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围着理想前进(目录)
一阵大笑后，她们都说艾红的对襟黑底翠花棉袄配的黑色裤子，很好看；还有，用衣服的面料做的棉鞋，配上这身新衣裳也很适合。
“这是她自己做的。”宣妈说。
“这段时间就在做这些。”艾红有些歉意，“猪也没管。”
母亲说：“宣师傅就在夸你，说这头黑猪全靠有你帮忙才好了起来。”
艾红直摇头。
“确实少不了你。宣师傅要上班，哪顾得过来呢？当时全靠你给猪熬药，按时喂药，才把猪肚子里的虫打了出来：还活鲜鲜的，一绞一绞的，吓得你来喊我。”母亲蹙起眉头，“我还是头次看到猪身上有这么多的蛔虫被打了出来；还有一线一线的，也是第一次看到，估计那是钩虫。”
李妈说：“当时看到那头猪，确实觉得划不来。现在长得油光水滑的，她老头子确实有眼力。宣妈，你们有过年猪儿杀了哦！”
宣妈咧咧嘴笑了。
“你这么早就下班了？”武妈眼尖，大声招呼正在坝子上的宣伯伯，“正在说你也！”
“我跟小组里的人说了，明天儿媳妇要走。他们就催我回来。”他拿着根粗绳子进屋，大家都在让路。
“坐下、坐下、不要紧。”宣伯伯说。
“你这个人不盯兆头。”宣妈有点生气，“他们喊你回来就回来，喊你吃屎就吃屎嗦！”
宣伯伯不理会，往里头屋走，艾红也跟了进去。
母亲起身：“你们忙吧，我有事了。”
大家都说该忙晚饭了，都要走——尽管宣妈说还早着呢！
隆冬时节：黑得早，晚饭也吃得早，休息得早。
此时，伸手不见五指：有的围坐在自家炉子前烤火；有的串门烤火吹牛——吹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情。
宣妈挨家按户送喜糖：“这是给你家的。”
她递给母亲一个红纸包，“这是按人头包的：每人两个糖，每家两根香烟。”
母亲接过糖：“不容易啊！我家就是十二颗糖，这排房子算下来就要发五十二个糖，十个糖就是一两，天啦！”
“不止，媒婆不算嗦。李妈家是一斤糖果，一斤白酒，还有两盒香烟；上次杀的猪，肉给了点点，是猪太小了。”
母亲吞了吞口水：“当媒婆是好。”
她抠了抠脑壳，“国家供应的一个人只有二两糖。你哪来的这么多的糖票？”
“从别人手中买的黑市糖票。还东问西求，东拼西凑，才弄到的这些。”
“娶个媳妇到家不容易。你家条件好，想得也周到。”
“唉！张妈快别说了。”宣妈直摇头，迈着步往门外走，“帮别人喂的儿子啰！”她的背影消失在深冬的黢黑里，迎来“咚、咚、咚”王妈门前的敲门声。
父母都把自己的糖给了我们吃。多甜的一个夜晚啊！
次日，我家正准备吃晌午饭时，突然听到隔壁宣妈的悲恸声，我急忙跑过去看。
宣老三躬着身，宣妈抱着他的头失声痛哭；宣伯伯手上捏着扁担和粗绳，呆在旁边不知所措。
很快，宣妈家就涌满了人。母亲取下宣伯伯手中的扁担和粗绳，放置一边。
“我刚端到碗，还没刨一口，一听到这个声音，就把碗搁下跑了过来。”王妈说，“人回来了就是好事、喜事！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就是啊，我也吓了一跳。”母亲说，“宣师傅都神了，送了艾红拿回来的绳子和扁担都不晓得搁，刚才是我帮他搁的。”
李妈也觉得奇怪，吞吞吐吐地说：“宣妈吔！你白天黑了都在想的老三，现在回来了，你啷个还哭得这么凶呢？我们还以为出什么事情了呢！”
宣妈松开老三，用手抹泪，突然又大笑起来。大家都跟着笑起来。
宣妈红着眼睛只顾摇头。宣伯伯指着板凳：“请坐，请坐！”
宣老三也说：“请坐：张妈、李妈......”大家都坐下。
