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康德（公元1724年——公元1804年)
康德是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在政治和神学两方面都是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的热爱也表现在他所说的这句话中："最为可怕无比的是一个人的行为服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康德的哲学主要在于认识论，康德最重要的著作是《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的初衷是要证明，尽管我们所有的知识都不能超出经验的范围之外，但是依然有一部分知识是先生的，是不能从经验中用归纳的方法推断出来的。纯数学中的所有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先验的。
根据康德的看法，外部世界只产生我们感觉的材料，是我们的精神器官将这些材料在空间和时间中整理出秩序，并提供了各种我们借以理解经验的概念。作为我们各种感觉的原因的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空间和时间是主观的，是我们知觉器官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确信我们所经验到的一切都会展现出几何学和关于时间的科学所研究的那种特性。
《纯粹理性批判》中相当大一部分内容都被用来说明将空间和时间或者各种范畴应用于没有被经验到的事物会导致什么样的错误。康德主张，如果我们那么做了，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二律背反"之中—也就是说，受困于两个互相矛盾，但是显然又都能被单独证明的命题。康德给出了四种这样的二律背反，每个都是由正题和反题组成的。
在第一种二律背反中，正题是说："世界在时间上有一个起点，在空间上也是有限的。"反题则说："世界在时间上没有起点，在空间上也没有界限，在空间和时间上世界都是无限的。
第二种二律背反证明的是每个复合实体都是由简单部分，又不是由简单部分组成的。
第三种二律背反的正题主张有两种因果关系，一种依照自然律，另一种依照自由律；反题则主张只有一种依据自然律的因果关系。
第四种二律背反证明的既有又没有绝对必然的存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这一部分极大地影响了黑格尔，他的辩证法完全是通过二律背反的形式来进行的。
康德着手废除所有关于上帝存在的纯粹理智证明，而提出另一些相信上帝的理由，他将在后面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加以阐述。他说，有三种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是纯粹依赖理性的，即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以及物理-神学证明。
在康德的阐述中，本体论证明将上帝定义为最实在的存在，也就是一切绝对属于存在的谓项的主项，那些相信这个证明可靠的人主张，即然"存在"是这样一个谓项，那么其主项一定有"存在"作为谓项，也就是说，一定存在。康德反驳道，存在并不是一个谓项，他说，完全由他想象出来的一百个银币，也可以拥有所有和一百个真实的银币一样的谓项。
宇宙论证明如下：如果有任何东西存在，那么绝对必然地存在一定存在；现在我知道我存在，因此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一定存在，而且一定是最实在的存在。康德主张，这个论证的最后一步是对本体论论证的重复，因此可以用已经说过的话来驳倒。
物理-神学证明就是人们熟知的设计者论证，只是披上了一件形而上学的外衣。这个论证主张宇宙展现出的秩序是一种目的的证据，康德带着尊重来处理这个证明，但是他还是指出，这个论证最多只能证明有一个建造者，而不能证明有一个创造者，因此无法给出一个适当的上帝的概念，康德总结道："唯一可行的理性神学是建立在道德律的基础之上的，并寻求道德律的指导。"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道德律令要求正义，也就是说，要求和德行成正比例的幸福，只有天意能确保这一点，而且很显然天意在此世并没有确保这一点，因此便有上帝和来世，而且一定有自由，否则的话就不会有德行这回事了。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所阐述的伦理体系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道德的本质应该从规律这个概念中得出，因为尽管自然中的一切都按照各种规律而行动，但是只有有理性的存在才拥有按照观念的规律，也就是意志来行动的能力，一种客观性的原理，就其对意志带有强迫性这点来说，就被称为理性的命令，这个命令的程式就叫作令式。
(1）人能够知道什么？＜认识论>
《纯粹理性批判》解决的是"人能够知道什么"问题，这是认识论层面的哲学：从古希腊到近代的理性主义时期，西方哲学都是在探讨本体论和认识论，即世界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认识世界。所有的脉络都认为主体对客体的符合，即先客观实在，而后人们去寻找客观实在背后的本质规律，而康德一反这样的思路，不再认为主体符合客体，反过来客体是符合主体的，康德认为，知识就是客体符合了人的主体认识形式后形成的。康德颠覆了前人的思维模式，正如哥白尼完成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革命一样，康德完成了哲学上的革命。康德认为，事物本身与人所看到的事物是不同的，因为事物已经过认知主体感官条件的"加工"。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人永远无法确知事物的真正面貌。
康德在知识的范围上划了一个界，有一部分知识是可以认识的，有一部分知识是无法认识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大千世界，花草树木，星空大地、人和动物等等，这些现象是我们可以认识的，而现象背后是什么是不可知的，它被康德称为"自在之物"成"物自体"。就像我们相信颜色，声音，气味，口味是真实的一样，但事实上，这些都是我们心灵世界的经验，我们"知道"的世界，仅是一个复杂的对有组织的表象的编织物。
没有什么是纯粹的，没有什么可以不受心灵的控制。就连科学家珍贵的"自然规律"，这被认为是普遍的和不可改变的，也是心灵的贡献。康德的思想消灭了关于所有事物的确定性，包括关于上帝，永恒性，救赎和自由意志的确定性。
"自在之物"是不可以被认识的，人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传统形而上学的目标是去寻找现象背后的本质，康德在这里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自在之物"，人的认识到此为止，不能逾越这个界限去探究背后是什么，"自在之物"断了形而上学的路。
为知识划界，实际上是为理性的另一种能力-实践理性留下了空间，为道德和信仰留下地盘。
(2）人应该做什么？（道德律）
《实践理性批判》解决的是"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实践领域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行为领域，它涉及的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这些法则就是道德律。
康德认为，人不仅是自然的物理存在，也是一个精神存在。在现象界，人要遵循自然法则，如生老病死，你不得不遵守，从这方面来说人是不自由的。
