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社在盐津街上有好几个门市店。
上场口那家叫“二门市”，手工业局背后这家叫“一门市”，下场口后来也有一家，在吊桥外贸站楼底下。
那个年代成衣很少，所以当年在缝纫社工作比较吃香。
缝纫社分“裁”和“缝”两个工种。
高伯娘的工作主要是缝纫，像她这样能吃苦的缝纫工不少，因为娃娃多的人家，必须要靠多做才养得活一家人。
当时缝纫社的工人每月拿60多元工资，相当于“公家的人”上两个月班。
高姐姐印象中，母亲很少在家里休息过，一年四季都在缝纫社踩机器，换来的就是一大家人基本衣食无忧。
从中巷子手工业局巷子走进去有一个大坝坝，右边是缝纫社，左边是印刷厂。
我姨姨在印刷厂工作，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对油墨感兴趣，特别喜欢听油墨粘在纸上印刷时“呲”的一声响，更喜欢闻油墨浓烈的味道。
两个单位都在巷子深处，光线昏暗但灯光都不怎么亮。
当左边印刷厂的机器有规律地“呲嚓呲嚓”响，右边缝纫社“踢踏踢踏”踩机器的节奏也很快，两个地方发出的声音含混交融，大家干活却不受影响。
有一段时间小伙伴们流行做女红，街坊姐姐们拿碎花布做包包好看，我们就跟着找花布来学。
花布少，家里找来找去只有三五种颜色。当时缝纫社还帮百货大楼做衣服卖，碎花布很多。
我跟姜丽去缝纫社找碎布头，高伯娘看见我，停下手上的活，把地上好些碎花布一把抓起来递给我问“够不够了？”
我接过一大捧碎花布，赶紧说声“谢谢高伯娘。”
从缝纫社出来经过印刷厂，姨姨看见我，“星期天跟你姐姐去坪街看家家（外婆），给家家背点鸡蛋去。”
我和姜丽开心地拿着一大捧碎花布，只想赶紧回家做起来。
姜丽的姐姐姜妹儿手巧，会做很多好看的花包包。回到家她找出姐姐做的几个包包，我们找好针线拿把剪刀，开始“照葫芦画样”。
做女红看似简单，并不容易。
先要找两块大小差不多的花布，其他碎布头，看颜色看心情做装饰，然后把花布三边缝起来，最后用细长条花布缝条带子，一个花布包包就做好了。
我和姜丽忙活半天，她妈喊煮饭都忘了。
也许是渐渐长大，身份认同强烈，那段时间对做女红的迷恋，远远超出跳绳、修天、踢毽子。
除了学做花布包包，我们还买来钩针，学着姐姐们钩围巾，要不就学嬢嬢们打毛线。
女娃儿学做女红，男娃儿也没得闲。
两个弟弟到处找木头，偷偷把父亲的工具拿出来，做弹弓、做手枪、做宝剑，还去黄泥坡挖泥巴做各种玩具。
人类基因传递顽固，不管是以玩耍为目的，还是为生存打基础，反正在接近青春期那个时间点，会莫名其妙跟风学手工，我想这在当时也算一种成长焦虑。
下场口个个小姑娘学做女红像模像样，只有我学得不好。
即便过了几十年，70多岁的母亲教我打毛线起边边，教了一个多小时，我硬是学不会。她又生气又疑惑，“贾薇，你咋个这么笨啊教得我汗水长淌。”
缝纫社大部分工人只会缝衣服，不会裁剪。如果能裁会缝就更厉害，但整个盐津街上，做到这点的只有李家。
李家一家人不仅能裁会缝，还个个长得漂亮。
成衣少衣服基本靠“定制”，穿哪种衣服的样式好看？穿哪种料子比较划算？先要从李家看齐。
最喜欢参照的“模特儿”,就是李家漂亮的四姑娘。
我们还是黄毛丫头时，李四姐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漂亮大姑娘，能裁会缝又时髦新潮，是当年盐津街上独一无二的形象代表。就因为她，我当时的理想就是长大当一名美女裁缝。后来偷偷照了镜子好几年，无奈发现天分硬伤，才悄悄弃裁学文。
盐津街上最先流行烫头发的时候，她就烫了一个。
乌黑、蓬松、极富弹性，像菊花一样在她头顶悠然绽放。街坊上好几个嬢嬢看见，马上跟她烫了个一模一样。
嗯，只是，味道不同......
这么漂亮的姑娘，什么样的男人才配得上？
有一天，街上的人突然看见李四姐和吴三哥拉手。
那个年代，拉手就算公开恋爱。
吴三哥也在缝纫社上班，他父亲在家门口摆了个刻章摊摊。吴伯伯私章刻得好，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是盐津街上解放前少有的川大毕业的高材生。
吴三哥没读过多少书，但吹拉弹唱打球样样也不差。
就在盐津人觉得他们也算郎才女貌。1980年夏天一个夜晚，吊桥上歇凉的人都回家了。
吴三哥突然将李四姐喊出缝纫社，一路拉扯着上了吊桥。
刚走到吊桥中间，吴三哥抱着19岁的李四姐，突然就跳进黑漆漆冷冰冰的关河。
住在吊桥附近杨家坪子坎底下的陶四哥，正打开门向河坝倒洗脚水。突然看见大团黑影直直地砸向关河，溅起好大一团水花。
他看不出是啥子东西，但觉得不对劲。
等他跑到吊桥，发现很多人站在桥上，无奈看着暗夜中汹涌的关河水，呜呜洇洇流向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