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习第9天第六章
原文阅读
（此谓知本。）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字词注释
[1] 此谓知本：程颐、朱熹都认为此句是衍文。与上句重复，当删。
[2]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至“此谓物格”为朱熹取程颐之意所作的补传。
译文参考
所说的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认识、研究事物，是指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接触事物而彻底穷尽它的道理。大概人的心都是灵动的，都具有认知能力，而天下事物都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因为这些道理还没有被彻底认识，所以使人的知识很有限。因此，《大学》一开始就教人接触天下万事万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进一步探究，以彻底认识万事万物的道理。经过长期用功，总有一天会豁然贯通，到那时，万事万物的里外精粗都被认识得清清楚楚，而自己内心的一切道理都得到呈现，再也没有蔽塞。这就叫万事万物被认识、研究了，这就叫知识达到了顶点。
核心内容解读
“此谓知本。所谓致知在格物者……此谓知之至也”这段文字，是朱熹为补足《大学》“格物致知”传文所作的注解（史称“补传”），并非《礼记·大学》古本原文。它既是宋代理学认识论的核心纲领，也是朱熹回应时代困境的思想创造，需结合文本本义、历史语境与思想脉络三重维度解读。
一、文本本义：从“补传”看朱熹的认知重构
朱熹对“格物致知”的定义——“即物而穷其理”，是对《大学》古本的创造性诠释。古本《大学》仅提出“格物致知”为修身起点，却未阐释其内涵；汉唐注疏多将其解为“接事察物”（如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侧重经验层面。朱熹则突破传统，赋予其哲学深度。
首先是认知起点。“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认为人天生具备认知能力（“灵明”），万物皆有“天理”（如“父子有亲”的伦理之理、“草木枯荣”的自然之理），但需通过“格物”激活这种潜能。其次是实践路径。“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同上），即通过具体事物的探究（“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逐步积累对“理”的认识，最终达到“豁然贯通”——不仅知晓事物的表象（“表”），更能把握本质（“里”），实现“心与理一”（内心认知与天理完全契合）。这一诠释构建了“外求（格物）—内明（致知）”的认知闭环，将儒家修身从“道德直觉”升华为“理性自觉”，填补了古本《大学》缺乏认识论支撑的空白。
二、历史语境：南宋儒学复兴的双重使命
朱熹“补传”的诞生，根植于北宋以来儒学的“生存危机”与南宋的“秩序重建需求”。
在思想危机方面，佛道盛行挤压儒家空间。佛教以“明心见性”的心性论、道教以“性命双修”的本体论，吸引了大量士大夫，如唐代韩愈已感叹“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而汉唐儒学侧重章句训诂，如注疏五经，缺乏对“性与天道”的哲学建构，难以回应佛道的理论挑战。
在政治需求方面，南宋偏安后，朝廷亟需统一思想以巩固统治。王安石变法后，新学、蜀学、洛学等学派纷争，导致“道术分裂”；朱熹继承二程“洛学”，试图通过重构儒家义理（“理学”），为社会提供稳定的伦理规范（如“三纲五常”的合理化论证），契合南宋统治者“以理治国”的需求，尽管朱熹生前理学曾被斥为“伪学”，但其思想在元代逐渐被官方接纳。
三、思想影响：从“理学正统”到“儒学分化”
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推动儒学完成了从“伦理实践”到“哲学体系”的转型，并深刻影响了后世思想走向。
一条路径是理学的官方化进程。元代延祐年间（1314年）恢复科举，正式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考试标准；明代永乐帝颁布《四书大全》，确立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此后，“格物致知”成为士人修身（如“居敬穷理”）、入仕（如“格君心之非”）的核心准则，塑造了传统知识分子“学究天人”的思维模式。
另一条路是后世的分化与革新。明代王阳明因“格竹七日”失败，质疑朱熹“外求”路径，提出“致良知”（“心即理”），主张“格物”是“正心”（纠正内心的私欲），形成心学一派；明清之际顾炎武、王夫之等批判理学空谈，将“格物”转向“实证经世”（如顾炎武考订音韵、地理，王夫之研究天文历法），赋予其“实事求是”的新内涵。这一过程表明，朱熹的“格物致知”既是儒学转型的里程碑，也成为后世思想创新的“靶子”，推动传统儒学不断自我更新。
综合来看，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本质是儒家经典诠释与时代问题的结合：它以“即物穷理”回应佛道挑战，以“心与理一”重构伦理根基，最终成为中国近千年思想文化的“底色”。其价值不仅在于理论建构，更在于展现了儒家思想“因时而变”的生命力——既坚守“修身为本”的核心，又能通过调整认知路径适应不同时代的需求。
背景知识介绍
《大学》如何成书、流传和传播（上）
《大学》出自《礼记》。《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是西汉时的礼学家戴圣编纂而成。《礼记》诸篇非一人一时所著，原作者已经不详，一般认为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即孔子的后学的作品。《大学》的成书时代，大体在战国前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
