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探索多种途径解困突围
生产的恢复使得企业表面上风风火火，但针织一厂的危机并没有根本解除，这点我比谁都清醒，我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厂产品利润率最多在5%～8% ，根本养不了这么多的冗余人员，而我厂退休职工和内退职工加在一起有800多人，正式退休职工那时还没有实行收支两条线，采取的是发放退休金抵交养老金的方式，而内退职工连“三家抬”的门都没有进，全额由工厂负担。这还不是全部，企业还要负担职工子女教育费、死亡职工安葬费、子女抚恤费、职工医疗费等，当时登记患癌症的职工就有31人，光住院治疗费就是天文数字。工厂一时拿不出这多钱，病人家属对我说：“雷厂长，如果你今天不批钱治病，明天我们就把病人抬到你办公室来。”还有维持企业运转的管理费、营销费和财务费用等，每月最少需要100万元。资金每周转一次，流动资金就少了一截，资金的短缺日益困扰正常生产运行，往往给车间工人发了工资，退休和内退人员工资稍微拖后了一点，俱乐部墙壁上就贴出了小字报，上面赫然写道：“退休人员明天8时集合，到办公楼与厂长对话。”第二天人群就浩浩荡荡涌进办公室，200多人把你围在中间“斗地主”，有恶声恶气斥责的，有怪腔怪调挖苦的，他们说：“江泽民、朱镕基我们找不上，你在这里当厂长，发不出工资我们就找你。”有的说：“雷厂长，你不是嫌我们是累赘吗？告诉你一个办法，派一个人到防疫站，给我们每人发一包老鼠药，一死百了。也可以学日本人，把我们拉到山沟里，架起机关枪一扫了事。”话虽说得难听，但换个角度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也可以理解，当时他们为支援三线建设，拖家带口到这个山沟里来，艰苦创业建起工厂，创造了骄人业绩。如今年年老力衰退休在家，连工资都不能保证，谁又想得通呢？但我当厂长也有苦衷，天上又不能掉钞票，又不是政府可以收税，收入要靠企业一分一厘赚进来，本该由社会负担的包袱全部压在企业头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企业的承受能力，谁之过？我也说不清楚，我就像一个背负着沉重十字架在风雨中踽踽挣扎前行的救赎者，既不能被世俗所理解，又要忍受苦难去实现使命。
路难走还是要往前走，为了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转，我们千方百计找关系钻门路跑遍各个专业银行，寻求贷款补充流动资金。但企业的高负债率在各专业银行的审贷会上都被一票否决，好在赤壁市中行的刘行长、鲍行长和蒲纺分理处周明智、李燕两位主任对我厂怀有恻隐之心，也为我们在这样艰难困苦中求生存的精神所感动，突破常规以订单为依据发放承兑汇票来解决生产流动资金短缺的难题，但要求我们的资金流向必须在银行的监控之下实行一单一结，即货款结算后资金回笼到中行，还清承兑后再支付其他用途。为了维持正常生产和兑现对银行的承诺，党委班子经过研究，拟实现生产车间资金流转封闭运行，把企业非生产人员（包括退休、内退和科室及后勤等人员）分开来结算，即生产车间完成生产订单扣除生产成本，银行贷款利息及其他费用，所产生的利润再来支付非生产人员的工资和其他管理费用，不足部分向集团公司通过省政府争取政策弥补。按此思路制定了内部运作方案并报集团公司审批，就在年底拟将此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之时，L总找到我要紧急叫停。按他的话就是：“看好自家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听话听音，原来我们设想两条路：第一条路是依靠集团公司向省社保局争取退休人员收支“两条线”的政策，不把缴纳社保基金与退休人员正常发退休金搅到一起；第二条路是说服内退人员进入“三家抬”，享受国家发生活费待遇，差额部分由企业承担，这样就能缓解工厂目前的困境。随着这个方案被集团公司否决，我厂生产自救摆脱困境的最后一条路彻底被堵死了。
在全厂干部职工齐心协力恢复生产的拼搏中，针织一厂死气沉沉、面临倒闭关门的危机逐步有了改观，年底亏损额从原来的四位数减至三位数，减亏数达到800万元以上。年底集团公司对实现盈利的三陆公司、三能公司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实行高额奖励，我找到L总询问减亏企业是否也有奖励，他不置可否一笑，我并不为自己争什么利益，但是我要为手下这帮打拼的兄弟讨一个说法，往往困难企业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但是我们这些困难企业在集团公司领导眼中永远是“二等公民”。我个性耿直，不事奉迎，也不够圆滑狡黠。如我厂在珠海有三套房产，因为丝织厂欠广东新会化纤公司货款，被该公司将集团公司在广州天河区的两套房子查封，集团公司为保全广州房产，也不与我厂商量征求意见，就把我厂在珠海的三套房产抵了债。丝织厂欠款与我厂有何干？凭什么我们当冤大头！这件事我非常生气，跑到L总办公室讨说法，L总一句话：“雷敬元，这些资产是你的！”我被碰一鼻子灰。有时我为了给工厂争取利益不惜犯颜直谏，也不是圈内之人，所以在分厂一级主要负责人当中我并不怎样受待见。