但在伦理和道德领域，人有选择的权力，人是自由的，人的自由为道德提供了前提，你可以选择为善，也可以选择为恶，这个领域充斥着价值观和各种准则。
康德认为，行为只有满足了普遍性原则、自律原则，没有功利色彩才能称得上道德，进而得出了"理性为自身立法"的结论。
康德指出，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只有当我们遵守道德法则时，我们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遵守的是我们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而如果只是因为自己想做而做，则没有自由可言，因为你就成为各种事物的奴隶。
实践理性的最终目的或者说道德的最高理想是"至善"，因为人的局限性，要达到"至善"的高度，光靠道德是不够的，还要诉诸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康德为信仰留下了地盘。
(3）人可以期望什么？
《判断力批判》解决的是"人可以期望什么"问题，人的审美和情感有哪些，它是康德解释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一座桥梁。《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关心的问题还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感官给心灵提供了原材料，我们可以获得知识，但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充满了欺骗。
康德认为，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假设生活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康德认为，美感是有共性的，比如每个人都会对花朵产生美的感觉，人们充分享受到审美的快乐。但美学情感完全是主观的，美是纯粹的经验。
十九世纪的思潮
十九世纪的思想生活比之前任何一个时代的都要复杂，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对思想、政治和经济领域内的各种传统体系的深刻反抗，这种反抗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形式，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另一个是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反抗历经拜伦，叙本华和尼采，直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理性主义的反抗始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哲学家，多少经过缓和之后传到了英国的哲学激进派手中，然后在马克思那里获得了一种更深刻的形式，并产生了苏联这个结果。
工业生产对人类对世界的想象图景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导致了人类权力感的极度膨胀，这无非是史前人类发明武器从而减轻了对野兽的恐惧，发明农耕从而减轻了对饥饿的恐惧以来便一直存在的那个过程的加速。但是这个加速度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在那些拥有现代技术所创造的力量的人身上产生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过去，山脉和瀑布都是自然现象；而现在，碍事的山脉可以被夷平，便利的瀑布可以被创造。在过去，有沙漠也有沃土，而现在，只要人们认为值得去做，就可以让沙漠开满玫瑰花，而沃土则被科学知识不足的乐观主义者变成了沙漠。在过去，农民过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所过的那种生活，拥有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所拥有的那种信仰，教会用尽全力也无法根除某些异教的仪式，于是通过将这些仪式和当地的圣人相联系而给它们披上一件基督教的外衣。而现在，政府能够指定农民们的儿女在学校里学习什么东西，因而可以在一代人之内转变农耕者的心态。人们推测，这在俄国已经被做到了。
这样一来，在那些执掌事务的人和与执掌事务的人有接触的人中间，便产生了一种新的对力量的信仰：首先是人类在和自然的冲突中的力量，然后是统治者对那些自己企图控制的人的力量，他们通过科学的宣传，特别是教育，来控制那些人的信仰和志向，结果就是恒定性的减弱，似乎没有什么改变是不可能的，自然是原材料，人类中那些未有效地与政治的人也是如此，某些旧有的概念表明人们是相信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这些概念中最主要的两个便是上帝和真理，这种概念有逐渐消失的倾向，即便没有遭到明确的否定，也失去了重要性，而且只是在表面上得以保留，这一整套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是新的，还没法说人类要怎样去适应它。它已经导致了巨大的动乱，将来无疑还会导致其他的动乱。如何构建一种哲学，能够应付人们对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个前景的陶醉，以及那些无权无势的人的心灰意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任务。
尽管许多人依然真心地信仰人类平等和理论上的民主，但是现代人的想象受到了十九世纪的工业组织让人联想到的那种社会组织形式的深刻影响，而那种组织形式本质上是不民主的，一方面有工业巨头，另一方面有广大的工人。民主制内部结构的改变，民主制国家中的大多数普通公民还没有认识到，但是自黑格尔以来就是大多数哲学家关注的首要问题，他们所发现的多数人的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之间尖锐的对立，也通过法西斯主义找到了实际的表现，在哲学家中，尼采不知廉耻地站在了少数人这一边，而马克思则全心全意地站在多数人这一边。也许边沁是唯一试图促成利益冲突的双方和解的重要人物，结果他遭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敌意。
要阐释任何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人类关系的现代伦理学，必不可少的是要承认人类对非人类环境的力量是有限的，以及人对人彼此间权力的限制是适当的。
12、黑格尔（公元1770年—公元1831年）
黑格尔是德国哲学中始于康德的那场运动的顶点，十九世纪末期，在美国和大不列颠处于领导地位的学院派哲学家大多数都是黑格尔派。在纯哲学之外，许多新教的神学家也采纳了他的学说，而且他的历史哲学还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青年时代是黑格尔的信徒，他在自己已完成的思想体系中保留了某些重要的黑格尔派特征。
