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3天《梁惠王下 凡十六章》2.3
原文阅读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字词注释
[1] 汤事葛：汤，商汤，商朝的开国君主。葛，夏朝的诸侯国。汤事葛之事详见《孟子·滕文公下》。
[2] 混夷：周初西戎国名。
[3] 大王事獯鬻（xūn yù）：大王，亦作“太王”，周的先祖古公亶父。獯鬻，当时北方的匈奴。
[4] 句践事吴：春秋末年越王句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困于会稽山，后求和，以臣事吴，后卧薪尝胆，灭吴。
[5] 时：是。
[6] 赫斯：大怒的样子。
[7] 爰：发语词，无义。旅：军队。
[8] 遏：阻止。徂（cú）：去。莒（jǔ）：国名。
[9] 笃：巩固。祜（hù）：福。
[10] 越：违背。厥：其。
[11] 衡：通“横”。
译文参考
齐宣王问：“和邻国打交道有什么方法吗？”
孟子回答说：“有。只有仁者才能以大国的地位侍奉小国，所以成汤侍奉葛伯，文王侍奉混夷。只有智者才能以小国的地位侍奉大国，因此太王侍奉獯鬻，句践侍奉夫差。以大国之位侍奉小国，是乐天之德的人。以小国之位侍奉大国，是畏天之威的人。乐天之德的人能安抚天下，畏天之威的人能保住他的国家。《诗》中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天就保佑他。’”
宣王说：“说得真好！不过我有个毛病，我喜欢勇敢。”
孟子回答说：“希望大王不要爱好小的勇敢。有人手按剑柄，怒目而视，说：‘他敢阻挡我吗！’这只是匹夫的勇敢，仅能对付一人罢了。希望大王把这种勇敢扩而大之。《诗》上说：‘我王勃然大怒，整顿好将士，抵抗来犯之旅，以巩固周朝的福气，扬名天下。’这就是文王的勇敢。文王一怒便安定了天下百姓。《书》上说：‘上天降生了百姓，替他们降生了君主，替他们降生了老师。要他们辅佐上帝，以君师之任尊宠于四方。有罪者无罪者只有我来审察，天下谁敢违背上天的意志？’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便以此为耻。这就是武王的勇敢。武王也一怒安定了天下的百姓。现在大王您也一怒而使天下的百姓安定，百姓惟恐大王不喜欢勇敢。”
核心内容解读
这段谈话讲的是一个国家的外交原则。齐宣王向孟子请教外交之道，这场对话不仅揭示了诸侯国的生存智慧，更展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精髓。孟子以“仁”“智”为纲，以“勇”为用，以“民本”为根，构建了一套理想的治国方略。
在国际关系上，孟子并未简单地以“平等”二字大而化之，而是以“事大”和“事小”来规范国家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
孟子倡导仁政，所以他就先从和平谈起。如何能够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呢？孟子指出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至今尚未过时。一是“以大事小”，商、周都是大国，仍愿意和葛、昆夷这样的小国搞好关系，这是仁者的方式，仁者乐天，懂得“天地生万物，万物各得其所”的道理，绝不以强凌弱；二是“以小事大”，当自己国力弱小、力量不够之时，要懂得委曲求全，暂时顺服于周围的大国，这是智者的态度，智者畏天，知道“天地不仁”，适者生存。这种刚柔并济的外交观，既反对霸权欺凌，也否定盲目硬抗，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启示。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与“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这与现实中那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道行为可谓大异其趣，表现出一种更高层次的国际伦理。乐天与畏天，这是两种对待天的态度。孟子和齐宣王本来是在谈论大地上国与国之间的事情，为什么又要涉及对天的态度呢？这就要联系到中国古人思想中有关“天”的复杂概念，它既指向“自然”，又指向“神性”，古人相信，一个人对“天”的态度如何，会影响他对大地上诸种人事的判断。进而，天道有两面，德与威，乐天之德和畏天之威，不过是硬币的两面，因此乐天者无不畏天，这两种态度又是统一的。不管是“乐天者保天下”，还是“畏天者保其国”，都蕴含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意味。
