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色阳光参加思涵读书荟笔记：

      思涵老师共读书籍《反脆弱》共读书籍，内容说到有关于敢于尝试。错试后我们都会得到升华，昨天讲的内容大家一定要复盘！法国伟大的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选择权概念（或类似选择权式的特点）引入了科学领域，这就是试错的概念，法语称为“拼装”。

    拼装是一种接近于“调试”的试错形式，即尝试通过回收利用原本可能被浪费掉的材料来完成你想做的事。

    雅各布认为，即使在子宫里，大自然也知道如何选择：大约1/2的胚胎会自发性流产，这比按蓝图设计完美的婴儿要容易得多。

    大自然只需要保留符合标准的事物，或者执行加州式的“及早失败”规律，它有选择权并能够利用它。大自然比人类更了解可选择性，当然也比亚里士多德更了解。大自然懂得善于可选择性，它展示了如何以可选择性替代智慧。大自然确实很神奇，制造了春夏秋冬四季。

    试错过程中我们会犯小错误，但却能获得大收益，我们不妨称其为“自由探索”（tinkering）。

    事实上，有一个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这种积极的不对称性，这就是凸性。

  史蒂夫·乔布斯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所表达的这个观点：“求知若渴，虚心若愚。”

    虚心到呆傻的程度。乔布斯的意思大概是：“在疯狂之余保持理性，在看到有利机遇时及时抓住。”

    何试错都可以被视为一种选择权，只要你能够识别有利的结果并利用它就可以了。真正去试错的人，身心很健康。

    所以说：选择权=不对称性+理性。理性就是你知道要保留好的，抛弃坏的，知道如何获取利润。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自然，它有一个过滤机制来保留优质婴儿、摒弃缺陷婴儿。反脆弱性和脆弱性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脆弱的事物没有选择权，而具有反脆弱性的事物需要选择最好的，即做出最佳选择。

    大自然最美妙的特性就是，它在做选择以及为自己挑选最有利的东西时表现出的理性——这多亏了进化中的测试过程。

  与害怕尝试新事物的研究员不同，每当大自然看到不对称性，它就看到了选择的机会。

    大自然就是这样逐步进化的生物系统会锁定比前一个状态更好的状态，这就是我早先所说的路径依赖性。

    在试错过程中，其理性之处就在于不拒绝显著优于从前拥有的某种东西，大自然这样，那么人类也是这样的。

    在商业上，人们会付费购买通过合同约定和安排的选择权，因此明确的选择权往往价格昂贵，就像保险合同。

    但因为我们的头脑中存在领域依赖性，所以我们在其他地方认不出它来，而在这些地方，这些选择权的价格被低估或者根本没有定价。

    比如买保险时，会发现价格很昂贵，你是在买未来，但是，在平时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只是你没认出来它。

    选择权往往会隐藏在我们不希望它隐藏的地方。选择权不仅受益于可变性，也会从小成本的错误中受益。

    因此这些错误就类似选择权，从长远来看，幸运的话，错误会带来收益；不幸的话，错误会带来损失。

    这正是胖子托尼所运用的工具：某些模型只有不幸的错误，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模型和其他脆弱的情况。人类和知识分子往往对这些选择视而不见。

    作者总是评判知识分子，选择权明明就存在于肉眼可见的地方。知识越高的人，越会选择视而不见，比如某某的先生是高级工程师，会用审视的眼光看待事情，自己的老婆在做这件事，但自己缺迟迟不行动，因为他会想，这是为什么啊？它的逻辑是什么啊？喜欢研究的知识分子，往往没有亲身体验的经历时，他们总喜欢找根据，不理解企业家的思维，行动总是缓慢。

    我的朋友安东尼·格利克曼原是犹太教的拉比和《犹太法典》学者，后转行做期权交易员，然后又做回了拉比和《犹太法典》学者（到目前为止）。

    一天，在讨论了可选择性如何适用于我们周遭的一切后，又或许在我针对斯多葛主义发表了长篇大论后，他冷静地宣布：“生命就是长伽马”（根据专业术语，“长”表示“受益于”，“短”表示“受损于”，伽马则是期权非线性的名称，因此“长伽马”表示从波动性和可变性中受益。

    大量学术文献都在试图说服我们，拥有期权是不理智的，因为有些期权定价过高，确切地说，根据商学院那种不考虑罕见事件发生概率的风险计算法，它们被认为定价过高。

    比如专家会建议你买现房，不要买期房。此外，研究人员还经常以所谓的“低胜算偏见”或彩票效应来告诫人们，因为在赌场上，人们往往会寻求超乎自己能力的目标，并在获胜希望渺茫的那一方身上下，这些结论当然是披着科学外衣的胡说八道，作者是很喜欢批判的。他们是一群不愿风险承担的人，一提到风险，他们就只会想到赌场。

    经济学家对不确定性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往往将生活的随机性错当作赌场中容易跟踪的随机性，我将此称为“游戏谬论”。

