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13天《大匡 第十八》第20～21段

原文阅读

      五年，宋伐杞，桓公谓管仲与鲍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无若诸侯何。夫杞，明王之后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对曰：“不可。臣闻内政之不修，外举义不信。君将外举义，以行先之，则诸侯可令附。”桓公曰：“于此不救，后无以伐宋。”管仲曰：“诸侯之君，不贪于土；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则多诈。夫诈密而后动者胜，诈则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则乱，内动则危于身。是以古之人闻先王之道者，不竞于兵。”桓公曰：“然则奚若？”管仲对曰：“以臣则不。而令人以重币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问鲍叔曰：“奚若？”鲍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孙宿使于宋，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以封之，予车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于齐。桓公筑夷仪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卫，卫君出致于虚，桓公且封之。隰朋、宾胥无谏曰：“不可。三国所以亡者，绝以小。今君封亡国，国尽若何？”桓公问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实。君其行也。”公又问鲍叔，鲍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筑楚丘以封之，与车三百乘，甲五千。

      既已封卫，明年，桓公问管仲：“将何行？”管仲对曰：“公内修政而劝民，可以信于诸侯矣。”君许诺。乃轻税，弛关市之征，为赋禄之制。既已，管仲又请曰：“问病，臣愿赏而无罚。五年，诸侯可令傅。”公曰：“诺。”既行之，管仲又请曰：“诸侯之礼，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齐以马往，小侯以犬报。”桓公许诺。行之，管仲又请赏于国以及诸侯。君曰：“诺。”行之，管仲赏于国中，君赏于诸侯。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从列土以下有善者，衣裳贺之；凡诸侯之臣有谏其君而善者，以玺问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聪明捷给，可令为东国。宾胥无坚强以良，可以为西土。卫国之教，危傅以利；公子开方之为人也，慧以给，不能久而乐始，可游于卫。鲁邑之教，好迩而训于礼；季友之为人也，恭以精，博于粮，多小信，可游于鲁。楚国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博于教，而文巧于辞，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游于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则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诺。”乃游公子开方于卫，游季友于鲁，游蒙孙于楚。

字词注释

[1]杞：春秋小国之名，据载为夏代之后裔。其地在今山东宁阳一带。距宋不远。

[2]明王：著名之王，即指杞为夏王后裔。

[3]附：亲近相随。

[4]密：静。

[5]兢：争强。

[6]封之：为之兴建城池安置之。

[7]缘陵：地名，在今山东昌乐东南。《左传》记载齐命缘陵迁杞之事，在鲁僖公十四年。迁移原因也与此篇说法不同。

[8]致于齐：至于齐。致、至古义可通。

[9]夷仪：地名，邢国迁居之地，在今山东聊城附近。其事据《左传》在鲁闵公元年、齐桓公二十五年（前661），与此记不同。

[10]虚：地名。《诗经·邶风·泉水》有“思须与曹”句，当与此“虚”所指同。其地在今河南濮阳附近。

[11]隰（xí）朋、宾胥无：两位齐国大夫名，与管仲同时。

[12]绝：止。

[13]蕲封：求封，主动地封。所以下文说这是齐桓公自求“国尽”即国力衰微的做法。

[14]楚丘：地名。卫遭北狄入侵后。将都城迁此，其地在今河南濮阳。

[15]弛：松缓，即降低关市征收额度。

[16]为赋禄之制：即整顿税赋征收与俸禄发放的各项规章。

[17]问病臣：慰问身体不佳的大臣。

[18]傅：附，亲附。

[19]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古代诸侯往来以“皮币”为礼物。豹皮贵，鹿皮贱。这两句是说管仲争取诸侯的手段。下文“以马往”“以犬报”也是此意。

[ 20]以玺问：即以加盖了齐君印章的信件问候。玺，玉玺，君主印章。

[21]危傅以利：此句是说卫国教化诡诈而趋利。危，通“诡”。奸猾。

[22]慧以给：聪慧而敏捷。给，速。

[23]乐始：乐于开头。即不能善始善终。

[10]游于卫：即令其到卫游说。游，游说。

[11]迩：近，无远见的意思。此外有三说：一则以为“迩”为“学”的误字。二则以为“迩”为“逊”的误字。三则以为“迩”当读为“尔”，取《说文》“尔，丽尔”之说，释为靡丽。