《大学》作为《礼记》的一篇，在宋代以前一直是作为儒家“经学”的一部分，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彰显。至唐代韩愈，标榜儒家道统，并征引《大学》予以证明和张扬，《大学》的地位开始凸显。宋代的二程和朱子等一代大儒都极力尊信推崇《大学》，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自此，《大学》渐渐地既成为了科举考试的必考书目，也成为了天下学人探讨学问、修养身心的共同话语之载体。围绕《大学》的解说，纷纭不一，宋明以来，已经不下百余家之多。其间，影响最大的则是南宋朱熹和明朝王阳明的讲解。
朱熹一生著述宏富，最为重要的应该是《四书章句集注》，此书之中的《大学章句》，用力更是最勤、最深、最久，就在他七十岁临去世之前的三日，还在病榻上揣摩改定《大学》。朱熹把《礼记·大学》文句的前后顺序重新进行了编排，分为《经》一章和《传》十章两个部分，认为《经》是孔子所言，曾子述说；《传》则是曾子对《经》的理解和阐述，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朱子还认为《礼记·大学》里有关“格物致知”的解释散失了，故自己做了一段文字对“格物致知”予以阐发，被称为“补格物致知传”。自此，朱熹的版本，称为“新本”《大学》；原来《礼记》里的《大学》，被称为“古本”《大学》或“原本”《大学》。到了元朝（元仁宗皇庆二年，即1313年），明确规定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的范本，此后参加科举的考生不但要背诵《四书》原文，还要竭力把朱子的注释也背下来。所以，朱子的“新本”《大学》，在历史上发挥的实际作用远远大于了“古本”《大学》，宋明以来的大儒讨论儒家学说，都是围绕着“新本”《大学》来展开的。
朱子认为，古来的学校，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洒扫”，是指洒扫庭除，整理内务；“应对”，是指应答对话，待人接物；“进退”，是指与长辈相处何时该进、何时该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也称“六艺”。礼乐，指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还包括唱歌、跳舞；射、御，属于体育运动；书、数，即指识文断字、算术计算。六艺，涵盖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青少年到了十五岁，则开始进入“大学”的学习阶段。《大学》这部书，就是阐述“大学”里应该“学什么”，以及“怎么学”的道理的。这个道理，朱子概括为“穷理正心，修己治人”，前者就是即物穷理，诚意正心，即为“内圣”；后者就是修己以敬，齐家治国，即为“外王”。《大学》揭示的就是使一个人真正“成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人”的“大人之学”。这里的“大”，不是指个头大，也不是指权位高、财富多、名头大，而是孟子所谓“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的“大”，是指人的生命状态的内在充盈及其自然显露出来的光辉。
从事于《大学》之道，其关键的基点和始点，即是八个条目中的第一个“格物”。朱子认为，“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就是穷尽推求天下事物的道理。这里的“格”，朱子的解释是“至”，“格物”，就是“穷至事物之理”，即极力推究事物的道理，以图穷尽事物的道理。这样一来，积少成多，积浅入深，历经岁月积淀，一定会有豁然贯通的一天，那时，我们内心的认识能力也就再无蔽塞，就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即是“致知”。朱子的“格物论”，其终极目标是要“明善诚身”，即人们道德意识的实现，但其途径，则具有明显的强调对外在事物的推究和知识积累的特点。
明朝大儒王阳明，非常尊重朱子及其学问，很多思想是和朱子一脉相承，甚至是一致的。但由于他年轻时按照朱子对于《大学》“格物致知”的解释，去“格”亭前翠竹的道理，认真苦思七日，却大病一场，一无所得，使他开始怀疑朱子的《大学》释义；并逐渐开始尊信“古本”《大学》，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新说。王阳明认为，“格物”的“格”，就是“正”的意思；而“致知”的“知”，就是孟子讲的“良知”，“致知”就是“致良知”。“格物致知”，就是遵循良知的指引来“格心之不正以归于正”，即“为善去恶”。王阳明的“格物说”，强调要在“心体上用功”，即把全部精神从外在事物的知识了解，转移到内在道德的警醒和觉悟上来。
自此以后，有关《大学》的释读，解说百出，大致不出朱子和王阳明的思想路线。
参考资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导读》，杨美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07月
《大学·中庸（中华经典藏书）》【春秋】曾参；子思 著 王国轩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大学》，周奉真 注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1月
《杨鹏解读〈大学〉》，杨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青豆书坊，202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