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的一天，有一对夫妻来报警，说他们八岁的儿子刚放暑假第三天就失踪了。绑匪还打来电话：“你的儿子在我们手上，你们准备好两百万，不准报警，要不然，你们会永远见不到儿子！”

绑匪的来电号码是98765，明显是电脑软件合成的。夫妻俩再打这个号码的回电，打不进去。他们思考再三，还是决定报警。

局里马上成立了专案小组，我也是专案组成员之一。从警多年，我知道对于破这样的绑架案，其实难度不大。绑匪没有要求汇款到指定账号，这是件好事，根据以往经验，我们决定在资金交接的环节设法将其抓获。重点在于要确保人质安全，不被撕票。

这对夫妻是做房地产生意的，老公叫陶元，是著名企业家，在我市以及外地都有开发项目。案情发生后，领导非常重视，我们压力也很大，但无论如何都要设法稳住绑匪，防止他们走极端。

陶元交往甚多，但他与他人没有明显的个人恩怨。我们分析绑匪的目的就是求财，因为绑匪要的数目并不大，两百万对陶元夫妻来说完全拿得出，我们排查的重点目标定在外来打工者。我们知道绑匪肯定还会来电话，便对夫妻俩的电话号码实行监控。

但是狡猾的绑匪在接下来的三天不再来电话，我们暗地里的排查也没有发现可疑者，我们有些心焦，也担心人质的安全。

正当我们还没有头绪的时候，陶元突然向我们报告，说他汽车的车窗上被人插了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正是绑匪的。信上的内容是由报纸上的文字剪贴组成的：“去东城城隍庙前的松树底下，把花盆里的泥土倒掉，拿上里面的东西。按吩咐去做，你的儿子就会安全。”

绑匪具有相当的反侦查能力。陶元停车的地方和城隍庙前的松树下，刚好都是监控盲区；信封和信笺上也只留下陶元一个人的指纹。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绑匪要拖好几天久才联系陶元，原来他们在寻找合适的联系方式。

我们叫陶元一个人过去，并从邻县抽调了一男一女两个年轻警员扮成情侣在远处游玩并拍照。

城隍庙松树下真的有一个花盆，上面只剩泥土，没有花草。陶元倒掉松软的泥土，拿到了一个小包，外面包着黑色的尼龙袋。回到局里，我们把包打开，见里面有一只摩托罗拉对讲机，还有一封信。绑匪依然没有留下任何指纹，信上的文字也是由报纸上的印刷文字剪贴而成。

信上说：“拿到对讲机后，务必保持开机状态。请买一张六月十日十八点三十分去凤城的D123次动车票，我们随时会联系你。再次提醒你，不能报警。只要你守信用，你儿子就会安全。”我一看日期，离六月十日还有两天。

我们准备了无线电测向与定位技术组，只要绑匪用对讲机与陶元通话，我们马上就能将他定位并抓获。同时，派人调查这只对讲机的市场来源。但是狡猾的绑匪一直没有通过对讲机与陶元联系。

我们取得了铁路站乘警的协助，同时也通知了凤城警方。十日傍晚十八点三十分，我们四位侦查员乔装打扮上了动车，坐在与陶元同一个车厢的其他座位上。

从我们县城坐动车到凤城需要三个小时。动车出站时已经华灯初上，万家灯火的光芒照亮了县城顶上的夜空。可我们心里依然没底，这狡猾的绑匪躲在哪里，人质是否安全。

动车离开县城后，在夜色中狂奔， 不时穿过几处山洞。陶元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紧握着他的旅行箱，箱里是两百万元的现金。他心神不宁地盯着另一只手上的对讲机。

动车开出一个多小时后，动车接近仙安站点，缓慢进站时，对讲机里突然传来声音，要求陶元一个人带上钱在这个站点提前下车。我们早有预案，绑匪可能会在中途来这一手。于是我们专案组人员也一起下车，我们一袭便衣，背着包，拖着箱，像是到站的旅客。

“出站后往前200米，有一座桥，请来桥上。”陶元的对讲机里传来了绑匪的声音。

这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斜拉桥，桥面开阔，能容两辆轿车对开。桥中间的两侧是约一米宽人行道。桥上有灯光照明。桥下就是仙安河，桥连接着仙安河两岸的山头，跨度约有一百五十米。

看来绑匪想在桥上接手资金，我们几个人兴奋异常，正好可以将绑匪一网打尽。

我们几个同事三三两两地和陶元保持着距离，但是都暗暗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抓捕。

“请走左侧人行道，走左侧人行道。”在桥上，陶元的对讲机里传来了绑匪的声音。陶元便上了桥面左侧的人行道，走了一百米不到，对讲机里又传来了绑匪的声音：“把钱扔下来，把钱从桥上扔下来。”

陶元迟疑了，我们也没有料到绑匪会在桥下。桥面离仙安河水面据说有两百多米高，但当时是枯水期，下面的水流近乎干涸。糟糕的是，要下到河床，相当于从山顶走到山脚。而且在这一路段，根本没有到河床的通道，河道两侧都是悬崖峭壁。

“快把钱扔下来，你儿子就在这里。如果想保证你儿子的安全，必须要守信用。快扔下来，你只有一次机会！”对讲机里绑匪的声音变得非常严厉。

陶元一听儿子在下面，就把装着两百万现金的行李箱从桥上扔了下去。在昏暗的灯光下，桥下隐约可见两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孩的黑色身影，我们在桥上眼睁睁看着两个成年人把行李箱打开，不慌不忙地用手电筒在里面照了照，然后再关上。两个身影抬着行李箱消失于河床两侧山脚下的树林里。

“你还算守信用，你儿子在下面，你自己下来带走吧。”过了几分钟，陶元的对讲机里又传来了绑匪的声音。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颇远的山道，打着手电筒花了近一个多小时才下到河床。河床上已经没有水，都是松软的沙土，上面长了很多茅草和芦苇。泥土上发现了一些凌乱的脚印。

“爸爸，我在这儿。”陶元的儿子在河床的芦苇丛中听到陶元的声音叫了起来，他的手在背后被透明胶带缠在了一起，头部被蒙着一个灰色的绒布头套，只留眼睛、鼻孔和嘴巴露在外面。

陶元的儿子说不上绑匪的面孔特征。据他说这伙人在他面前都套着头套，只露着眼睛、鼻孔和嘴巴。他们前几天一直和他呆在一个房子里，天天给他好吃好喝地哄着，叫他不要害怕，并对他说，他们在拍一部电视剧，每个人都需要蒙面，只要他演好了，不但有更多好吃的东西，而且会很快回到他的父母身边。

“是的，你演得很好。现在电视剧拍完了，我们都可以回去了。”我笑着对他说。

当我们那天晚上回到宾馆时后，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第二天仙安河里的涛涛洪水把河床里的一切线索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个绑架案的人质救回来了，陶元付出了两百万元的代价，但是他觉得儿子救回来了，钱也就无所谓了。

对讲机的来源一直没有查清，犯罪分子也没有抓到，这是我职业生涯遇到的唯一没有破的绑架案。

后来我们分析，用对讲机与陶元通话的人应该就隐藏在车站附近某处，很可能离我们并不太远，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当时都被桥下的那几个人吸引，没有想到。我一直觉得这次的绑匪太不简单，特别是后来的大雨天气，究竟是凑巧还是被绑匪预先选定不得而知。我希望是前者，要不然，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