黑格尔早年对神秘主义的兴趣让他保留下来一个信念，即分立性不是实在的，按照他的观点，世界不是一个坚固单元（不管是原子还是灵魂）的集合，有限事物表面上的自成一体在他看来是一种幻觉；他主张，除了整体之处没有任向事物具有终极而又彻底的实在性。但是他和巴门尼德以了斯宾诺莎不同，他并不把整体设想为一个单纯的实体，而将其设想为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有机体的复杂系统。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最大的特点，他在论证自己的逻辑时先是假定"绝对是纯有"，我们假定那就是纯有，而不给它指派任何性质，但是没有任何的性质的纯有是无物，因此我们就得出了反题："绝对是无物"。从这个正题和这个反题出发我们就过渡到了合题：有和非有的联合是生成，所以我们说："绝对是生成。"这样当然还是不行，因为必须有某种进行生成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关于实在的观点就在不断地改正之前错误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而这些错误都是因为我们把某些有限的或者受限制的事物不恰当地抽象成整体而产生的，"有限事物的限制并不仅仅来自外界，它自己的本性就是它被抛弃的原因，它通过自身的作用逐渐变成自己的对立面。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过程对于理解结果来说至关重要，辩证法的每一个之后的阶段都包含着所有之前的阶段，好像将它们都溶解了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之前的阶段被完全替换掉，而是将它作为整体的片段而赋予它一个适当的位置，因此，不经历辩证法的所有阶段就不可能达到真理。
作为整体的认识有自己的三元运动，它始于感觉一知觉，这时只有对客体的意识。然后，通过对感觉的怀疑性批判，认识变成了纯粹主体性的，最终达到了自我认识的阶段，这时主自和客体使不再区别。因此，自我意识便是认识的最高形式。当然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出现这种情形是肯定的，因为最高等的那种认识一定是由绝对所拥有的，又因为绝对是整体，所以它没有任何外在于自己的东西可以认识。
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在最好的思维过程中，各种思维变得既流畅又交融。真和假的定义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有有着尖锐的对立，没有任何东西完全是假的，也没有任何我们能够认识的东西完全是真的，"我们能够以一种多少有些错误的方式进行认识"，当我们将绝对真理归于某种孤立的信息片段时，就会发生这种事。诸如"凯撒出生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有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这个答案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的，但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不是。对哲学来说，"真理就是整体"，任何部分的事物都不全然是真的。
黑格尔说："理性就是对具有全部实在性这件事有意识地确认。"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分立的人具有全部实在性，因为他的分立性，他并不全然是实在的，但是在他身上实在的是他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在性的参与，随着我们变得越来越有理性，这种参与的程度也相应地越来越深。
《逻辑学》以对绝对理念的讨论结尾，所谓绝对理念是某种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上帝的东西。是在思维着自身的思想，很显然，绝对除了其自身以外不能思考任何其他东西，因为除了和我们在理解实在时种种狭隘而又错误的方法相对的那些东西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黑格尔告诉我们，精神是唯一的实在，它自己的思想通过自我意识反映到自身之中，定义绝对理念的原话如下："就理念之为主观的和客观的理念统一言，就是理念的概念，这概念以理念的本身作为对象，而且从这一概念看来，客观世界即是一理念，在这客观世界里一切规定均统一起了。
由哲学带入到对历史的沉思中的唯一思想，就是理性这一简单的概念，也就是说，理性是世界的统治音，世界的历史因而向我们呈现出一种合乎理性的进程，这个信念和直觉在历史学本身的领域内只是一种假说，但是在哲学的领域内却并不如此。正是在哲学中通过思辨的认知证明了，理性——不研究宇宙和神圣的存在之间所维持的关系，这个词在这里对我们来说足够了——是实体也是无穷的力量，它为所有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提供了无限的材料和无限的形式作为基础，并且正是那种形式驱动了那种材料。理性是宇宙的实体。
"这种理念或者理性，是真实的，永恒的并且绝对有力的本质，它将自己显现在世界中，而且在世界中除了它和它的光荣和荣耀以外，再没有其他什么得以显现——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便是那个在哲学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在这里被当作是已经确认了的论点"。
"智慧和自觉的意志的世界，并没有被丢弃给偶然，而一定是借助自我察觉的理念表现出自己"。
这是"一个碰巧为我所知的结果，因为我已经踏遍了整个这片领域。"以上所有引文出自《历史哲学》。精神及其发展过程，是历史哲学实质上的研究对象，精神的本性可以通过将精神与其对立物，也就是物质相比较而加以理解。物质的本质是引力，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物质的中心在自身之外，而精神的中心在自身之内。"精神是独立自足的存在"。如果这句话说得不清楚，那么下面的定义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但是精神是什么呢？它是那个永远同质的无限——纯粹的同一性——同一性其次将自己同自己分离，成为和自己相反的对立面，也就是一种和共相相对的为了自我并且在自我之中的存在。
13、叔本华（公元1788年—公元1860年）
叔本华在哲学家当中是个在许多方面都很古怪的人。他是个悲观主义者，而其他几手所有哲学家都是某种程度上的乐观主义者，他不像康德和黑格尔那样是个十足的学院派，不替是印度教还是佛教。他是一个修养广泛的人，对艺术的兴趣几乎和对伦理的兴趣一样大。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导致了一种不同的发展，宇宙意志是邪恶的，所有的意志都是邪恶的，或者无论怎样也是我们一切无尽苦难的根源。苦难对所有生命来说都是本质性的，而且随着知识的增长，苦难也会加深。意志没有确定的目标，一旦达到了就会带来满足，尽管死亡一定是最后的征服者，我们依然在追求自己那徒劳的目的，这就好比我们把一个肥皂泡吹得尽可能大，尽可能长久，尽管我们极为清楚地知道那最后是要破的，没有所谓幸福这种东西，因为满足不了的愿望会导致痛苦，而满足了这个愿望又只会带来腻烦，才能驱使人们去生儿育女，这又给苦难和死亡带来了新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羞耻感会和性行为联系在一起。自杀也没有用，因为轮回转世的学说即便从字面上讲不真实，也通过神话的形式传递出了真理。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悲伤，但是有一条出路，那是在印度被发现的。涅槃（叔本华将其解释为消亡）是最好的神话，这就导致叔本华至少在实践方面和禁欲神秘主义达到了完全的一致。