    事实上，根据彩票定价过高的事实来批评所有对罕见事件的投注是非常愚蠢的，就像你不能因为从长远来看赌场总是从赌徒身上赚钱，而批评所有的冒险活动，因为你忘记了，我们之所以存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因为赌场外的冒险行为。

  此外，赌场上投注和买彩票的奖励上限往往是已知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的收益往往无边无际，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

    承担风险不是赌博，可选择性也不是买彩票。反脆弱性是一定要去试错，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比如孩子要跑和跳，有的家长会说危险。适当的风险会增加反脆弱性，不让其冒险，会限制孩子的反脆弱性。

    这些所谓的“低胜算偏见”论点都是可笑的过滤性选择论点，即专挑对自己有别的事情讲。

    如果让你列举历史上创造财富最多的企业，你会看到，它们都有可选择性。

    所以，作者具有反脆弱性，对专家都持有怀疑态度。遗憾的是，有些人还有从别人那里或从纳税人那里窃取选择权的可选择性，比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凭借其地位掌握有利因素，却从来不受不利因素的影响。

    但是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财富创造企业首先来自于房地产行业（投资者相当于持有选择权，因为他们的风险由银行承担），其次是技术行业（其收益几乎完全依赖于试错）。

    此外，具有负可选择性（即不具有可选择性）的企业，如银行，通常业绩比较糟糕：银行定期就会因陷入困境而失去先前所赚的每一分钱。但是，在推动大自然和科学技术两大领域进化的可选择性面前，这些可选择性都相形见绌了，我们将在第四卷后半部分阐述科学技术领域的可选择性。

        罗马政治偏好可选择性

    当人有充分的理性时，就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即使政治制度也可以遵循一种合理的自由探索形式：罗马人的政治制度就是通过自由探索，而不是现成的“道理”来发展的。

    波利比奥斯在他写的《历史》一书中就比较了古希腊立法者莱克格斯和具有实践精神的罗马人。

      莱克格斯构建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从未经历过逆境的教训”，而几个世纪后的罗马人却有更多经验，这些经验“不是靠任何逻辑推理过程中得来的，而是在与逆境和麻烦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因而他们总是能凭借从灾难中获得的经验做出最佳选择”。

    在第10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塞内加的观点中嵌入的基本不对称性：有利因素超过不利因素。

    本章将进一步细化这一观点，并通过选择权的形式呈现这种不对称性，因为选择权赋予人获取有利因素而不受不利因素影响的机会。选择权就是反脆弱性的武器。

    本章和第四卷的另一观点是，选择权可以替换知识，其实我不太明白什么叫作贫瘠的知识，因为人的知识必然是模糊和贫瘠的。

    所以，我做了一个大胆的推论（我将在接下来的几章提供有说服力的论据），即我们以为靠我们的技能成就的许多东西其实大多来自选择权，而且是被妥善运用的选择权，很像泰勒斯的案例，也很像自然选择的情况，而不能归功于我们自认为掌握的知识。

    高学历和高职称的人，却未做正确的选择。这其中的含义绝不平凡。如果你认为是教育为你带来了财富，而不认为教育是财富的结果，或者认为明智的行为和发现是明智的思想的结果，那么你一定会大吃一惊。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惊奇。

      让我们来看一个滚轮旅行箱的故事。

    只要我出远门，几乎每次都会随身携带一个大型的滚轮旅行箱，里面装的大多是书籍。箱子非常重（我旅行时喜欢阅读的书碰巧都是精装书）。

    2012年6月，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外，我一边拖着常用的那个装满书籍的笨重旅行箱，一边看着箱子底部的轮子和顶部的金属手柄，突然回忆起过去，同样在这个机场里，我必须提着装满书的行李，几步一歇，让乳酸流出我酸痛的臂膀。

    请不起搬运工，即使我请得起，这么做也不会让我感到舒服。

    我在这个机场来来往往已经30年了，从没有滚轮的旅行箱到装了滚轮的旅行箱，两者的对比相当诡异。

    原先太累了，有滚轮后就很轻松。这让我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缺乏想象力：我们早就懂得把我们的行李放在带轮子的推车上，但却没有人想到直接把轮子安装在旅行箱上。

    你能够想象从轮子的发明，到它在旅行箱上的奇妙运用，两者之间隔了将近6 000年，身边有很多事在于我们的选择，比如读书学到的知识，你是否会运用到实际中。

    像我这样的旅客，曾经花了数十亿个小时，费力地拖着旅行箱，通过站满粗鲁海关人员的通道。

    更糟糕的是，这发生在我们把人类送上月球的40年之后。想想看，把人送上太空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但它对我的生活的影响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把它与我手臂的酸痛、腰部的疼痛，以及磨得生疼的手掌和站在漫长走道上的无助感对比一下。

