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具体的出生日期不详，初步推算应该在清朝末期，比李大钊、毛泽东两个伟人小一轮上下。而奶奶整整比爷爷小八岁，生年不详，卒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爷爷奶奶去世后，原葬于大石桥市周家镇水库以东的海龙川脚下的松树沟北坡。但因一九五八年修周家水库，五个儿子各奔东西，去世后竟无一人埋在爷爷奶奶脚下，成为孤坟。我的爸爸去世后，见于大伯没有香火接续，而我的父亲又在家排行老二，且人丁兴旺，经我三叔家大哥的提议，我们这些不孝孙子们经商榷无异意，遂于2008年清明节前两天，在一个春寒料峭，雪花纷飞的早上，我们把爷爷奶奶的遗骨迁到于家村，这才使得爷爷奶奶能顺理成章地与我的爸爸在阴朝地府重聚。从此，爷爷奶奶终于有了顶脚，总算了却了我们孙辈们多年的一块心病。

爷爷奶奶一生中留下八个子女，五男三女。按出生先后为序分别是：大伯沈恩喜，我爸沈恩全，大姑沈素乔，三叔沈恩治，二姑沈素娴，三姑沈素英，四叔沈恩国，老叔沈恩奇。这个排序在我退休前一直是模糊的，直到2022年11月17日我同爱人专程去探望已经84岁高龄的三姑那天才正式确认下来。为了给家族后人缅怀前人不再增加更多的空白，我利用闲暇时间，特地把我父亲的八位兄弟姐妹略作陈述。

＜1.大伯＞

在我爸爸的八个兄弟姐妹中，大伯绝对称得上是一位佼佼者。

大伯早年毕业于营口水产学校（简称水产，也叫国高）。这所学校在当时是营口地区的最高学府，能送到这所学校读书的孩子，绝对是当时营囗地区富裕家庭的子弟，也就是说，穷人家的孩子连小学都读不起，就别提是上国高了。在这所学校里，除了招收当地的学生外，还包括少数日本人和其它西方国家在营口居住的适龄子女。

那时，除了营口水产学校外，还有一所由清政府于1906年创办的挂着两块牌子的“营囗商业学校”“营口商业实习所”（后称商科）。这所学校也就是现在东北财经大学的前身。但是，它的知名度在当时的国际影响力，远远不如水产。我在八十年代初营口县第二高级中学读书时，有个叫李大禹的副校长也是国高毕业，从李校长的身上我仿佛又看到了大伯那种严肃的态度，令人敬畏的气质，不落俗流的作风。李校长长得要比我大伯胖许多，讲起话来铿锵有力，这是我在大伯身上所找不到的。也许大伯早已看透了人生，又有个令他头疼不已的身患癫痫病的儿子，大伯一直沉默寡言。但是，只要他在学校里，只要让他碰到看不惯的事，哪怕淘气的学生去用力摇一棵树，他都要去管，无论对谁，他总是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所以，所有的学生和老师，包括当时的校长，都非常惧怕他。每天上早操时，只要他在操场上倒背手一晃，人人都会给他送去异样的目光。

在现在看来，过去的国高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然而，在当时能够接受这种教育的人，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大伯毕业后，阴差阳错地走上了当地的治安工作。我在读小学时，有一天，大伯来到已经出嫁的和我们家一个村的大姐家，在一天傍晚时，我饭后去看望大伯，我们伯侄二人面对面坐在小板登上，他索性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他年青时的照片递给我，我接过这张长二寸，宽一寸的有些发黄的照片，反复端详，一个高大英俊，威严端庄的青年出现在我的面前。若不是事先就知道照片中的人物正是坐在我面前的大伯，我还以为他不是一位日本军警，就是一位国民党军官。照片中，大伯穿的是一身笔挺的军服，头戴大盖帽，脚上穿一双油黑锃亮的皮鞋，腰系皮带，佩挂大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过我大伯在当时政府中的真实形象，但却与我所看到的电影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不是一种感觉。

看完照片后，我好奇地问我大伯，你那时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专门负责搜查当地那些不法分子倒卖大烟土的，相当于现在的公安缉毒工作。

解放后，大伯弃军从教，在营口地区万福县从事教育工作。营口县成立后，他又回到了位于营口县东部的县立第四初级中学教书。

大伯教的是语文。他的板书在当时的中学教师中无人能及，由于大伯的书法功底非同一般，所以，在当地一旦要出标语，或者是谁家要为已故的老人刻碑文，有不少人都会请他。

不知是从哪年开始，从汤池公社中又分出一个周家公社，于是，我大伯又回到了周家公社，在周家中学任教。我在读初中时，大伯还没有退休，但因大伯咽喉疾病，无法上课，一直在教导处工作。那时我只记得，无论是当时的校长，还是哪位老师，不论长少，不管是谁，只要见到我大伯，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叫一声“沈主任”，这大抵是对我大伯的尊敬吧！

我上高中后，因政府实行接班政策，由小我一岁的妹妹玉英接班，大伯提前退休。

大伯一生育有六个子女。一男五女。因儿子继胜从小患有癫痫疾病，没活到三十岁，在儿子去世不久，大伯也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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