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20天《梁惠王下 凡十六章》2.10
原文阅读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字词注释
[1] 齐人伐燕：齐宣王五年，燕王哙（kuài）让国于其相子之，国大乱。齐国伐之，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遂大胜燕。
[2] 旬：十日为一旬。举：攻克。
[3] 箪（dān）：古时盛饭用的一种竹器。浆：饮料。
译文参考
齐人攻打燕国，大获全胜。宣王问道：“有人劝我不要吞并它，有人劝我吞并它。以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讨伐同样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五十天就攻克了，仅靠人力是办不到的。不吞并它上天一定会降下灾祸，吞并它怎么样？”
孟子回答说：“如果吞并它燕国百姓高兴，就吞并它。古人有这么做过的，那就是武王。吞并它燕国百姓不高兴，就别吞并它。古人有这么做过的，那就是周文王。以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攻打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百姓用筐盛着饭食，用壶装满美酒，来欢迎齐军，难道有别的原因吗？只不过想避开水深火热的苦难罢了。如果水更深，火更热，只好再避开了。”
核心内容解读
公元前316年—前314年（战国中期），燕国发生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子之之乱”。燕国第38任君主燕王哙，崇尚儒家“禅让”理想，试图效仿古制，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野心勃勃的子之通过权术操控舆论，制造“贤名”。燕王哙嫡子太子平反对禅让。子之掌权后推行激进改革，触动贵族利益。太子平联合将军市被发动兵变，围攻子之。子之反攻，斩杀市被，内战持续数月，“死者数万，百姓恫恐”。
公元前314年，齐国以“平乱”为名借机伐燕，联合中山国出兵干预。齐宣王派匡章率军攻燕，燕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50日内占领全境。子之被齐军擒杀，燕王哙自缢，燕国宗庙被毁，几近亡国。
这场灾难对当时的燕国齐国和整个战国格局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短期看，燕国国都被毁，宗室凋零，史称“燕人立公子职，是为燕昭王”（《竹书纪年》）。齐宣王短暂吞并燕国，但因未能“从民所欲”遭反抗，被迫撤军。从长期看，埋下齐燕世仇，为后来乐毅伐齐（前284年）埋下伏笔。燕昭王后来筑黄金台招贤，励精图治，最终联合五国伐齐复仇（前284年）。对战国格局而言，子之之乱打破了七国均势，加速秦国东进。
本章记录了齐宣王询问“是否吞并燕国”时孟子的分析和主张。孟子明确提出政治合法性取决于民意的观点。“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将武王克商与文王事殷作为正反案例，说明政权更迭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获得民众支持。孟子强调“箪食壶浆”的实质是民众渴望摆脱暴政如避水火，若新政不能改善民生，还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政权仍将更替。孟子通过分析“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的对称格局，消解齐宣王对武力的迷信，揭示武力征服的限度，看到单纯军事胜利的脆弱性，继续论证德治高于霸权的主张。
需要注意的是，子之之乱的深层矛盾体现着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冲突。燕王哙可能试图通过禅让改革贵族政治，削弱旧势力。子之实为法家改革派，主张集权， 被视为一种早期法家实践，是法家改革的先声，与后来商鞅变法形成呼应。燕王哙的“禅让”是儒家理想实验的一次挫败，暴露“禅让”理想在现实政治中的脆弱性，成为法家批判儒家的典型案例，被韩非子讥为“慕仁义而乱国”。
燕王哙的悲剧在于将道德理想（禅让）简单等同于制度变革，忽视权力结构的复杂性。而子之的激进改革引发既得利益者反扑，提示政治变革需平衡新旧势力。后来燕昭王复国后兼用法家（剧辛）与兵家（乐毅），体现了实用主义转向。孟子虽倡王道，但明确反对燕王哙的机械仿古，强调“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上》）。
子之之乱作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禅让政治实验”，对当代仍有警示意义。首先，制度移植的巨大风险。脱离社会基础的理想化制度移植（如燕王哙仿尧舜）易致灾难。其次，改革时序的重要性。子之未先巩固权力便推行改革，导致系统性崩溃。再次，外部干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齐国以“维和”之名行扩张之实，与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干预困境惊人相似。
