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内心善良、细腻而丰富，但表现出来却软弱、单调而乏味，我称之为汪文宣的孤独；当一个人追求自由与精彩，在无奈的环境下选择离开或伤害，即使这个过程痛苦而留恋，我称之为曾树生似的抉择。
《寒夜》是巴金三部曲外最负盛名的作品。
1944年的寒夜，小职员汪文宣踯躅在“战时首都”重庆的街头。紧急警报刚刚响过半个钟，从天空低垂到这个城市，灰黑的没有一点亮光。寒气浸透他单薄的夹袍直达他的心。妻子因为与婆婆的吵闹而离开了家，他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她。“我这是怎样一个家啊！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他的家所在大厦的楼门就像一个黑色的大洞，回家，就像从一个黑色进入另一个黑色。
他是上海某大学的教育系高材生，与妻子曾树生是同学，他们相识在1920s那个追逐“自由开放”的年代。毕业后他们投身到满怀理想光明的教育事业中—“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那时的日子多么好啊！可抗战爆发后一切都变了，他们举家搬到重庆来：30多岁的妻子树生，曾与他一起追逐梦想的女人；50多岁的母亲，曾经也是知书达理的昆明才女；还有13岁的小宣，那个少年老成、柔弱寡淡的儿子。这就是这个在寒夜里徘徊的主人公汪文宣的家庭。
他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上班，负责校对一些书稿文件，每个月大概有7000元的薪水，我们可以从他在橱窗里窥到的蛋糕价格来看当时的物价—“四磅奶油大蛋糕法币一千六百元”。每当他去校对那些逻辑不通的名人作品时，内心满满的都是厌恶。但在战时的重庆，即使是这样的工作也来之不易，他不能丢掉这个饭碗。因为长时间繁重的工作，他已经积劳成疾。每天他拖着衰弱的身体去上班，像做贼一样的小心翼翼。他在公司里没有朋友，除了那个钟老。他感觉每个人似乎都能看清楚他内心隐秘角落的困扰和焦灼，没有人可以倾诉，但是每个人又都不能失去：他不想介入别人的生活，但是他也不想表现的与众不同而被视为“异类”—他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他痛苦地想：“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消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但他至少要比他的同学，文学硕士唐柏青要好一些：那个曾经满怀理想，在经历妻子难产死去后尝到人情冷暖，终于在酒后选择让卡车碾碎了头颅的唐柏青。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三种气质，一是包含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怀才不遇的气质。就像汪文宣内心的呐喊：“我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二是他们的心理永远比语言有更多的表现力，就像本书一样，汪文宣的心理构成了整部主体，包裹的才华很难在现实中变现，这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一样的。三是他们永远游移在“中庸”的位置以求平衡，缺少了那种果断的勇气，就像汪文宣的家务事：他努力的想追求一个温暖、平静的家庭生活，但结果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给他带来安慰，母亲不能，妻子更不能。母亲抱怨他被妻子迷了心窍， 而在妻子眼里他又是一个逆来顺受的老好人。他不知道如何处理她们之间的关系，双方兼顾的结果就是他成为这个家庭最痛苦的那一层。
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和无奈，他们在现实的洪流中挣扎、愤懑、苟延残喘，但也是他们塑造了中国人的面貌和精神，塑造了光辉不衰的华夏历史。
汪文宣的妻子在“大川银行”上班，母亲讥诮她做“花瓶”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她具体的工作内容如何，但这肯定不是她心仪的工作，她是一个学教育的大学生。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报酬很好，还能跟主任做一些囤积的投资，所以多半是她在支撑这个家，同时负担儿子小宣上“贵族学校”的费用。银行的同事对她也很好，尤其是那个陈主任。文宣曾遇到他们一起散步，他比她高半个头，穿着崭新的加尔各答大衣，样貌不难看，他走路时有意贴近她的身体，而树生则在刻意地保持距离。那一幕场景困扰文宣很久，他没有勇气去叫住她，甚至在他看来，似乎他们是更般配的一对。
似乎婆媳的矛盾在一次次促成树生的出走，“新潮”与“传统”总是水火难容。按照文宣母亲的话说，曾树生是“没有经过明媒正娶的”媳妇，不像她自己是正经儿“坐着花轿”过门到汪家的。母亲看不上儿媳的那些新潮做派，她为何要天天打扮的那样美？为何时常地离家出走？为何不能在这个家上多花一些心思？甚至对自己的儿子小宣她也缺少一个母亲的温情。这样的儿媳注定不可能陪着儿子过苦日子。树生也觉得这个“婆婆”从心底里不喜欢自己，她无法忍受婆婆各种尖酸的指摘。但她不是一个坏女人，就像她自己所说：“我34岁了，晓得管住我自己”。她只是“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她还撇不下这个曾经一起奔赴理想的“丈夫”，这个男人常常考虑别人胜过考虑他自己。每次见到丈夫苍白的脸，听到他温柔的关切，她内心总是会浮现出曾经的幸福时刻，随之而来的是对丈夫饱含怜悯的“爱”。她也想与文宣一起过平淡而贫穷的日子。但这偶尔的柔情蜜意常常被婆婆的抱怨和指责打到到冰冷的谷底。
她始终在两种情感中摇摆，14年的夫妻生活，在她心里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可她并不能把这种感情准确的描述出来。而另一边，那种舒适的生活总是让她无法割舍。她爱热闹，爱跳舞，绝不想在这样一个“冷、寂寞和空虚”的家里度过余生。谁能指责她的选择呢？没有人能够在寒冷与温暖之间选择前者。如果在和平繁荣的年代，她和文宣一定能够一起打造那种生活，我相信将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当我们无法去实现那个梦想时，那个梦想就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当那个意气风发的陈主任向她表露爱意并邀请她同去兰州工作和避难时，她的羞涩和犹豫证明她已经做出了选择。
