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与张歌在一维吾尔人开的餐厅吃饭，喝了大半瓶日本清酒，极不合自己口味，酒瓶显示十五度多点不到十六度，总觉得这酒缺了点什么，但又说不上来。米酒还是喜欢喝江西的，想起当年与曾龙生，雷红琼在曾厝安的晚上，三个人很可能喝掉六斤江西冷藏的米酒，这种米酒有点酸甜，乳白色，喝过两斤后会有后劲发作，其导致的头晕与喝其他酒不一样，更痛，更深一些。今天喝的日本清酒，应是米酒的一种，乳白色，回味有点苦涩，有酒精的味儿。还好就一瓶，不至于喝多。喝完回来又逛逛了周末书摊。

很意外的遇到了董建中老师，我因为不认识，是张歌向他打招呼的。董老师的风范知道已久，无缘得见，今天也算巧合。对董老师的认识主要还是来自清史所三十年那本回忆小册子里边张小也的追忆。这篇北京女孩张小也教授笔下的董老师，感觉是个很活泼的昨日的少年。然岁月不饶人，寒风中，不止是他，我觉得我们都已经老了。董老师选的书我无法看清楚，好像有套京华烟云上下册，不过最后他算账的时候没有要。最后他要了几本，大约三十五元左右。去看别人买了什么书，有时候觉得是侵犯隐私，尽管现在很多人都在晒自己的书单，当然还有各种读后的感想。董老师以为我们是张世民老师的学生，他似乎听到我与张歌在谈话中提到，所以故有此猜想，历史学家真是敏锐的不放过相关信息。我们告诉了他，只是读过张教授大著，不是他的“学生”，关键时刻，我还不忘告诉董老师，我们经常见到王敬雅同学呢。董老师竟然立即说道“是在清史所资料室见得吧”，我不好意思说很多时候不是，只是默默的点头。在他选书的时候我正与一位四川老人聊天，后来这个老人告别了我们，董老师又谈了几句话，主要是说人的乡音难改，还举了他故乡话的例子。最后我们告别了寒风中的董老师，或许他还会继续逛一会的。

这位四川老人，是张歌好奇的问他是不是四川人，他说是。然后我与他聊了会，他高兴自己两元买了一本书。我告诉他我是四川重庆铜梁人，在合川，大足附近。他知道这些地名，并告诉我他的家乡，可惜我没有听听清楚，还问我去过没有，我说没有去过，四川重庆大部分大地方我都没有去过。他问我什么系的，我说历史系，他告诉我他也历史系，搞党史的，在人大毕业后留校任教了。我问了他子女是不是也在北京发展，他说是。他还告诉我他老婆找了北京人，现在很难回四川。并还告诉我南北结婚的一些不适应，但也安慰日子久了也还好。不过他言语中还是透露出最好别找个北方女人结婚，那样自己很难回到故土。还劝我如果女朋友是北方的赶快分了再找个四川的。我深表理解。此外他还告诉我们搞党史没什么意思，我提到现在搞党史的挺热门，也好找工作，他还是觉得党史没什么意思，还提到他们那个年代搞党史很多资料无法看到，很难深入。我想这也是实际情况。

上午这批书摊老板中有个人收了一批“破烂”，两万块收的，是中科院刘庆龄的物品（在部分文件中龄作令），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最近死掉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他的物品到了这批两眼放光的书摊老板手里。这批物品中有刘的大量个人文件，有早期的他的笔记，书信，有别人的项目申请书，有国外人给他的明信片（很多未拆封），还有一批缩微胶卷，还有一个老式的剪头发的剪刀，还有杂七杂八的一堆书（多是没什么价值的），个人书法作品也有一些，我看了一幅隶书的。我真怀疑这堆垃圾能值两万吗，不过看他们书老板很高兴，估计能卖个四、五万吧。他们是玩了十几年的这行当，应该不会判断错误。他们还请教了我一封信的手写英文署名。而我，只是看到这堆破烂有些感叹罢了。此外他们还搞了一堆俄语书，先前有个不是俄罗斯人但是懂俄文的外国人（不知道是不是什么乌克兰人）买了几本，对其中两本议价未妥，没有成交。这个外国人说自己老公是中国人。后来我在别处淘书，有两个女生问有没有俄语书，我义务告诉他们在那边有一些。看他们懂俄文，我跟过去叫他们帮我翻译了那部分俄文书的书名，主要是几本俄文的讲中国历史的，还有三卷本的俄文语法书。开价太贵，价值也不大，我俄语学过一个初级班，忘记干净了，只记得那俄语老师是东北女生，长得挺漂亮的。

中途书摊老板一群在一起看他们收到的彩图的看出立体画面的书，就是那种要交叉目光看出平面图里边隐藏的图形的书。我拿过来看了看，看出一个图形，我用四川话说，像个“碓窝”，一个书老板兴奋的说“好多年没听过这个词汇了“，还不住的笑。实际上那是四川草帽的图案，只是我当时一下想到的是碓窝。这个词汇我估计都有十年未说过了。看来他们离开家乡也很多年了。

最后我依然还是买了买了几本书，如日本经济史(4-5)-产业化的时代(上下)，十元。黄冕堂《明史管见》十五元，讲不下来价。王钟翰《清史新考》，五元。张歌二十元把那本Generations of Americans：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买了，还有一本《道教研究学报》，五元。其他一些没有买的书，或者觉得不错需要留存书名的放在我的相册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