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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在三个典型的共产主义团体当中，经济之外的动机扮演着重大的角色（参见第二六节）。在此领域之外，实际进行的劳动（此处指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若要达到计算可能性的最适状态，则必须符合以下三大条件：
1. 最高的劳务适应性， 2. 最高的劳动熟练， 3. 最高的劳动欲望。
1. 以肉体暴力或其他不利的方式进行的直接威胁，2. 当表现不能令人满意时，有失去职务的可能。由于第二种方式（对流通经济来讲是基本的）远为强烈地诉诸个人的利害，并且要求根据成果（无论质或量）来自由淘汰（当然是从收益性的观点出发），所以比任何直接的劳动强制更能达到（就技术上的最佳状态而言）形式合理性的效果。其前提条件在于：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分离，以及劳动者竞相争取工资收入机会的事实，换言之，也就是对拥有者之占有生产手段的强制保护。
当技术的专门化走上极为单纯的（泰勒化的）单调劳动时，劳动欲自然会被局限于纯粹对物质性薪资机会的追求。在此情况下，惟有采取凭成果论工资（按件计酬）的方式，方能激发出较高的劳动欲。在资本主义的营利秩序里，按件计酬的利得机会和被解雇的危机，乃是劳动意欲的首要条件。
经验显示，对于主子（拥有者）的传统家父长制的关系，反而能维持高度的感情性劳动意欲。
所有近代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它们所谋求的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群众组织，必然要向其门徒诉之以价值理性的论证，然而其宣传却必须仰赖目的理性的论证，但不论针对何者，都必须基于特别是理性的考量，并且——和军国主义的、宗教的非日常性的共同体关系化相反——也必须基于日常的考量。因此，这种共产主义在日常情况下可能成功的机会，相较于非日常性的或主要是非经济取向的共同体，可说是奠基于内在本质上迥然相异的条件上。
在人身领主和庄园领主制下被利用为年金来源的人（奴隶、隶农）或各种设备，当然只是带来年金收入的资产罢了，而不是资本财，正如同现今会给人带来年金与红利的有价证券（指的是那些以年金机会和一时性投机为取向的私人——恰与营利经营资本之适时的投资于有价证券相对反）。
惟有西方认知了具备固定资本、自由劳动、理性的劳动专门化与劳动结合、纯粹流通经济的劳务分配、并且建立在资本主义营利经济基础上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换言之，只有在西方，我们发现到形式上纯粹自愿的劳动组织的资本主义形态（作为广泛大众之需求满足的典型与支配形态），以及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分离和有价证券持有者之占有企业。惟有在此处才有公债（出之以发行定期金证明的形式）、商业化、发放业务与融资业务（作为理性经营的对象）、商品与有价证券的交易所买卖、“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以及作为营利经济上之合理组织来进行企业化财货生产（而不只是贩卖）的独占性团体。
包税制的货币贡纳国家会助长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助长市场取向的营利经济。贡纳的出让和俸禄化，通常会因为造成既得利益（致力保持现有的规费来源与贡纳来源），而导致经济的定型化与传统化，以至于妨碍资本主义的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