“瘦了、黑了。”白妈说，“这么几个月，你在外面啷个过的哟！”
武妈说：“头发蓄得好长，像个女娃儿的头发了。”
母亲说：“看，你的军鞋，脚趾拇都钻出来放哨了。”
大家都抢着说话，宣老三插不上一句话，与宣妈站在一起。忽然，宣妈又大哭还啜泣。
“张妈，你们回家吃饭吧。以后有空再来家里坐。”老三看了看宣妈，“别哭了，我不是好好的吗？我饿了，咱们吃饭吧。”
宣妈点着头，揩着泪，往厨房里走。
宣伯伯招呼着大家：“慢慢走！”
后来得知，宣伯伯挑着两个大藤箱子到了机场货检，严重超载不说，还有些违禁物品，不能上飞机。于是，他只好挑着箱子乘客车，到两路口的火车站，去办火车托运。
艾红提了个小箱子，挎了个军用包乘机而去。
1967年底，持续了近一年的“革命大串联”基本结束了。宣老三早该回家了，可是鬼使神差，被本校的一位青年教师撞见了，他作为头目，宣老三理所当然地成了“保皇派革命组织”的骨干分子。
宣老三还拉了同乡蒋老二，刘老大入伍；蒋老二又拉了贾大哥入伍；贾大哥又拉了他的工友入伍。
宣老三特别有人来疯，组织上给了他一个小官当，叫他到武汉去，领导重庆这帮子的“保皇派”。用九死一生来概括他在武汉的革命劲头，一点都不过分。
这次，宣老三带领这帮子“保皇派”回重庆过年，出了火车站门口，大家道别后，他就朝客车站的方向走去。
没走多远，他老远就看见一条汉子的背影，挑着与身体不怎么匹配的大藤箱子，正向货运的方向快步而去。
也许是他太牵挂父母了，还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宣老三本能地追上去，顿时傻了眼！
宣伯伯对大家说：“这次全靠有我三儿子的帮忙，托运很快就办妥了。”
今天是腊月二十一，是艾红乘机去新疆的第三天。天还没亮开，我和母亲就起床忙开了——因为今天午饭后我家要杀猪，晚饭要请客喝刨猪汤。
父亲这周上白班——今晚转夜班。
昨天下午午饭后，母亲就出门去请客：请了后面楼房的蒋妈一家，刚好一席——母亲说过：上次全靠她帮忙，父亲才没遭打；王妈家杀猪时，也请了蒋妈全家，也是因为王叔叔没被挨打；还请了远处她曾经做零时工时的工友，也是一席人；加上我们这排房子的三席人，晚饭共五席桌。
母亲还说过：父亲小组的人，年三十晚上请；老大初二就请沙坪坝的远亲全家，这样才忙得过来。
今天是阴冷冷的天气。我们草草吃过午饭，我就去整理我家猪圈背后，上次宣妈家杀猪用的那个地灶。自从宣妈家杀猪挖的这个地灶用了后，就保存在这里。
这段时间，我们这排房子陆陆续续杀猪的人家，都是用的这个灶。所以，我很快就把灶弄好了。烧火用的干柴，堆放在灶的旁边。母亲拿出口大铁锅，放在土灶上面。随后，她一手拿着大锅盖，一手提着一大桶水走来；把水倒在锅里面，盖上盖子。
“你就在这里烧水，现在十二点多钟，杀猪匠说十二点半来。”母亲喘着气，“水有响声时，你就不添柴，等余火煨起；烫猪毛的时候，才添棒棒柴，烧大火，这样才节约柴。”
我拿着火钳点着头。母亲看了看周围，提着水桶走了。
此时，灶里的火，“噼噼啪啪”在燃烧，手上的火钳滚烫，我急忙回家拿来湿抹布，包在火钳的手把上。突然，钟家院子传来悲天号地的：“我的儿啦、儿啦......”就像当年孟姜女哭长城时那样悲恸，不绝于耳。
很多人都朝声音的方向奔去，我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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