历史地来看，叔本华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他的悲观主义和他的意志高于认识的学说。他的悲观主义让人们在不确信所有的罪恶都能得到解释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去从事哲学，在这个方面，它作为一种解毒剂还是有用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同样都是应该反对的；乐观主义假定了或者试图证明，宇宙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高兴；而悲观主义则是为了让我们不高兴。从科学上讲，说宇宙通过前一种或者后一种关系与我的相关都是没有根据的。相信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是一个气质问题，而不是理性问题，只是在西方哲学家中乐观气质一直就普遍得多，因此，一位相反派制的代表提出来一些本来可能会被忽略的问题可能还是会有用的。比悲观主义更重要的是意志第一的学说。显然这个学说和悲观主义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而且叔本华之后主张这个学说的人经常从中得到一种乐观主义的基础，意志至上的学说曾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许多重要的现代哲学家所主张过，特别是尼采、柏格森、詹姆斯和杜威。此外，这种学说在职业哲学家的圈子以外也变得时髦起来了。随着意志地位的上升，认识的地位就成比倒地下降，我认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在气质上所发生的最显著的改变。卢梭和康德为这种改变做了准备，但是第一个以纯粹的形式正式提出的是叔本华。因为这个理由，尽管他的哲学前后不一而且还有某种肤浅的地方，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还是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的。
14、尼采（公元1844年—公元1900年）
尼采认为自己是叔本华的继承者，他是对的；但是他在许的方面都要胜过叔本华，尤其是在自己学说的前后一致和条理分明上。叔本华那东方式的弃世论理似乎和他那意志万能的形而上学是不协调的；但是在尼采那里，意志在伦理上和在形而上学上一样都是首要的。尼采虽然是个教授但是一个文人式的而非学院派的教授。他没有在本体论或者认识论方面创造任何新的专业理论，他的重要性首先是在伦理学上，其次是作为一个敏锐的历史批评家。我会将对他的讨论完全局限在伦理学和他的宗教批评上，因为正是他著作中的这一部分使他具有了影响力。
我们该如何看待尼采的学说呢？它们有多少是正确的？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用的？其中有任何客观的东西吗？或者它们只不过是一个病人的权力幻想？不可否认的是，尼采一直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不是在专业的哲学家中间，而是在那些有文学和艺术修养的人们中间，也必须承认，他对未来所做的预言迄今为止被证明比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的预言更接近现实。如果尼采只是一种疾病的症状，那么这种疾病在现代世界也一定极为流行。尽管如此，他依然有大量的东面不过是自大狂的表现，必须置之不理。他遣责基督徒式的爱，因为他认为那是恐惧的结果，尼采从来没有想到，他赋予自己的超人的那种权力欲本身也是恐惧的结果。圣人有两种，天生的圣人和出于恐惧的圣人。天生的圣人有一种自发的对人类的爱，他行善是因为这样做带给他快乐。而另一方面，出于恐惧的圣人和那些只是因为有警察才克制自己不去行窃的人一样，如果没有地方狱之火或者其他人的恐惧和憎恨，以至于对人类自发的爱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他从来没有设想过这样一种人：虽然有着无畏和倔强的骄傲，但是不会将痛苦强加给别人，因为他不愿意那么做，有谁会认为林肯的事迹是他出于对地为狱的恐惧呢？但是对于尼采来说，林肯是卑劣的，而拿破仑则是高贵的。尼采喜欢冥想痛苦，因为他把自负树立为一种责任，因为他最崇拜的人都是那些征服者，而他们的光荣不其是在夺人性命这件事上更机灵而已，尼采鄙视普遍的爱，而我则感觉普遍的爱是关于这个世界我所期待的一切事物的推动力。
15、杰里米．边沁（公元1748年—公元1832年）
杰里米．边沁是"哲学激进主义者"公认的领袖，后将自己的整个哲学都建立在两条原则的础之上，即"联想原则"和"最大幸福原则"。边沁说，民法应该有四大目标：生存、繁荣、安全和平等。他没有提到自由，和伊壁鸠鲁一样，边沁的理想是安全而不是自由。"战争和风暴读起来最妙，但是更容易忍受的却是和平和宁静。"
边沁向激进主义的逐渐演化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他从计算快乐和痛苦中推导出的对平等的信仰，另一个是一切都交由他所理解的理性来裁决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哲学激进主义者是一个过渡性的学派，从他们的体系中诞生了两种比激进主义更重要的学说一达尔对义和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提倡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社会主义则是正统经济学的一个直接后果。
16、卡尔．马克思（公元1818年—公元1883年）
马克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宣称将社会主义科学化了的人，并且对创造一个强有力的运动所做的贡献要超过其他任何人。他是哲学激进主义者的一个结果，继承了他们的理性主义和对浪漫权者的反抗；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是唯物主义的复兴者，赋予了这种学说一个新的解释和与人类历史的新的关联；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是最后一个建造大体条的人，是黑格尔的继承人，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相信理性的公式能够概括人类的进化。强调这些方面的任向一面而忽视其他的，都会对他的哲学产生错误的和扭曲的看法。
马克思称自己为唯物主义者，但不是十八世纪的那种，在黑格尔的影响下，他将自己的那种唯物主义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和传统唯物主义有区别。而更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工具主义，他说，旧唯物主义错误地认为感觉作用是被动的，并进而将活动主要归因于客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切感觉或知觉作用都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离开了知觉者的活动，光秃秃的客体仅仅是原材料，在逐渐被认识的过程中会发生转变。认识，在被动性的凝思这个旧的意义上，只是一个非现实的抽象；真正发生的是处理事物的过程，他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白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要改变世界。