[12]季友：春秋早期鲁国大臣。《小匡》作“季劳”，当以此为是。下文“游季友于鲁”之“季友”同。

[13]粮：《周礼·地官·廪人》注：“行道曰粮。”即远近有量。

[14]蒙孙博：人名，齐大臣。《小匡》作“曹孙宿”。

译文参考

        五年，宋国讨伐杞国。齐桓公对管仲和鲍叔说：“宋国，我本来就想讨伐它，无奈诸侯救援宋国！杞国，是圣明君王的后代。现在宋国讨伐杞国，我想去援救杞国，这样做可以吗？”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我听说国内的政务治理不好，在国外兴兵行义就不会被信服。您要在国外高举正义，要先内修国政，这样诸侯就会亲附。”桓公说：“在这个时候不做，以后就没有机会讨伐宋国了。”管仲说：“诸侯国的君主，不要贪图土地。贪图土地一定会致力于用兵，致力于用兵一定会让民众疲敝，百姓疲敝就会多权诈。在谋略方面，先静后动就会胜利，重权诈就不会取信于民。不能取信于民，动乱就会从国内产生，就会危及自身。因此古人听过先王之道的人，不会在用兵上竞争的。”桓公说：“这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如果是我的话不会这么做，而是会派人用重礼出使宋国。如果出使宋国行不通，您就接纳杞国国君另给他建都城。”桓公问鲍叔：“怎么样？”鲍叔说：“您按管仲说的做。”桓公于是命令曹孙宿出使宋国，宋国不听，果然攻伐杞国。桓公修筑缘陵封赐给了杞国，授予一百乘车，一千甲士。下一年，狄人讨伐邢国，邢国的国君出逃到了齐国。桓公修筑夷仪来封赏邢君，赠一百乘车，一千步卒。下一年，狄人攻伐卫国，卫君出奔到了虚。桓公将要封赏卫君，隰朋、宾胥无进谏：“不可以。三个国家之所以会灭亡，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小。如今您封赏这些亡国，国力用尽了怎么办？”桓公问管仲说：“怎么办？”管仲说：“您有了奉行正义的名义，就要有行义的实际行动。您还是继续做吧。”桓公又问鲍叔，鲍叔说：“您按管仲说的去做。”桓公修建楚丘封赏给了卫君，赏赐了三百乘车，五千甲士。

        封卫国之后的下一年，桓公问管仲：“接下来怎么做？”管仲回答道：“公在国内勤修政务，勉励百姓，就可以得到诸侯的信任了。”桓公同意了。于是减轻税率，放缓了通关税和市场税的征收，整顿赋税与封赏的制度。已经推行之后，管仲又请求道：“慰问生病的大臣，希望要行赏赐而不要惩罚，这样做五年就能让诸侯亲附。”桓公说：“好。”已经推行这项政令，管仲又请求道：“对待诸侯之间送往迎来的礼数，齐国送出豹皮，让小诸侯国回报鹿皮。齐国送马，让小诸侯国回报狗。”桓公答应并实行了。管仲又请求在国内外大行赏赐。桓公说：“好。”推行了奖赏制度。管仲在国内行赏，桓公在诸侯国间行赏。诸侯国的君主，如果做了好事，就用厚重的礼品去恭贺。诸侯国列士以下有做好事的，就送衣服恭贺。凡是诸侯国的臣子进谏劝君行善的，就用玺书慰问他，以肯定其言论的可信。桓公已经照做了，又问管仲：“还要做什么？”管仲说：“隰朋聪慧敏捷，可以让他管理齐国东部事务。宾胥无坚强贤良，可以派他主持齐国西部事务。卫国的教化诡附亲利。公子开方的为人，聪慧而轻率，不能持久而喜欢尝试，可以派他出使卫国。鲁国的教化，无大目标并安守礼法。季劳的为人，恭敬而纯良，博闻而有度，多能小事守信，可以派他出使鲁国。楚国的教化，言辞动听而趋利，不喜欢树立大义，而喜欢兑现小的信用。蒙孙博闻政教，言辞工巧，不喜好树立大义，而喜欢坚守信用，可以派他去楚国游说。小诸侯国已经信服，大诸侯国已经亲附，能做到这样，就可以开始给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说：“好。”于是派公子开方游说卫国，派季劳游说鲁国，派蒙游说问楚国。

核心内容解读

        这两段内容记述了齐桓公听从管仲建议实施的一些外交和内政。在外交政策上，管仲建议齐桓公对杞国、邢国和卫国施以援手。因为在诸侯国纷争的时代，管仲和齐桓公确定了“霸主”的目标，就遵照“尊王攘夷”的策略维护诸侯国之间的秩序。“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实。君其行也。”管仲特别强调高举正义的大旗，有其名，行其实，才能赢得国际声誉和地位。

        在内政方面，管仲建议齐桓公减轻税率，放缓了通关税和市场税的征收，整顿赋税与封赏的制度。前文学过，管仲通过减少税收增加人口生育水平的措施，从而提高齐国的总体人口数量。在税收方面，通过对商业特别是盐商加以重税，以补足税收的差异，并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避免富人抢夺穷人的粮食，进一步限制贫富的差距。这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些举措客观上打破了井田的界限，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这些实际上都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

