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在天津大邱庄打工，认识了一个和我同龄的姐妹。

她是河南人。说话永远唯唯诺诺，无论打饭、开班会她永远站在队伍的最后边，打饭时哪怕她的后边还有一个人，她也会站出来让这个人打完她才打。

一开始都觉得这个女孩不错，懂得温良恭敬让，典型的贤妻良母。

这样的女孩自然人缘也不会差，可是她总是独来独往，宿舍的姐妹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她从不多言多语，不像是高傲，但又有些不合群。

那时宿舍一共八个姐妹，上下铺。我和她的铺头对头。

每天她比我们睡得都早，偶尔有一天无意中我发现她躺下并没有立即睡着，而是用被子蒙着头借着很微弱的一点光亮在被窝里反复看着手里的几张饭票。

饭票并无异议，那时公司不怎么景气，工资好几个月发一次，人们没有现金买饭，公司就印刷了一毛，二毛，五毛、一块、两块，十块等的饭票，面值和人民币面值一样。但作用却不能和人民币同日而语。

我悄悄的观察着她，向她对铺的静努了怒嘴，静趿拉着鞋猫一样走到她的跟前，猛然掀掉了她的被子。

显然她被吓坏了，手里的饭票掉在了床上。一双惊恐无助的眼睛就那样瞪着静，静说：你天天数饭票，数多了没？

她愣愣的看着静。

静损了损肩，说了句：没意思。

自那以后她越发的沉默了。沉默的就像一颗千年的老树，硕大的风雨都蔚然不动，沉默的像个久经岁月洗礼的老人，所有的日子只剩下了对过去一点一滴的回忆。

那时我是车间的带班长。那天开完会已经很晚了，远远的我看见打饭的窗口只有两三个人在排着队。她仍然在队伍的最后边。

我拿着饭盒远远的站着，不想让她看见我又站在我的后边。公司规定每天开饭时上班的先打，下班的后打。但是唯独她不遵守这个制度，也许是这个原因她吃的很少，因为每次不等她吃完饭，上班的时间就快到了。

她打了一份稀粥，一个馒头。看着手里的饭票，她好像不知道该递哪张给大师傅。大师傅面露愠色。

我快步走过去，从她手里抽出一张五毛的饭票递给大师傅。

饭票在她手里已经是汗津津的了。多亏是塑料的，要是纸性的估计早破了。

她咬了咬嘴唇感激的看了我一眼。

吃饭的间隙，看看四下没人，她怯怯的掏出兜里的饭票问我，这个是多少钱的，那张是多少钱的。

轮到我愣了，嘴里的饭咽了一半。

看着她我慢慢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有点语无伦次：这上面不是都印的很清楚吗？

我以为她的眼睛不太好，甚至怀疑她的脑子不太好。

她依然怯怯的说：我不认识字，一个也不认识。然后又鼓足了勇气说：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我来这儿报名填表啥的都是俺老表（老乡）给弄的。

难怪每天她最后一个打饭，是怕别人识破笑话她。

我告诉她这个念“壹”，这是一块；这个念“贰”，是两块；这个念“伍”，是五块和五毛。

她一头雾水，“我记不住。你这样告诉我，这个粉色的是多少，黄色的是多少，这个绿色的是多少？”

原来她每天在被窝里不是数饭票，而是在记饭票的颜色。

我说那你怎么认识钱呢，就是钞票上的多少钱你知道吗？

她说：我只见过二十和十块以下的钱，也是记颜色和图案。

那一刻我真的无语，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

后来的日子每次打饭我都站在她的后边，我努力不让她看颜色而是记饭票上面的字。

断断续续她给我讲了她的故事：出生时她就被奶奶的一声“丫头片子”剥夺了本该和别人一样玩耍读书的童年少年，五岁时奉奶奶之命妈妈生下了弟弟。那时他就朦朦胧胧的知道弟弟是家里的宝，她就是风中的那根草。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奶奶下地干活，就是她在照顾弟弟。有时弟弟淘气了，会抓她，揪他的头发她也忍着不说，说了奶奶反而骂她不懂事招惹弟弟。这样的情形一直到了弟弟八岁。看着弟弟高兴的背着书包进了学校，她渴望的眼神看看妈妈，妈妈看着爸爸，爸爸看着奶奶，奶奶没有看她，只说了一句话：再帮家里干几年活吧。

那年她十三岁，从此她再也没提过念书的事。

你恨奶奶吗？她摇了摇头，“我们那儿好多女娃生下来就被扔到大山里或者送给外地的人了，不念书的或者念几天就退学的多了去了。所以我感激奶奶。”

我深深的吸了口气，仍然像被谁掐住了脖子，只觉得憋得难受。

弟弟去年考上了大学，在村子里轰动了好久，奶奶的皱纹都乐展了。

开学时，弟弟给她深深的鞠了一躬，说了一句让她永远回味的话，弟弟说：姐，谢谢你。你不是我的伴，以后我教你识字.....

她记住了弟弟的眼泪，她更清楚从她出生就注定了她就只能是弟弟的陪伴。

你这样省吃俭用也是为了给弟弟挣学费？

她表情凝重的点了点头。

几个月后，他家里来信说弟弟因为在学校任何自理的事情都不会做，同学嘲笑他弱智，是个猪，只会吃不会干。弟弟和同学大打出手。学校给了弟弟留校察看的处分，从没吃过亏的弟弟却非要退学。家里写信的目的是让她给弟弟在这边找点活干。

那时我已经教会了她认识简单的字，会写自己的名字。我没办法瞒住信里的内容。

她执意要回去，她说必须劝弟弟回学校认错，继续念书。我知道了没文化的苦，不能再让弟弟半途而废。

我劝不住她，给她买了到她家乡市里的火车票。没有直达车，到市里还得倒车到县里，再从县里搭车回到村里。

忽然我就莫名的有些担心，心狂跳了几下。

我嘱咐她：到了县里让人帮你给我发个电报报个平安。她笑着答应：弟弟一去学校我就立马回来，你还得教我认字呢。

半个月，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她的只言片语，我给她的家里写了信，半年过去了仍没有她的消息。

一年以后偶遇她的老表，问起来，老表长叹一声：在市里她坐错了车，丢了。黑车那么多，去哪找。

几个月后我买了她走时的那趟火车票，在她家乡城市的大街小巷绕了又绕，我多希望在一转身一回眸时她能在不远处看着我笑。

那时正是那首“外面的世界”风靡全国的时候，满大街充斥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