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马克思的意思：以往被哲学家们称为追求知识的那个过程，并不像一直所认为的那样，其中的客体始终如一，所有的变化命发生在认知者这一边。与之相反，不管是主体还是客体，也不管是认知者还是被认知的事物，都处在一个连续不断的互相适应的过程中，他将这个过程称为"辩证的"，因为它永远不会彻底终结。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黑格尔和英国经济学的一个混合，和黑格尔一样，他认为世界是按照一个辩证的程式发展的，但是关于这个发展的原动力，他和黑格尔的意见完全不一致。黑格尔相信，有一个叫作"精神"的神秘实体导致了人类历史按照他在自己的《逻辑学》中所用过的辩证法的各阶段进行发展。为什么精神要经历这些阶段则不清楚。人们不禁会设想，精神正在努力理解黑格尔，在每个阶段仓促地将读到的内容客观化。而马克思的辩证法除了某些老一套的东西之外．完全没有这种性质。在马克思看来，推动力不是精神而是物质，但是那是一种我们已经谈论过的意义特殊的物质，而不是原子论者所说的完全非人化的物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推动力其实是人与物质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在这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就变成了经济学。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历史上任向一个时代的政治、宗教．哲学和艺术都是生产方式的结果，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也是分配方式的结果。我认为他不是在主张这个观点可以应用于文化上的一切细节之处，而是在主张这个观点只能应用于文化的大体轮廓。这个学说被称为"唯物史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尤其是在和哲学史家的关系上。我本人并不原封不动地接受这个学说，但是我认为其中包括了非常重要的真理的成分，而且我意识到它对本书中论述的我对于哲学发展的个人观点也有影响，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与马克思的学说有关的哲学史。
主观地讲，每个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在追求某种可以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哲学家们对"真理"的定义可能会有不同，但是无论如何，那都是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在某个意义上每个人都这该接受的东西，如果所有的哲学都被认为仅仅是不合理性的偏见的表现，那么就不会有人从事研究哲学这项工作了。但是所有的哲学家又都同意，许多其他的哲学家受到了偏见的驱使，并且通常不自觉地为他们的许多观点持有超理性的理由。
马克思和其他哲学家一样，也相信自己的学说是真理，而不认为它们不过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生性叛逆的德国犹太人感情的表现。关于哲学的主观看法和客观看法之间的这种冲突，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
泛泛地讲，我们可以说直到亚里士多德为止的古希腊哲学表现的是与城邦制（古希腊城邦）相适应的思想心态，斯多葛主义则与世界性的专制统治（罗马帝国）相适应；经院哲学是作为一个组织的教会（中世纪基督教）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哲学自笛卡儿以来，或者至少自洛克以来，便常常体现了商业中产阶级的偏见；以及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和现代工业化国家相适应的哲学。我认为，这个认识既正确又重要。不过，我也认为马克思在两个方面上有错误，首先，必须加以考虑的社会环境确实是经济的，但是也几乎同样是政治的；社会情况和权力有关，而财富只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其次，只要问题一变得细节化和专门化，社会性的因果关系就不再适用了。
先以共相问题为例，最先讨论这个问题的是柏拉图，接着有亚里士多德、经院学者、英国经验主义者和最近的逻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偏见影响哲学家们的观点，否认这一点是不讲道理的。柏拉图受到了巴门尼德和奥尔弗斯教的影响，他想要一个永恒的世界，无法相信时间性的流变具有终极的实在性。亚里士多德更具有经验主义的色彩，也并不厌恶日常世界。近代的彻底经验主义者有一种和柏拉图的偏见正相反的偏见，他们觉得超感觉世界这个念头是令人不快的，愿意不遗余力地避免必须相信这样一种东西的存在。但是这些互相对立的偏见是经常反复的，和社会制度只有一种多少比较遥远的关系。据说，热爱永恒是依赖他人劳动的有闲阶级的特征。但爱比克泰德和斯宾诺莎都不是有闲的绅士。反过来，也可以极力主张，天堂是个无所事事的地方这个概念是由那些只求休息的疲劳的苦工们想出来的。这样的争论能够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永远不会有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开始关注共相论争的细节时，就会发现双方都能提出一些对方会承认有效的论证，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一些批评现在几乎已经得到公认了。在最近的时代，尽管还没有得出任何决断，但是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技术，解决了许多枝节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并不悖理地期望，逻辑学家不久之后就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个明确的一致。再举本体论论证作为第二个例子。这个论证是由圣安瑟勒姆创造的，托马斯·阿奎那反对它，笛卡尔接受它，康德驳斥它，黑格尔又使它复活，可以相当明确地说；根据对"存在"这个概念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果，现代逻辑已经证明了这个论证是不可靠的。这不是个人气质或者社会体制的问题，而纯粹是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对这个论证的驳斥当然并不能为设想其结论（即上帝的存在）不正确提供依据，如若不然，我们就无法想象托马斯．阿奎那当初怎么会否定这个论证了。（论证的方法不对，与论证的结果无关）
又或者，拿唯物主义这个问题作为例子，"唯物主义"是一个能够有许多意义的词，我们已经讲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它的含义。关于唯物主义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激烈争论，一直以来都是靠避免下定义的方法才保持了活力。当这个术语被定义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根据某些定义，唯物主义能够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根据某些其他的定义，它也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没有确定的理由可以这么认为：再根据其他一些定义，又有一些支持它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不是决定性的。所有这些，依据的都是专业方面的考量，和社会体制没有任何关系。