        此外，管仲善于运用人才，他推荐公子举、公子开方、曹孙宿三位人才，派去做鲁国、卫国、荆国的大使，稳定了国际间的紧张局面。蒙孙博闻政教，言辞工巧，不喜好树立大义，而喜欢坚守信用，派他去楚国游说。隰朋聪慧敏捷，管理齐国东部事务。宾胥无坚强贤良，派他主持齐国西部事务。经过一番部署，小诸侯国已经信服，大诸侯国已经亲附，齐国的威权已经树立，就可以成为“霸主”施加政令了。

      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在《管子》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

      《君主论》堪称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争议最大的作品，各种截然相反的解读层出不穷。上次重点介绍了马基雅维利强调君主一定要把军事职责放在首位，要依靠自己的军队，而不要指望雇佣军和外国的军队。这次的内容介绍他对政体的认知和调整。我们学习管仲与齐桓公的国家治理史实时，可以借鉴马基雅维利的思考视角。

      马基雅维利对政体做了一个简单的二分，他说，所有的国家要么是多人统治的共和国，要么是一人统治的君主国。接着又对君主国做了进一步的区分，要么是世袭的君主国，要么是由世袭君主国扩张而来的混合君主国，要么是全新的君主国，还有一种是特殊的教会君主国。接下来再按照征服的对象和获得的方式，对混合君主国和全新的君主国进行划分。

      我们知道，在文艺复兴时代，最主流的政体分类标准是亚里士多德确立的政体六分法，也就是按照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和统治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统治者的私人利益这两个标准，把政体分成王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共和制和民主制六种。

      任何一个学科里面的系统分类都不是随便做出来的，更不是随意修改的，任何修改都意味着作者对一个学科整体观点的改变。马基雅维利的政体分类也是这样，他在看似传统的分类里面加入了对国家的独特理解。马基雅维利的这个政体分类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要点。

        首先，马基雅维利一开始在君主国与共和国之间做的那个二分，说明他不再像之前和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那样，关心统治的目的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国家都是以独立和强大为目的的，至于统治者是关心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并不重要，因为这些目的都要从属于国家本身的目的。此外，马基雅维利的这个二分还取消了在一人和多人统治之间的少数统治，在他看来，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没有什么本质差别，都可以叫作共和制，都是和一个人统治的君主制对立的。

        这个分类的第二个要点在于，之前和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通常都是从一个静态和内部的视角去看待政体，他们通常都不怎么关心政治权力如何获得，而是更关心权力在城邦或者国家内部的运作，强调一个国家只要自己治理得好，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马基雅维利的分类，是从动态和内外结合的视角来考察君主国的，他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君主如何获得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且充分考虑了国家内部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双重作用。

      在所有的君主国类型里，马基雅维利最关心的是全新的君主国，而在全新的君主国里，他又格外关注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力量上位的新君主，因为相比世袭、混合、教会，以及凭借别人帮助而上台的新君主，这种凭借自己的才能上位的君主，获得权力最困难，但是也能给自己赢得最大的荣耀。

      马基雅维利就讨论了这种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权力的新君主，他以四位古代的伟大君主作为范例，他们分别是《圣经》中的摩西、波斯帝国的奠基者居鲁士、罗马的创建者罗慕洛斯，以及雅典的创立者忒修斯。他们在建国之初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要么是被外敌压迫和奴役，要么是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要么是极其弱小随时可能夭折，但是他们都凭借自己的才能，成功地建立了全新的国家。这种国家建立的过程充满艰辛，甚至因为敌人众多，不得不伴随着大量的杀戮。但是只要建成，就很容易保持长治久安，同时给这些国家的创立者赢得无上的荣耀。马基雅维利敦促现代的君主，要努力效仿古代的范例，即便自己没有那么卓越的能力，瞄准这些范例做出尝试也是不凡的成就。就像射箭的时候，如果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就应该在瞄准的时候，瞄向目标上方一些，这样也能够勉强射中目标。

      马基雅维利的这个分类里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他把罗马天主教会也当作一类君主国来讨论。一开始，他用近乎虔诚的语调，说这种君主国是靠上帝和宗教上的古老制度维系的，非常安全和幸福。但是随后话锋一转，开始讨论起教会如何超出精神领域，获得世俗权力。而他的结论是，完全是因为那些世俗君主太无能、太软弱，才让教会这个本该被限制在精神领域的力量，获得了过大的世俗权力，直接导致了当时意大利的四分五裂，以及欧洲的连年战争。马基雅维利这么做，其实是剥夺了教会的神圣性，把它纯粹当作一个渴望世俗权力的君主国看待了；而那些看起来神圣英明的教皇，和世俗的君主毫无差别。

参考资料

《君主论》，【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译林出版社，2018年9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