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大人看的书叫字书，小人看的连环画叫娃儿书。那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地方，莫过于县城的租书店了。租书店就是看娃儿书的所在。
县城里的租书店有三家，临街，面积都在20平米左右。店堂的格局也相似，中央安放几排矮小的长条板凳，三面墙上则挂满了小人儿——连环画的封面：李向阳，小张嘎，猛张飞，赵子龙，猪八戒，孙悟空，七仙女，阿凡提---古的、今的、舞刀的、弄棒的、骑马的驾云的，两个眼睛硬是不够用。说起来一本娃儿书才卖两角钱左右，但那时零花钱少，五分钱算小康，一角钱就是大款，一分钱看两本书，在那个钱特别值钱的时代，毫不起眼的租书店就像想一想就会流口水的糖果，吸引着如饥似渴的孩子们。
正是在租书店，刚刚识得大小多少、上下左右的我，开始了最初的阅读。
东张西望，一分钱的硬币捏了又捏，攥了又攥，这山望了望那山，终于痛下决心锁定两本。先用钱换两个纸牌，看完一本，再用纸牌去取下一本。刚开始最喜欢看打仗的书，如《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之类，后来是童话和神话，再后来才是历史才是外国的故事。书中的人物，除了李向阳、魏强以及双枪老太婆那样的神枪手，我最喜欢有络腮胡子、性格豪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猛将，如《水浒》中的李逵，《三国》里的张飞。听说常常刮脸胡子长得快，我就偷偷用父亲的剃须刀刮腮帮子，希望长成张飞般威猛的模样。最讨厌的是叛徒和奸臣，还有人妖不分、婆婆妈妈的唐僧。
拿到喜爱的书，就该慢慢地、细细地、翻来覆去地品味了，生怕看不够本。双手捧着书，埋了头，每一个人物的动作表情以及书页下方的文字都不会放过，不认识的字就问比我大的孩子，大孩子不认识就问店主，看懂了才翻面。店主很精，稍厚点的书就会分成两半，在封面上注明上下两册，一本变成了两本。除了尽量看久些，我们也学会了耍滑，乘店主没注意，与旁边相熟的伙伴互换，一分钱变成了两分钱。后来才知道，店主的后脑勺上都长得有眼睛，人家早就看见了，只是睁只眼闭只眼而已。
也有没钱的时候，跑去蹭书看，家乡话叫看“欺头”——占便宜的意思。比如张三在看书，你可以站在他身后，有时还可以坐在他身旁，一起看，只要本人不反对，店主便不干涉。相比自己捧一本书，“欺头”就不那么好看了，弯了腰站在后面，或者歪了脖子坐在旁边，时间长了浑身僵硬都不说，最难受是阅读速度不一致，快了，慢了，你说了不算。我喜欢慢慢看，还来不及看下方的文字，人家翻面了。不敢多嘴，忍着，继续看。实在忍不住了冒一句“翻慢点”，人家不翻书了，翻白眼。也有比我看书还慢的，得耐着性子候着。没钱，自然没脾气。
就这样，我不知不觉认识了很多字，不光学习成绩好，还装了一肚子故事。小小年纪，见多识广，我妈对此特别欣慰，给零花钱时也慷慨了许多。一来二去，喜欢看的书看完了看不喜欢的，不喜欢看的也变成了喜欢看的，直到三家租书店的书全部看完。到小学四年级，我已经不大看娃儿书，改看字书了。那时县城有了青少年之家，可以免费阅读。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后来又读了《林海雪原》，《红岩》等当时的名著。说来有趣，也许看惯了图文并茂的娃儿书，读字书时无论环境还是人物，都会在脑海里化为生动的图像，甚至会感觉到雪的冰凉，闻到花的芳香，这就进一步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上初一时，我已经读完了四大古典名著，还读了不少《中华活页文选》。改革开放后书多了，阅读兴趣更加广泛。在阅读的过程渐渐意识到，要想身居县城放眼世界，唯有多读书，读好书。同时，按照读小人书的习惯，要慢，要嚼烂，免得浪费时间。
上世纪80年代，仅有初中学历的我成了县电台记者。就像当初看娃儿书一样，我采访时从不忙慌慌提问，而是先观察人物和环境，特别注意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然后拉家常，最后核实数据。写作同样深受小人书的影响，不喜欢形容，爱写动作，尽量写得生动活泼些。于是，同行眼里的“豆腐干”，常常变成有血有肉的人物通讯。我不仅在各级报刊、电台发表了数百件作品，还多次荣获全国、省市级奖项。
如今，县城里已经看不到租书店了，当年的娃儿书也成了珍贵的收藏品，品相好一点的，一本竟然高达数万元。但在我看来，娃儿书的价值是不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因为她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是无数幼苗得以长成大树的土壤。
我没有收藏的爱好，但心中一直珍藏着许许多多娃儿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