问题的真相实际上相当简单，通常所说的"哲学"，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分构成的，一方面，有一些科学性或逻辑性的问题，能够用人们普遍接受的方法来处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问题能够引起相当多人的兴趣，但是关于这些问题在正反两面都没有可靠的证据。后一类问题中有些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实际问题。在战争期间，我必须支持自己的国家，否则就会和朋友们以及当局发生痛苦的冲突。在许多时代，在支持官方宗教和反对官方宗教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的，出于这种或那种理由，我们都感觉在许多纯粹理性无能为力的问题上是不可能保持一种怀疑主义的超然态度的。按照"哲学"这个词极为常见的一个意义来说，哲学就是超理性的决断的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意图才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即便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也是由经济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原因决定的，特别是战争在历史的因果联系中有其地位，而战争中的胜利并不总是属于经济实力最强大的一方。
马克思将他的历史哲学纳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模子，但是实际上他所关心的只有一个三元组：以地主为代表的封建主义，以工业雇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以雇佣劳动者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黑格尔将民族视作辩证运动的载体，马克思则把民族替换成了阶级，他一直拒绝承认自己偏向社会主义或者雇佣劳动者一边是由于任何伦理的或者人道主义的理由，他说自己并不是在主张这一边在伦理上更好，而是在主张站在这一边是由辩证法那完全注定的运动决定的。他其实可以说自己并没有提倡社会主义，而只是预言了它。不过，那么说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他无疑相信辩证法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在某种非个人的意义上都是一种进步。并且他肯定也认为社会主义一旦建成，就会给人类带来比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更多的幸福，这些信念，尽管肯定支配了他的一生，但是在他的著作里基本上都处在背景中。然而，时不时地，他也会放弃冷静的预言，转而激烈地提倡反叛，在他所写的所有著作中都隐含有那些表面上科学的预言的情感基础。
与专注人间事务这个局限相伴随的是乐于相信进步是一条普遍的规律。这种乐观是十九世纪的特征，不仅存在于马克思身上，也存在于同时代的其他人身上。只是由于对进步的不可避免性的信仰，马克思才认为可以省略掉伦理上的考虑，如果社会主义当真会降临，那一定是一种进步。马克思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在地主或者资本家们看来不是一种进步，但那只是表明了他们和时代的辩证法运动不协调罢了，通过恩格斯和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一百年之前英国存在过的那种工业体制骇人听闻的残酷给马克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看出这种制度很有可能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其不公正之处一定会激起无产阶级的反抗运动。他主张，在一个彻底工业化的社会中，代替私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选择是土地和资本的固有化。这些主张不是哲学上的问题，因此我不准备在这里讨论它们到底正确还是错误。问题在于，如果这些主张是正确的，它们便足以证实马克思的体系中实际上重要的那些部分，因此丢弃那些黑格尔学说的包装是有好处的。
当代的世界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就被分成了三个阵营：（1）自由主义者，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依然追随洛克和边沁，但是也为了工业时代组织性的必要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2）马克思主义者，这两派的观点在哲学上相差不是太远，他们都是理性主义的，在目的上也都是科学和经验主义的。但是从实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差别是很明显的，比如对财产的观念。私有和公有的区别就已经显现出来了。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方面马克思的理性主义是有局限的。尽管他主张自己对历史发展趋向的解释是正确的，但他将希望完全寄托在阶级斗争上，而对说服几乎不抱什么希望，这就陷入了强权政治，并且相信关于统治阶级的学说。作为社会革命的结果，我们的确可以期望阶级区别最终会消失，被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的和谐所取代，但那是一个很遥远的理想，如同基督的再次降临一样；在实现这个理想的同时，会有战争和独裁统治，只及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制正统化。（3）纳粹和法西斯，这一派是反理性和反科学的，其哲学先驱是卢梭、费希特和尼采，他们强调意志，特别是权力意虑，还相信权力意志集中在哪些种族和个人身上，哪些种族和个人就有统治的权力。
在卢梭之前，哲学世界是有某种统一性的。这种统一性暂时已经消失了，但是也许不会消失太久，理性主义对人们心灵的重新征服能够让这种统一性得到恢复，用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行，因为对统治权的要求只会招来纷争。
（17）柏格森（公元1859年—公元1941年）
亨利·柏格森是本世纪第一流的法兰西哲学家。一般说来，对哲学的分类要么是按照其方法，要么是按照其结果："经验主义"哲学和"先验"哲学就是按照方法来分的类，"唯实论"哲学和"唯心论"哲学就是按照结果来分的类，但是柏格森的哲学贯穿了所有公认的分类。但是还有一种根据哲学家进行哲学思考的支配性渴望来进行分类；由对幸福的热爱而生的感情哲学；由对知识的热爱而生的理论哲学；以及由对行动的热爱而生的实践哲学。我们将一切最富有乐观色彩或者悲观色彩的哲学，以及所有提供了拯救的方案或者试图证明拯救不可能的哲学都归入到感情哲学这一类中，例如大多数宗教性的哲学。大部分大哲学体系则属于理论哲学这一类，因为尽管求知欲很罕见，但它却一直是大部分最好的哲学的源泉。另一方面，实践哲学则是那些认为行动是最高的善的哲学。这种哲学的代表人物就是实用主义者和柏格森。
柏格森的哲学是二元的，在他看来，世界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一方面是生命，另一方面是物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某种被理智认为是物质的无法自行运动的东西）。整个宇宙就是两种相反运动的碰撞和冲突："向上攀登的生命和向下坠落的物质"。生命是一股伟大的力量，是一种巨大的充满活力的冲动，在世界开始时便被一劳永逸地给定了；生命遇到物质的抵抗，于是便奋力在物质之中劈出一条路来，并且逐渐学会通过组织的手段来利用物质生命遭遇到障碍便岔开来继续向前流动，就像街角的风那样，因为物质强迫生命做出了改变，生命部分地被驯服了。然而，生命一直保持了自由行动的能力，因为它总是奋力要找到新的出口，总是在彼此对立的物质壁垒之间寻求更大的活动自由。
