿手的技术活。
在他谋划的退出步骤中,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接棒者,这是一个能让朝庭放心也镇得住湘系的骄兵悍将。这个人他一早就准备好了,并且还提前安排到重要岗位上,有能务有资历还能服众。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淮军的统帅安徽巡府李鸿章。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培养就体现出了他的先见之明。特别是在天京决战之前,皇帝迫于现实压力给了他实权,在对战场有了绝对掌控权之后,他将多年培养的李鸿章安排成了一省巡府,并由李鸿章组建了淮军。这一步棋为他战后退出打好了基础。他要去追寻他的田园梦想,李鸿章则可以顶上来保护住留在官场的湘系人马,手里还有一支淮军可以用来稳定局面。这不得不说曾国藩的深谋远虑。他没有做皇帝的追求,也没有拥兵自重的想法。所以他天京大胜这后就主动载掉了自己大部分的湘军,基本就成了光杆司令。朝庭看到他的势力缩水了,但也不敢随意打压他。这就是他给自己造下的势。
我们再看一个反面故事,淮阴侯韩信的迷之自信。他在占了齐地被封齐王后,天下大势也渐明朗化,这时他是最大的第三方势力,他帮刘邦,刘邦得天下,他邦项羽,项羽得天下,他还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两不相帮自己做皇帝。可他没有,他选择了邦刘邦打天下。他就没有为将来多考虑过,他的谋士蒯彻是旁观着清,所以一再劝他为将来打算,可韩信一次也没有采纳。他的谋士给他分析过天下大势,说他已经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给的好处,不拿反会受到天遣的。
韩信认为刘邦对他有知遇之恩,他又全力为刘邦打天下,立下了功劳无数,他又对刘邦忠心,如此有情有义,不应该背叛。
他的谋士蒯彻真是掏心掏肺地劝他。并且告诉韩信,在权力面前,情义是靠不住的。韩信和刘邦讲情份,这情份是比不上张耳陈余的刎颈之交,最后那两个都反目了。对刘邦忠心不二,看看文种、范蠡对勾践的忠心,韩信也是比不了的,可结果呢,兔死狗烹了。韩信对于刘邦立下的功劳太大了,并且他又有地盘又有兵马。而对于项羽,韩信又是一股能左右天下走势的大势力。所以当时的韩信站在哪一方都不会被信任。如果韩信安心做了臣子,但他之前的本事太大了,这就是危险的根源,每一个皇帝都不放心。韩信就没有曾国藩的远见,下不了那个决心,心存侥幸,结局必然是悲剧。韩信没有为将来多考虑,可他不知的是,他那样有本事有军权的大臣,职业生涯已经走到头了,如果他再有追求那只能是改朝换代自己当皇帝。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没有主动选择退的方向,那再前行就是刘邦所不能容忍的区域了,这样的危险韩信却不自知。韩信对将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做,所以当刘邦得了天下后直接换掉了他的齐王,为下一步处理他打好了埋伏。韩信没有在他得势的时候为将来的生活做好谋划,面对刘邦的一再打压毫无抵抗之力,最后被吕后杀死也就不奇怪了。
再对比曾国藩,他早就相中了接班人,他的识人之术在李鸿章身上没有失误,所以一直带在身边做岗位培训,就等时机成熟将李鸿章推到前台。李鸿章也不负他老师的期望,成功接下了湘军的盘子,不像沈葆桢、左宗棠那样看风向不对就背后下黑手的绝无良心科的高人。有了曾国藩的精心布局,李鸿章又全力配合,在湘军系新旧两代领军人物的权力交接很平稳。曾国藩做到了既给朝庭保全了脸面,让朝庭能放心给他加官进爵;同时也保全了湘军系的官员的人身安全,让跟随他多年的部下们有机会能得善终,没有给朝庭清算湘军系人也留下机会。这才是曾国藩的神奇之处,他做事认真细致,能从全盘考虑,照顾到了各利益,最后出现了皆大欢喜的结果,没有出现各方利益团体间的剧烈冲突,真得是很难得。
细数皇权时代为皇帝立下大功的那些大功臣们,不是自已造反了就是被皇帝灭门了,真正能善终的屈指可数。曾国藩放弃了权力,但他依然能平衡了各方利益,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跟随他征战多年的部下,让每个人都能善终,不能不说他对势和利的把握,对人心、人性的理解真的有了新高度。无怪他能成为清末的文正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