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希腊哲学家开始思考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时，人类便开始了用理性认识世界及人生意义的伟大征途，无数伟大的哲学家为之进行的探索得出了许多新颖而有趣的结论。然而，哲学家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默认了一些不证自明的前提，从诸如此类的前提出发进行思维的冒险历程。这些不证自明的前提，如果不具有自明性，随之而来的探讨将成为一种思维的游戏或者将主体的意识实体化，从而得到一些荒谬的结论。

一切哲学探讨及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不可避免的前提就是发问活动本身。当你提出一个问题时，无论这个问题是在何种层面，你都无可避免的引入一个前提：我在问。一旦发问活动的问题涉及到这一前提，而发问者将“我在问”这一发问活动设想为不言自明，将不可避免的陷入一个思维的幻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是如此。正如海德格尔对其的批评，思执成为晦暗不明的东西。“我思”本身被作为一个确定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并没有任何规定性，似乎它可以脱离一切时空、一切肉体而单独存在，发问活动的“我在问”成了在存在论上无规定的不言自明的东西。贝克莱主教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也将发问的主体看做无规定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发问活动本身的前提改变了问题的面貌和结果。

因此，首先要规定的是发问活动，而发问活动是人在发问，人的存在就需要得到规定，任何将人的存在设想为不言自明的主体性的存在都将导致荒谬的结果。海德格尔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试图为此在的存在方式进行规定。他将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操心，操心的结构：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世界中的-作为寓于世内照面者的存在。这里海德格尔似乎不能摆脱二元论的束缚，总有一个先行于自身的本真的存在，虽然海德格尔认为这个本真的存在就是寓于世内照面者的存在，然而他并不能说明这个本真的存在如何规定，只是此在可以通过领会、筹划、召唤等等活动向本真存在。这个此在又被套上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本真的存在），而存在也被套上了“非本真”的枷锁。海德格尔似乎隐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困难之处，于是他说先行于自身的存在就是寓于世内照面者的存在，似乎借此就可以消除本真存在的自明性，然而如果能将同一个此在分离出两种不同的存在，那么就需要这两种存在方式都有存在的证据。

萨特更进一步的分析了存在的结构，他将虚无这一玄之又玄的东西引了进来。在萨特眼里，海德格尔的所谓存在的基本建构乃是自为存在的方式，而自为是自在的虚无化，海德格尔的本真和非本真的存在之间也隔着一层虚无，这样，海德格尔的困难在萨特这里得到了解决：如何使一个先行于自身的存在等于一个寓于世内照面者的存在，就是这其中加入虚无，这样两者被分离开，同时又不曾分离，因为虚无本身什么也不是，甚至不能说虚无不存在。然而，萨特是在二元的基础上又通过意识活动增加了另一个二元的存在：自在与自为。这种自明性的前提更加无法保证其自明性：萨特的自在的存在是什么？虚无又是什么？如果虚无什么也不是，那么他如何能分离出自在与自为？在萨特那个著名的咖啡馆的例子中，虚无化的过程实际是一个焦点转移的过程，虚无本身没有改变任何东西，虚无化只是一个想象的过程，虚无并没有使任何东西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淹没于虚无中的东西是现实存在的，先存在然后被淹没。萨特就这样悄悄的将自在的存在设为了自明的存在：自在存在着，然后淹没于虚无。这样自在、虚无就都成了空中楼阁，没有支持的依据。如果自在真的存在，那么将其与自为分离的东西就必须有所规定，而不能是无规定的；而如果他能被无规定的虚无与自为分离，那么只能说明自在本身无规定且没有自明性。因此萨特的自在、虚无、自为三者中只有自为可能被规定，而他在这种情况下将三者关联起来，虚无与自在实际上互为规定，承认了虚无才能导致自在，承认了自在，才能插入虚无。这样萨特以为引入虚无就可以解决本真的存在如何先行于自身又等于自身的问题，实际上他引入的是一个无规定的东西，他的处理方式是聪明的，因为除了虚无，其他任何东西的引入都无法保证等式的平衡，在如何既等于又不等于这个问题上，萨特已经尽力了。

我们无法在这个问题上比萨特在进一步，除了虚无我们无法以任何别的东西作为自在、自为或本真、非本真的中介。真正的问题出在海德格尔那里：究竟有没有一个本真的存在；在萨特这里又多了一个问题：究竟有没有自在存在。当自明性的前提被提出后，困难也由此产生，正如前面所说，我们无法再在解决这个困难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时需要做的只能是反思这一前提的自明性是否是无可争辩的。很幸运，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使得我们有了解决这一困难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