柏格森对目的论的认可要比对机械论多一些，他主张进化其实是创造性的，如同艺术作品那样，事先存在着一种行动的冲动，一种不明确的需求，但是直到需求被满足之前，都不可能知道能够带来满足的事物的本性。生命演化的潮流是这样的，先是分成植物和动物，植物以储藏能量为目标，动物则以使用能量进行迅捷而快速的活动为目标。但是在后来的一个阶段，动物中间又出现了新的分化，本能和理智多少变得分开了，他对理智活动的解释并不总是那么好领会，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柏格森，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几何学和逻辑学是典型的理智的产物，严格地说只适用于固体，固体似乎是某种精神故意创造出来好将理智应用于其上的东西。
当生成是向上的运动时就叫作生命，当它是向下的运动时就叫作物质，我设想宇宙的形状呈圆锥形，"绝对"是其顶点，因为向上的运动将事物聚拢在一起，而向下的运动将事物分离开，或者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精神在向上运动时为了能够穿过砸落到自己身上的向下运动的物体，就必须能够在这些物体中间切开一条路。这样一来，智慧在形成时便具有了外观和路经，原始的流变被切割成了分离的物体。正如理智和空间相联系一样，本能或直觉也和时间相联系。柏格森的哲学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他和大多数著述者不同，他认为时间和空间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异。他说："凡是有生命的地方，就有某种将时间铭刻下来的记录器正在运动。柏格森告诉我们："纯粹的绵延是当我们的自我控制自己，不让其当前的状态和之前的状态相分离，并且允许自己有生命时我们意识的形态会呈现出的形式。"它会将过去和当前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有相互的渗透，有无差别的连续相继，在我们的自我之内，有不常相互外在性的连续相继，在我们的自我之外，在纯粹的空间中，有不带连续相继的相互外在性。柏格森断言精神和物质都是实在的，真正的记忆不是大脑的功能，过去必须由物质来付诸行动，由精神来想象。记忆不是物质的发散，尽管如果我们所说的物质指的是在具体的知觉作用中所把握的物质的话，与之相反的观点的确更接近事实。
将生命比作骑兵的冲锋，一切有机的事物，从最卑微的到最高等的，从生命的起源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所有的地点以及所有的时间，无不为单一的冲动提供了证据，这个冲动与物质运动是反向的，本身是不可分割的，所有生物都团结在一起，都受到一个巨大的推动力的支配，动物的位置在植物之上，而人类更高居动物之上。人类的整体在时间和空间中就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在我们每个人的前后左右纵马狂奔，这是一次势不可挡的冲锋，能够击碎一切抵抗，清除无数障碍，甚至也许能战胜死亡。
（18）威廉·詹姆斯（公元1842年—公元1910年)
詹姆斯首先是个心理学家，但是由于两个原因而具有了哲学上的重要性，他创造了他称之为"彻底经验主义"的学说，他是所谓"实用主义"或者"工具主义"这种理论的三位倡导者之一。
詹姆斯的哲学兴趣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另一方面是宗教。在科学这一面上，对科学的研究使得他的思想具有了唯物主义的倾向，然而这种倾向受到了他宗教情感的制约。他的宗教感情具有浓厚的新教和民主色彩，并且充满了人情的温暖。
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主旨是要否定主客体关系的根本性，在这之前，哲学家们一直认为所谓"认知"这种事件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其中的一个实体，即认知者或主体，察觉到另一个实体，即被认知者或客体。认知者被认为是心灵或者灵魂，被认知者的客体可能是物质性的，也可能是永恒的本质，另一个心灵或者认知者本身﹣在自我意识中，通常所说的哲学中的几乎一切东西都与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不承认主客体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那么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区别，可供沉思的理想，以及传统的"真理"概念，所有这些都需要从根本上加以重新考虑。我相信詹姆斯在这个问题上是部分正确的，单单因为这个理由，他在哲学家中间就配得上崇高的地位。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他的论证，他说，意识指代的是一种实体，没有权利在首要的原则中占据一席之地。他将"纯粹经验"定义为"直接为我们之后的思考提供原料的生命的流变"
另外，在詹姆斯和杜威博士之间，有一个着重点的不同，杜威博士的思想观点是科学性的，而且他的论证基本上也都是使用科学方法的考察，而詹姆斯关心的首先是宗教和道德。粗略地讲，他愿意提倡任何一种旨在让人们有德行并幸福的学说，如果一种学说能让人们有德并幸福，在他所说的"真理"的意义上便是真理。
詹姆斯的学说是在怀疑主义的基础上建造关于信仰的上层建筑的尝试，他的错误和所有类似的尝试一样，都离不开错误，在詹姆斯的情况中，错误是因为试图无视一切超人类的事实而产生的。贝克莱式的唯心主义再加上怀疑主义导致他用信仰上帝来代替上帝（信则有，不信则无）并且假装这样也行得通。但那不过是一种大多数近代哲学都具有的典型的主观主义疯狂罢了。
（19）约翰·杜威（公元1859年—公元1952年）
约翰·杜威生于1859年，被公认为美国哲学在世的领袖人物。但他那种想要以"探究"代替"真理"，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基本概念的学说。他创立了一个革新的学派，在教育方面著述硕果累累。
从严格的哲学角度来看，杜威的工作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对传统的"真理"概念的批评，这个批评体现在他称之为"工具主义"的理论中，按照大多款专业哲学家的理解，真理是静态和终极的、完美和永恒的；用宗教的术语来说，真理可以与上帝的思想相等同，与作为理性存在的我们和上帝所分享的那些思想相等同。真理的完美典范就是乘法表，它既精确又可靠，没有任何主世的杂质。从毕达哥拉斯以来，特别是从柏拉图以来，数学就和神学联系在一起，而且深刻影响了大多数专业哲学家的认识理论。杜威的兴趣不是数学式的，而是生物学式的，他将思想设想为一种进化的过程，传统的观点当然也承认人们所知越来越多，但是每一条知识，在被获得后，就被认为是某种终极的东西，的确，黑格尔并不这样来看人类知识，他把人类知识设想为一种有机的整体，其中每个部分都在逐渐增长，但是在整体变得完满之前任何部分都不会是完满的，然而尽管黑格尔哲学在杜威的青年时代对他产生过影响，但是黑格尔哲学中依然有绝对，有比时间过程更实在的永恒世界。这些在杜威的思想中都是不可能占有一席之地的，因为在杜威看来，一切实在性都是时间性的。而且过程虽然是进化的，但是并不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永恒理念的展现。
