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6年，东北老工业区，林河镇。
冬天比刀子还冷，风一刮，能把人脸割出裂口。
我叫周小满，生在炼钢厂家属院，长在焦炉旁。
我爸是炉前工，我妈是纺织厂女工。
我有双“煤灰手”——指甲缝常年嵌着黑，洗不净。
不是我不爱干净。
是我每天放学后，要穿过厂区，去焦炉后的小土屋，捡别人不要的煤渣。
一块煤渣能烧半晚，能让我家炕热一点，能让我妈咳喘时少受点罪。
可同学都说：“周小满的手脏死了，碰过她东西会倒霉。”
同桌王红梅把尺子抽走：“别挨我，你手黑，会把我的本子染脏。”
我缩回手，没说话。
王红梅是我爸战友的女儿，两家住对门。
她爸常说：“小满这孩子，老实，肯吃苦。”
可王红梅偏要戳破这层“老实”：“你装什么勤快？捡煤渣是为了偷卖钱吧？”
我没辩解。
直到那天，她把一张纸条塞进我书包——
“煤灰手·偷煤贼，全班公认的‘脏丫头’”
我攥着纸条，指甲缝里的黑灰蹭在纸上，像几道爪痕。
我没撕，也没扔。
我把它夹进语文书里，像存证。
2
每周一次的值日轮班，就因为我手黑、穿旧棉袄、总低着头，我在班里成了“异类”。
那天放学，王红梅堵在厂区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洗衣粉。
“周小满，”她笑，“你手这么黑，洗得掉吗？”
我绕开她。
她追上来：“我爸说，焦炉的煤灰有毒，你天天捡，不怕得病？”
“虽然你是为了家，但我看你可怜，给你点洗衣粉。”
我把洗衣粉扔进雪堆。
“不需要。”
她脸色一沉：“你别不识好歹！”
我走进焦炉后的小屋，从墙角掏出一个铁盒——里面是五块完整的煤块，是我今天捡的。
王红梅跟进来，眼神复杂：“你非得靠捡破烂活着？”
“你爸是工人，你妈是工人，你们家怎么就这么穷？”
我抬头，直视她：“王红梅，你是不是觉得，只有你施舍的东西才算干净？”
她愣住。
我补了一句：“你给的洗衣粉，再白，也洗不掉你的傲慢。”
她摔门而去。
3
我不理解。
自从我考上重点中学，王红梅尤其惊讶。
那天她扯我书包带，语气讥讽：“你还真能考上来？”
我动作顿住。
我数学全校第三，当然能上。
但我并不想和她在一个班。
她眼底有种我看不懂的情绪，语重心长：“既然你考上了，以后就别穿得这么土了。”
我懵了。
她神色高冷：“不是谁都像我这么‘容忍’你。”
我拽回书包带，皱眉：“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她冷笑：“那你到时候别哭。”
我诧异盯她。
从小到大，她总试图让我“正常”一点。
小学我用铁皮铅笔盒，她偷偷倒进煤灰：“周小满，你的盒子脏了，还用吗？”
我咬唇，气得和她打了一架。
事后她得意：“你看，你也不是非得干净不可。”
有人笑我：“这就是装的，穷酸。”
王红梅点头：“周小满就是那种表面老实、心里计较的女孩。”
我跑出教室，躲在锅炉房哭到嗓子哑。
那之后，我穿回我妈补过的旧棉袄，不敢再用新文具。
王红梅又笑：“你手还是黑的，像小偷。”
我手心冰凉，从此不敢在课堂发言，不敢和同学对视。
我爸发现异样，某天晚上坐在我床边，轻声问：“小满，你最近怎么不爱说话了？也不穿那件新棉袄了？”
我眨眨眼，眼泪啪嗒啪嗒掉在他手背上。
“爸，捡煤渣是错的吗？”
“为什么我的手洗不干净？像永远脏着一样。”
我爸叹气：“你妈咳得厉害，药贵，家里紧。你捡煤渣，是懂事。”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双新棉手套：“明天起，戴手套去捡。”
“手脏不脏，不重要。”
“重要的是，心不能冷。”
我心里的阴霾，像雪一样化了。
捡煤渣，不是耻辱。
王红梅再挑衅我时，发现我已经刀枪不入。
她偷走我的手套，我目不斜视，当他空气。
她郁闷嘟囔：“你怎么不哭了？”
我哼了一声，照例穿着旧棉袄，在厂区里行走。
本以为长大后，不会再被议论。
没想到在重点中学，连“穷”都成了原罪。
4
分班后，班上多是干部子弟，穿新棉裤，戴毛线帽。
我带着铁皮饭盒、旧棉袄走进教室时，立刻引来目光。
有人窃笑：“她是不是走错班了？以为这是技校？”
轮到我自我介绍，声音一出，后排爆发出一阵哄笑。
“天啊，她手黑得像炭！”
“她怎么不去当清洁工？在这儿装什么刻苦？”
班主任打圆场：“小满同学家在厂区，生活朴素。”
我淡淡说：“我本来就是工人子女。”
全场静了一瞬。
我坐下，视线扫过角落的王红梅。
她嘴角挂着笑，眼神得意，仿佛在说：
【看吧，在这个班，你就是个笑话。】
【除了我，没人会‘可怜’你。】
果然，我被选为劳动委员后，成了全班的笑点。
从座位走到讲台，是一段漫长的刑场。
只要我开口，就会听见“脏丫头”“偷煤贼”“穷酸”之类的低语。
甚至有人传，我故意捡煤渣，是为了博同情。
王红梅从不澄清。
她每天给我带一块香皂，扬言：“我这是帮你证明，你不是没人要。”
她享受看我窘迫的样子，仿佛自己是救世主。
可无论我怎么拒绝，她都觉得我是在“装清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