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即祸患往往不是凭空而来，更鲜有骤从天降，大多是潜滋暗长，令人见怪不怪，终至病入膏肓的地步。而智慧和勇气这两个非常可贵的成功要件，却常被欲望、嗜好、沉迷打败，以致事业无成，悔恨终生。古今中外沉于“所溺”而不能自拔的英雄豪杰可谓多矣，危害之大，教训之深，充分验证了先贤所论非虚。

显而易见，无论是做成一番青史流芳的宏图伟业，抑或是做一个成功的大写的人，都必须以慧眼灵心和钢铁意志，避开人生路上一个又一个“温柔”与“甜蜜”的陷阱。

时刻保持一份清醒，以防消磨大志。北宋名臣范仲淹出生后不久，父亲即在徐州去世，母亲带着他改嫁到了山东长山县朱家，范仲淹也更名为朱说。一次，他看到朱家兄弟生活糜烂，忍不住规劝了几句。可朱家兄弟脱口说道：“我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这件事对范仲淹的刺激很大，于是毅然辞别母亲独自到南京应天府书院（北宋南京为今河南商丘市）求学。

当时，南京留守的儿子也在这里读书，他看到范仲淹虽然穷得经常挨饿，但是却安于贫困，刻苦攻读，既同情又钦佩，就送给他一些钱来改善生活，可是却被范仲淹直言谢绝，后来又从家里带给他美酒和佳肴，范仲淹见其心诚，不忍拂其美意，就高兴地收下了。可过了几天，此人再来看他时，却发现这些饭菜都已发霉了，原来范仲淹一点儿也没吃。他非常生气，认为范仲淹是看不起他。范仲淹就说了这样一席话：“不是我不领你的情，只是我已经习惯粗茶淡饭了，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美食，以后还能安于平素的生活吗？”此时范仲淹只有二十来岁，能有如此的清醒和意志力实为不易，此人顿时怒意全消，心服口服。

始终保持一份警觉，以防随波逐流。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贵族生活腐朽，奢靡之风盛行，而齐相晏婴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平时只穿粗布衣服，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并且一直穿了三十多年。平时上朝，他总是乘坐一辆破旧车子，有时甚至步行。

齐景公觉得他乘坐的车马与他的身份太不相称了，便多次派人送去新车骏马，都被他拒绝了。齐景公很不高兴，晏婴说：“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责任重大。平时，我反对奢侈浪费，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百姓负担。我若乘坐好车好马，百官便会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流传开来。真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再也无法禁止了。”晏婴的相府地处闹市，且阴暗狭窄。齐景公提出要为他修造僻静宽敞的新宅院，也被晏婴婉拒。齐景公趁其出使之际，为他新建了一处豪华府第。晏婴回来后，马上从新相府搬回了原来的住处，同时将新相府加以改造，分给了原来住在那儿的人。司马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假如晏子还活着，我就是为他执鞭驾车，也是心向往之啊！”

永远保持一份定力，以防陷入泥潭。公元1275年，蒙古大军兵临临安城下，文天祥立即散尽家财，招募士兵勤王护驾。他大义凛然地表示：“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忠肝义胆，掷地可做金石声，他要以身殉国来感召天下义士，同赴国难，共扶社稷。

文天祥的大军，抱定必死信念，一度收复不少失地，不幸的是，由于众寡悬殊，文天祥被俘。元世祖忽必烈敬重文天祥是个忠义之士，便想劝降文天祥。他开出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优厚条件，许以宰相之职，投降便能保住性命，投降便能获得荣华富贵。生死乃人生之大事，但坚持忠义比生死更为重要，在生死义利的考验前，文天祥保持了自己的定力，为人世间留下一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成为中华民族世代敬仰的人格典范。

人非圣贤，谁无所好？但有所节制，不被其所累，就是真正的智者和勇者。因为他们懂得，越是充满诱惑的东西越具有危险性，鱼竿之下一条条拼命挣扎的猎物就是痴于“所溺”才横在案板上的，特别是悄无声息却透入骨髓的诱惑，则更为可怕，由于其小，以“忽微”之状出现，故不引人注目，因而也更容易丧失警惕，待到玉山将倾，祸患临头之时，则已无药可救，悔之莫及。因此，智勇之士又岂能不心生惕然，如履如临，以防被“所溺”吞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