谈话的上半截，阐述了两种和平外交的方法，下半截转而讲战争，却先是从齐宣王的“好勇”引出。“寡人有疾，寡人好勇。”齐宣王很可爱，他自称有个毛病，就是好勇。要注意的是，当一个人自曝缺点的时候，往往他并不真的以为那是缺点，至少，他不以为那是很大的缺点。
孟子当然对此种人性了如指掌，因此，他根本就没有迂腐地把齐宣王自认的缺点当作缺点，而是顺水推舟，告诉齐宣王他“好勇”得还不够。齐宣王谈论的“勇”，是个人伦理之勇，关于个人伦理之勇，本身依然可以做细致的分辨（比如荀子所指出的“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和“士君子之勇”这四种勇，又比如孟子所谈到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夫子之大勇），但在这段谈话里，因为孟子是面对君王谈论政治问题，而不是面对君子谈论个人伦理问题，因此，孟子并没有在“个人伦理之勇”上做过多纠缠，而是迅速偷换概念，
用“王者之勇”，也就是“政治伦理之勇”，来要求齐宣王。这样对勇气的理解做了升华，从个人私斗上升到济世安民。
所谓“政治伦理之勇”，就是对正义的坚守，这种坚守，往往需要以战争作为手段。孟子借《诗经》《尚书》的历史故事重塑“勇”的内涵。文王发兵阻止侵犯莒国的敌人，武王兴兵讨伐“一人衡行于天下”的商纣，在孟子看来，之所以值得称赞和效仿，因为那都在行使正义。因此文王与武王的“怒”，就不仅仅是个人的血气之怒，而是代表了群体的正义之怒，所谓“替天行道”。“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在这里做了巧妙的限定，他提醒齐宣王，怒的目的应该是安，而不是乱，他选择抵抗侵略的文王和讨伐乱君的武王为例，就是在表明，即便要战争，其目的也不是满足个人野心，而是天下安宁。真正的勇气，是将个人血性升华为“安天下之民”的担当。若能“一怒安民”，百姓只会“惟恐王之不好勇”。 这种勇气不再服务于君主私欲，而是以万民福祉为终极目标。
这场对话的深层逻辑，直指战国乱象的根源：诸侯以征伐为“勇”，以并吞为“智”，却背离了“仁”与“民本”。孟子通过经典重释与历史例证，完成三重建构： 外交伦理是强弱相处需兼顾道义与现实； 权力伦理是勇武必须服从于公义；政治伦理是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存亡。 两千年来，这种以民为本、以德化力的思想，始终影响着东亚政治文明。在当代，它仍警示世人：真正的领导力，不在于征服他者，而在于守护苍生；真正的勇气，不彰显于剑锋，而镌刻在民心。
背景知识
孟子生平之游历（下）
孟子在滕国很难实现理想，这时，梁惠王正在招贤纳士，便来到梁国（即魏国，因国都在大梁，故又称梁国）。这时，孟子约55岁，即公元前319年左右。
孟子见到了梁惠王，梁惠王开口便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称孟子为“老先生”，是表示对孟子的尊重，但问题很直截了当，你不远千里而来，有何有利于我国的好办法吗？孟子的回答也很干脆，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思是，你何必开口就讲利，治理国家只有依靠仁义。这就是所谓“义利之辩”。梁惠王是一位有为的国君，在位五十余年，而梁国曾盛极一时，威震诸侯。但与孟子见面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而梁国正受到周边大国的不断侵犯。东边与齐国开战，吃了败仗，连大儿子都牺牲了；西边败于秦国，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南边又受辱于楚国，丢掉八座城地。梁惠王向孟子说明这些情况，觉得这是奇耻大辱，要为战死者报仇，问孟子有何办法。孟子便用经济上、政治上如何实行仁政于民的主张说服梁惠王，要他相信“仁者无敌”的道理。梁惠王表示“愿安承教”，即很乐意听孟子的指教，但是第二年就去世了。梁襄王继位，孟子一看，就不像一个人君的样子。他却突然向孟子问道：“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统一才能安定。”又问：“谁能统一？”孟子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不好杀人的人能统一。当今诸侯国的君王，没有不好杀人者，如果有一位不好杀人的君王出来，老百姓就会“引领而望”，归附于他。但孟子已不想在梁国继续待下去了。这时，齐宣王即位不久。孟子大约在公元前317年，即57岁左右时再次来到齐国。