在那个天还没亮的早晨，汪文宣已经醒了，妻子将会离开他去兰州。在等待妻子最后团聚的那个夜晚，他默默地对着墙壁流泪了很久。他不舍妻子的离开，她的面影时刻在他的脑海里萦绕：在这样战乱的时代，他实在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次见到她。他心里一万次的渴望听到妻子的回答“宣，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但汽车的喇叭声彻底粉碎了他的幻想，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资本去抢夺一个女人的幸福。当他不顾妻子的反对，吃力的把妻子的行李箱提到楼梯口，当那个年轻有力的声音说“给我提”时，他顺从的把箱子交到陈主任伸过来的手里。那个男人身材魁梧，仪态轩昂，比起来自己太猥琐了。这是他们夫妻命运的结束。
离开的曾树生每月都会寄钱过来，也会在信里关切他的身体。但她总是很忙，自然信也越来越短、越来越少。她的最后一封信是要与他“离婚”的信，虽然他们其实并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那是当初他坚持不举办婚礼仪式的。这是她所有信件里最长的一封，我们不知道当她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内心想到了什么，又是什么让她不得不要用那么多的文字才能描述清楚。她在信里说：
“宣，请你原谅我。你看，我的确改变得多了。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生活，我一个女人，我又没有害过人，做过坏事，我有什么办法呢？不要跟我谈过去的那些理想，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教育，谈理想了。宣，不要难过，你让我走罢，你好好的放我走罢。忘记我，不要再想我。我配不上你。但我并不是一个坏女人。我的错处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与幸福。”
谁都能想象一个人失去挚爱的那种感受，尤其是一个善良的老实人。文宣又如何没有愤怒呢，她不是一个坏女人，难道他是坏男人吗？为什么这种痛苦要发生在两个“好人”中间？他胸痛得厉害：她为什么要这样凶狠地伤害他？他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她？她对他的恨竟然是这么深！单是为了自由，她不会用这些针刺对待一个毫无抵抗的！“为什么一切的灾祸全落到我的头上？为什么单单要惩罚我一个人？我究竟做过了什么错事？”但他又如何能拒绝呢？这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罢了。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给她回信：
收到来信，读了好几遍，我除了向你道歉外无话可说。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便是还你自由。你的话无一句不对。一切都照你所说办理。我只求你原谅我……我到死还是爱你的。祝幸福！
这就是善良人在面对伤害时所能做出的“回击”，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们也把伤害变成蜜糖，温柔的返还到害人者的手中。不要取笑，不要看低，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去珍视和回报：他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从而把自己压低到尘埃里。
“自由”后的曾树生每月仍然寄钱来。他无法忘记她，他感觉到她心里依然还有他，要不然为什么还会持续寄钱呢？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感觉到仿佛有小虫正一点一点吃掉他的肺脏。当对树生的渴望热烈的时候，他大声的呼喊：“我要活，我要活”。但他不知道那是向谁喊，也知道那种渴望永远再也实现不了的。
9月3日，也就是日本签署投降书的第二天，汪文宣的生命正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死去，他经历了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的顶点。他看着母亲和小宣的脸，也想着树生模糊的脸。这些人的面容都不能减轻他的的痛苦。“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像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善良的弱者的呼喊，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应该给他们准确的回应。
文宣死后两个月，在同样的一个寒夜，全市停电，就像开篇汪文宣踯躅的那个抗战胜利前的黑夜一样。曾树生回到那座大楼的三层，那里已不是之前的“家”了。死的死，走的走，路边是穷苦的众生，他们在战时忍受颠沛流离，在胜利后依然不能回到家乡。树生想到这样的生活，好像落进了冰窖里。“夜真冷啊”，她瑟瑟地说。对于接下来的生活，既然还有时间去做选择，就没有必要在这个寒冷的时刻去思索。
小说的结尾是：“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寒夜》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整部书出场的人物也屈指可数。它是一部描写“内心世界”的书。我无法对汪文宣，曾树生，甚至文宣的母亲产生任何的鄙夷。不单单是在那个时代，包括如今的我们，很多人曾在窘迫的时刻爆发出无力的呐喊，很多人始终无法压抑住内心的渴望，也有很多人至死都不能消磨掉某些冲突。如果任何的事情都有解决方案，人生似乎就变得太简单了；如果把一切的结果归结于一个人不够优秀和努力，把一切的不幸归咎于一个人的不超脱和不改变，那么还有什么能够促使人类文明的进步呢？那文明不应该只是让你能更“聪明”的在人群中胜出、努力让那不幸不要降到自己头上。那样的文明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得益的终归是少部分。
汪文宣，曾树生，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自由，都应该平静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