  事实上，我们这里谈论的滚轮旅行箱虽然很重要，但仍是微不足道、非常简单的技术。但是，这项技术是事后看来才显得微不足道，事前则不然。

    所有那些才华横溢的人，那些不修边幅、不远千里赶赴会议，来讨论哥德尔猜想、黎曼猜想、夸克的人，都不得不提着他们的旅行箱穿过机场航站楼，但却没有人考虑过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运输问题。

    意思是科学家们拖着很重的行李去想深奥的数学问题，确无视这个箱子的轮子。

    所以说，知识型社会总是会对“复杂的”衍生工具做出奖励，这与从不对简单的头脑做出惩罚形成了对比。

  即使这些才华横溢的人用他们那过度发达的头脑来解决这么一个明显和琐碎的问题，他们也可能一无所获。由此可见，我们是如何规划未来的？

    人类缺乏想象力，甚至不知道明天的重要事情到底会是什么。我们使用随机性来帮助我们一点点地发现新事物，这就是反脆弱性如此必要的原因。

    轮子本身的故事甚至比旅行箱的故事更令人惭愧：不断有人提醒我们，轮子不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的，但事实上就是他们发明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轮子，但这些轮子只安装在他们给儿童做的小玩具上。

    这跟旅行箱的故事如出一辙：玛雅人和萨巴特克人并没有实现将轮子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的这一飞跃。

    建造金字塔时，他们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汗水在平地上运输这些巨大的石板，虽然此时用手推车和马车来运输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他们甚至懂得把石板放在滚木上来运输，可同时，他们的小孩子已经拉着滚轮玩具在灰泥地上玩耍了，或许他们的小孩子也不玩滚轮玩具，可能这种玩具的唯一用途就是用作陪葬品。

    蒸汽机的故事也很相似，希腊人实际上已经制造出来可操作的蒸汽机，遇热会旋转，当然，这只是用来娱乐的：希腊的发明家、亚历山大港的希罗描述过这一装置。但直到工业革命时期，我们才发现以前早已有这种东西。早就有了，就是没有应用。

  正所谓伟大的天才只是找寻到了前辈的足迹，实用性的创新只是践行了祖辈的理论。

    发现和应用的过程中总有一些事情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完成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进化。

  我们受制于或小或大的意外变化，这种意外性比我们承认的更多。

    我们常常说大话，但几乎没有任何想象力，除了少数富有远见的人似乎意识到了可选择性的存在。

    我们需要一定的随机性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再加上双倍的反脆弱性。

    随机性在两个层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发明层面和应用层面。第一个层面并不令人惊讶，虽然我们常常会小看机会的作用，特别是我们自己在发现问题时。

  作者花了毕生时间探索应用层面：应用并不一定能紧跟发明，它也需要视运气和情况而定。

    医学史上就充斥着一些奇怪的序列，一种治疗方法出现之后很久才被实际应用，就好像这两者是完全独立的事情，后者比前者还要困难，并且是困难得多。

    把某样东西推上市场，需要与众多事情抗争。唱反调的人、管理人员、徒有虚名的人、形式主义者、无数琐碎的细节，这些就足以将你淹没，更何况在这些情况下你自己往往也会泄气。

    换句话说，你得识别你是否掌握了选择权。这时，你所需要的就是有足够的智慧认识到你手上掌握的是什么。

    比如灌肠，对我的身体有很大的好处，但是我的兄弟姐妹已经有疾病了，还是不相信它。

    半发明状态。有一类东西我们可以称为处于半发明状态，从半发明到发明往往要实现真正的突破。

    有时候，你需要一个富有远见的人来探索一项发现的用途，这个愿景可能只有他能找到。

    以电脑鼠标，或所谓的图形界面为例，多亏了史蒂夫·乔布斯，这些才应用到了你的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只有他心怀人机交互的愿景，随后又将声音加入进来。

    正如乔布斯所说，这些事情“就在那里盯着我们。”

    另外，最简单的“技术”，或者甚至不是技术，只是一些工具，如轮子，却似乎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

    尽管我们这么赞誉它们，但我们所说的这些技术却有非常高的死亡率，我将在第20章详述。

    试想，在过去3 000年的时间内，或者更早，从希克索斯人发明攻击武器，西罗绘制设计图纸以来，人类设计的所有交通工具中，个人交通工具仅限于自行车和汽车。

    即使在此期间，技术的发展也是时进时退的，总体趋势是更自然和更强韧的取代了技术性的。

    在阿拉伯人入侵，并在黎凡特推广使用骆驼之后，诞生于中东的轮子就消失了，居民认为骆驼更强壮，从长远来看也比轮子这一脆弱的技术更有效。

    此外，一个人可以控制6只骆驼，但却只能驾驭一辆马车，这种反技术发展的趋势从经济上说也更加合理。但是又开始忽略了轮子的影响。

  在我直播间里，我也讲九型人格，但是有几个人应用呢？我应用了，我受益。今天的内容也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复盘，然后进行应用，那你将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