齐国是一个大国，齐宣王又是一位有作为的国君。孟子这次到齐国之后，“为卿于齐”，即身居卿位，居住时间较长，与齐宣王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内容也比较广泛，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教育，从个人生活到国家治理，从“好乐”到“好勇”，从“好货”到“好色”，从军事到外交，几乎无所不谈。孟子无所顾忌、善于辩论的性格和风范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齐宣王也愿意听孟子的议论，曾表示：“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就在这种情况下，孟子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制民之产”的经济主张及其他主张。但是，只有在一件事情上，孟子的谈话与齐国的军事政治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孟子到齐国后不久，燕国发生了“禅让”之事，燕王哙将位让给了他的国相子之（前316）。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之间，燕国大乱。齐国是燕国的近邻，本来有攻燕之心。恰在这时，有个叫沈同的大臣私下里问孟子：“燕可伐与？”孟子说：“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意思是子哙不应将王位让于子之，子之也不应从子哙手中接过王权。结果，齐国果然于公元前316年伐燕，并且很快取得了胜利。这时，宣王问孟子：有人劝我吞并燕国，有人劝我不要吞并。吞并了，如何？孟子回答说：如果吞并之后燕国的人民高兴，就吞并；如果吞并之后燕国的人民不高兴，就不要吞并。结果，齐国趁胜吞并了燕国。但这样一来，引起各诸侯国的不满，赵国联合其他诸侯，准备伐齐救燕。齐宣王害怕，又问孟子，该怎么办？这次孟子回答得很明确：本来燕国的统治者虐待自己的人民，你们去征讨，人民以为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因而欢迎你们。但是，你们却杀死他们的父兄，捆绑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搬走他们的宝器。这怎么可以呢？诸侯国本来就怕齐国强大，现在你们的土地增加了一倍，又如此暴虐，这等于动员天下之兵来攻你。现在，你赶快下令，遣回老小俘虏，归还宝器，与燕民商议，立新君而撤离，还来得及。
但是，宣王并未听取孟子的劝告。结果，齐国大败，损失惨重。宣王很后悔，说：“吾甚惭于孟子。”后来有人问孟子：你曾劝齐国伐燕，有这事吗？孟子说：没有。沈同私下问我，燕可伐吗？我说可。他们就去伐了。他如果问，谁可伐燕？我将回答，为“天吏”者可以伐之。这就如同有人问，杀人犯该不该杀？回答是该杀。如果再问，谁能杀？则回答说，为“士师”，即负责狱讼的人能杀。如今是同燕国一样暴虐的国家去伐燕国，我为何去劝他呢？后来有人认为，孟子的这番话是为自己辩解。实则不然。从孟子前后的谈话可以看出，他是始终坚持他的“仁政”主张的。他认为，对于无道的国家是应当讨伐的，但只有“仁者之师”才有资格讨伐。以不仁伐不仁，这是他所反对的。
孟子决定辞去卿位回到邹国，齐宣王看望了孟子。宣王又托人转告孟子，打算在都城送孟子一所房子，以万锺之粟奉养他的弟子，被孟子拒绝了。孟子离开齐国，走到昼这个地方（西南边邑），住了三夜，寄一线希望于宣王，等待宣王在这最后时刻改变主意，请他回去，再施展抱负，但是，始终没有任何消息。于是孟子“浩然有归志”，正式离开齐国。在路上，他很有感慨地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不仅仅是由于孟子因其政治理想不能实现而表现出来的迷茫和无奈，而且表现了孟子对他的学说的自信和对历史的质问。我们不必执意追究五百年是不是出现一位圣王以及“名世”的大贤，我们应当理解孟子此时此地极其复杂的内心活动。
孟子回到邹国后，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此后，再也没有出游。
（完）
参考资料
《孟子》，蒙培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中国古代政教思想及其制度研究（上）》，李英华，九州出版社·人文在线，2021年11月
《孟子读法》，张定浩，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