杜威从一个信念的效果来判断这个信念，他主张如果一个信念有某种效果，这个信念就具有"有保证的可断言性"，他用这个说法来代替"真实住"。这个分歧和世界观的不同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真实性取决于未来，那么只要我们有能力改变未来，我们就有能力改变可被断言的事物，这增强了人类的权力感和自由感。对人类力量的信仰，以及不愿意承认"确定无疑的事实"这两种现象，一直都是与机器生产和通过科学手段操控自然环境这两个事实所带来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杜威博士的思想观点与工业文明和集体企业的时代是协调的，他的思想对美国人有着最强的吸引力，也同样为诸如中国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的进步人士所欣赏。（人定胜天）
桑塔亚纳说过："在杜威的著作中，正如眼下的科学和伦理学中一样，弥漫着一种准黑格尔式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将个人消融在了其社会功能中，还将一切实质的和现实的事物都消融在了相对的和过渡性的事物之中。"
杜威博士的世界是一个人类占据了想象力的世界，尽管他肯定也是承认天文学上的宇宙的，但是大多数时候这个宇宙被他忽略了，他的哲学是一种权力哲学，只不过不像尼采的哲学那样是个人权力的哲学，他所看重的是一个社会的权力。有些人对我们对自然力量新的控制力的印象更为深刻，而不是我们的控制力依然受到的那些限制，而工具主义的哲学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力量的因素而对这些人产生了吸引力。
人类对非人的环境所抱有的态度在不同的时代大不相同。希腊人害怕骄傲自大，并且信仰一位地位甚至比宙斯还高的必然或者命运之神。因而他们小心地避免去做那些在他们看来对宇宙无礼的事情。中世纪则将顺从做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上帝的谦卑是基督徒的首要责任。创造力被这种态度束缚住了，伟大的原创几乎变得不可能。文艺复兴运动恢复了人类的尊严，但是又把人类的尊严提升到了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灾难的程度。文艺复兴运动的大部分成绩都被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抵消了。近代的技术，尽管并不完全支持文艺复兴式的高傲的个人，但是却使人类社会的集体力量之感得到了复活，之前过分谦卑的人类开始认为自己几乎就是上帝。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们都感到了一种极度的危险，一种可以称之为"宇宙性的不敬神明"的危险。将"真理"当作某种依赖于事实的东西，而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又在人类的控制之外-这种观念迄今为止一直是哲学教导我们谦卑是必要的要素的方法之一，当移除这个对骄傲的制约，我们在通向某种疯狂的道路上就又前进了一步﹣这种疯狂就是随着费希特侵入到哲学之中的对权力的迷醉，近代人，不管是不是哲学家，都容易陷入这种迷醉之中。我深信这种迷醉是当下最大的危险，也深信任何一种助长了这种迷醉的哲学，不管有多么无意，都会增加巨大的社会性灾难的风险。
黑格尔和杜威的绝对精神=上帝；
绝对精神蔑视自然，不合理，人来自自然应尊重自然。
逻辑分析哲学
自从毕达哥拉斯的时代以来，哲学中就存在着两种人的对立：一种人的思想主要是在数学的启迪下产生的，另一种人则更多地受到经验科学的影响。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斯宾诺莎和康德可以说属于所谓的数学派，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和近代自洛克以来的经验主义者则属于相反的那一派。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兴起了一派新的哲学，其所从事的工作是要从数学的原理中请除毕达拉斯主义，并且将经验主义与对人类知识中演绎性部分的兴趣相结合。这个学派的目标不像过去的大部分哲学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它的一些成就却像科学家们的成就一样可靠。
这种哲学源起于那些努力想从自己的学科中把各种错误和草率的推理清除出去的数学家所取得成就。莱布尼茨相信无穷小是实际存在的，魏尔斯特拉斯证明了如何不借助无穷小来建立微积分，这样终于使得微积分有了坚实的逻辑基础，接着又有格奥尔格·康托，他发展了连续性和无穷数的理论。直到他给"连续性"下定义之前这一直是一个含糊的字眼，为黑格尔那样想把形而上学的混乱想法带进数学的哲学家提供了方便。康托赋予这个词一个准确的意义，并且说明了他所定义的连续性就是数学家们和物理学家们所需要的那个概念。通过这种手段，大量的神秘主义思想，例如柏格森的那种，就变得陈旧过时了。
格奥尔格，康托将"无穷"集合定义为这样一个集合：其各部分所包含的项数与集合的整体所包含的项数相同。依据这个基础，他得以建立起一种非常有趣的关于无穷数的数学理论，并进而将以前被放弃的神秘主义和混乱思想的领域的纳入了精确逻辑的领域之内。现代的分析经验主义与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不同在于它结合了数学并且发展出了一套有力的逻辑技巧．因而能够在某些问题上得到确定的答案，这些答案的性质与其说是哲学的倒不如是科学的。与缔造了体系的哲学相比，这种哲学具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够一次解决一个问题，而不必一下子为整个宇宙创造出一套理论来。在这方面，它的方法与科学方法相似，我毫不怀疑只要哲学知识能够取得，就一定能够通过这种方法取得，我也毫不怀疑，通过这种方法，许多古老的问题是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的。
哲学在其整个历史中，一直都是由两个互不协调的部分混合起来的：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本质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关于最好生活方式的伦理学或者政治学理论。因为没能在这两部分之间做出足够明确的划分，结果使之成了许多混乱思想的根源。真正的哲学家准备去考察一切先人之见，如果为追寻真理这件事设置任何限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之为，哲学都会因为恐惧而瘫痪。
那些将逻辑分析当作是哲学的主要职责的哲学家，他们坦承，人类理智无法为许多对人类具有深刻重要性的问题找到决定性的答案，但是他们拒绝相信有某种更"高级"的认知方法，能够为我们发现科学和理智发现不了的真理，他们因为这个否定而得到的报答是，之前许多被形而上学的迷雾笼罩的问题都可以得到精确的回答，而且是通过除了求知欲之外完全不引入哲学家个人气质的客观方法。以这样的一些问题为你：什么数？什么是空间和时间？什么是精神？什么是物质？我并不是在说我的此时此地能够为所有这些老的问题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是我的确认为，一种能够让我们不断逼近真理的方法已经被发现了，像在科学里那样，这种方法中的每一步都是由对之前工作的改进而不是否定得到的。
在一片杂乱无章而又相互冲突的狂热主义中，为教不多的几个统一性的力量之一就是科学的实事求是—我指的是将我们的信念建立在人类能够做到的，尽可能剥除了地域性和气质性偏见的观察和推论的基础之上这种习惯。坚持将这种美德引入哲学，并创造了一种能让哲学硕果累累的有力的方法。这是我所属的哲学学派的两个主要功劳，这种哲学方法在实践中所养成的谨慎求实的习惯，能够扩展到整个人类活动的领域。结果便是，凡是有这种习惯存在的地方，狂然主义便有所减少，而同情别人和相互理解的能力便有所增强，在放弃了一部分自命不凡的教条式之后，哲学并没有停止提示和启迪人们的生活方式。
《理性与信仰》终稿2024.4.16晚2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