孟子在本章中强调了“民意决定论”，齐国虽军事胜利却因失民心而败退，印证孟子“得其民斯得天下”的论断。孟子对周初革命进行重构，将武王伐纣解释为“救民于水火”，淡化了暴力色彩；对天命观进行革新，用“民为贵”取代商周“天降玄鸟”的神权政治观。执政者需回应民众诉求“悦”与“不悦”，而非纯粹理性统治。
当代学者李景林在提出： 孟子通过“历史叙事”（文武先例）与“现实判断”（燕民反应）的双重论证，建构了双重合法性，建立了政治合法性的动态标准。孟子并非教条化反对战争，而是强调军事行动必须转化为道德实践，“伐燕”事件成为检验仁政原则的试金石。
此章通过具体历史情境的哲学处理，完整展现了孟子思想中现实关切与道德理想的辩证统一，其“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至今仍具有深刻的批判力量。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启示，强调政策实效性的评判标准应下沉至民众获得感（现代版的"箪食壶浆"）。在建构文化自信建构方面，，展现中国政治传统中早熟的民本智慧，为民主政治提供东方经验参照。而且，警示当代国际干预需以改善对象国民生为根本，避免陷入“新殖民主义”困境。
背景知识介绍
孟子思想中的贤臣政治（下）
既然孟子主张“尊贤使能”，那么，怎样选拔贤才，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孟子提出了一套办法。
这里首先涉及最高统治者天子如何产生的问题。对孟子和所有儒家而言，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不能不从形式上接受“君权天授”之说，但是又作出了根本性的修改。
孟子是主张“禅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天子可以私自将天下让于另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位适合接受天子之位的圣人，只有天接受了才算数。但是，天又不能“谆谆然命之”，即像人一样颁布命令，这里隐含着对人格神的否定。关键在于，天之所以授予天子之位，是通过他的行为与事迹表示出来的。“主祭”而“神享之”，这只是形式上的，实质在于“主事”而事情得到很好的治理，能使“百姓安之”。这同孔子的“修己而安百姓”实质上是一样的。这就是说，“天受之”实际上是“民受之”，只有人民接受了，授予他以天子之位，就是代表天的意志了。因此，他引用《尚书·太誓》中的话说：“天之所视，是由人民之所视决定的；天之所听，是由人民之所听决定的。”就是讲这个道理的。
事实上，孟子主张举荐制，但最后决定权并不是举荐人，也不是天子或诸侯，而是另有所指。照上文所引，天子能荐人于天，但不能强迫天将天下授予所荐之人；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但不能强迫天子将国家授予所荐之人；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但不能强迫诸侯将大夫的职位授予所荐之人。但是，天子、诸侯也不能私自将诸侯、大夫授予人。怎么办呢？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要以人民的意见为准，而且还要进行实际考察，证明他确实贤能之后，才能授以政事或权力。“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是国君身边最亲近之人，“诸大夫”是在朝廷掌权之人，他们的意见不能作为最后依据，必须得到“国人”即人民的肯定之后再去考察；考察之后，才能证明其贤能与否，贤者用之，而不贤者去之。
因此，这是一件很严肃、很慎重的事，决不可草率从事。为了选拔出真正的贤能之士，就不能受尊卑、贵贱的等级限制，而要“唯贤是举”。“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为了进贤而使卑贱者居于尊贵者之上，使疏远者居于亲近者之上，这是对自古流传下来的等级制度的一次挑战和改革。孟子说过：“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故国”是指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故国”不是因为它有成百上千年的高大树木，而是因为它有世世代代建功立业的老臣。但是时代变了，要使“故国”仍然有活力，就要“进贤”；为了“进贤”，就难免使“卑逾尊，疏逾戚”。
孟子并没有从制度层面提出如何实现其“进贤”的一套程序化的可操作的具体方案，因而仍然是空洞的；但是，他的这些设想体现出的人文思想却是非常可贵的。
参考资料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孟子》，蒙培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