转眼到了2000年“千禧年”，生产流动资金日益短缺，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工资拖欠情况变成常态。生产车间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到位，在少数人的鼓动下闹起了罢工，退休人员（包括内退）拖欠工资，“斗地主”的频率越来越高，情绪愈来愈激烈。党委书记朱万赐、厂长雷敬元和工会主席葛先宗组成党政工“铁三角”接待来访职工。我这个人心地坦然，个性率直，办不到的事情从来不表空态，不放空炮，不说软话；但朱书记有一套化解矛盾的方法，说起话来滴水不漏，玩起太极推手溜溜转。一文一武配合起来，“羽扇纶巾谈笑间，上访怒火暂时熄灭”。针织厂部分退休与内退人员受到丝织厂职工到集团公司上访的蛊惑，上访的潮水也开始涌向集团公司办公楼。有一次职工要与集团L总对话，我和朱书记商量为不影响集团公司处室正常办公，提出L总到我厂俱乐部来与职工见面当面答复问题，开始L总还有些犹豫，听了我们关于人身安全的保证承诺后，同时公安处也加强了安全警戒，L老总带领集团公司劳资处、财务处等处室负责人如约来到俱乐部，一时人流如潮，我和朱书记陪同L总坐在第一排桌子前。这种局面我们早已司空见惯，面对职工提出的各种问题耐心作出解答，我说：“这届厂领导班子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靠广大干部职工恢复生产，解决了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如13栋原单身楼改造成职工住宅集资款问题，拖欠职工医药费报销问题，前两届领导都没有来得及解决，但在资金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考虑到职工的困难，想办法都兑现了。但我们不是神仙，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在一夜间全部解决，要等机会和时机。”
但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不因为人多势众就迁就和妥协，如少数中层干部的家属在飞马公司（大集体单位）国库券集资偿还本息，拖欠员工的工资问题，提出飞马公司也在工厂的领导下，这两笔欠款也应由工厂偿还的问题。我当场顶回去说飞马公司是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 是自负盈亏的企业，有自己的法人资产，其集资款和拖欠工资应由飞马公司承担，工厂只对投入的资金负有限责任，这是《公司法》规定的。义正词严，有理有据，一席话说得他们哑口无言。
集团公司也在筹划改制脱困之路，首先是将丝织厂、针织厂和纺织二厂变成独立法人单位，然后把部分银行债务（主要是贷款利息）剥离到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再寻求有实力的公司合作或收购，先后与华润投资、三九制药、和顺集团洽谈，先是勾画出一幅幅美丽的前景，再像一个个肥皂泡般幻灭。和顺集团公司的老总陈顺利在L总陪同下曾到我厂考察，他个子不高，模样也很普通，但说话的口气很大，一副“救世主”模样。我在福建的朋友较多，向他们详细询问了陈总其人的底细。据朋友介绍，陈顺利是福建长乐人，曾在部队当兵，复员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海经商，做起氨纶丝的生意，捞得一桶金后自己办厂生产氨纶丝，花大手笔在当地购置一片土地办起化纤产业园，又投资房地产搞了一个“和顺商务城”并在香港上市（后与张斌一起到福建招商，看见地还在那儿晒着，和顺商务城一堆烂尾楼摆在那儿，这是后话），阵势拉得很大，善于进行资本运作，实力并不是很强。当时我家中有网络，在网上一查，据香港证交所披露，和顺集团由于经营不善，上市股票一夜之间市值蒸发了20个亿。由于和顺正在与蒲纺谈合作，出于责任心我打印了这份资料，送给蒲纺董事长L总过目，L总看后说：“雷敬元，消息我也知道，没关系，不见兔子不撒鹰。”后来和顺几个股东注册了一个叫“美特邦”的公司进驻蒲纺，全面租赁三陆公司，掀开了蒲纺改制的序幕，也为日后蒲纺“5.30”事件埋下伏笔。
2002年春天，我们这届班子任期已满，集团公司机关处室也着手改革，处室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实行竞争上岗，拿出自己的施政方案并作竞聘演讲，由集团公司人事处组成评议专班进行综合考评。L董事长在动员会上作报告，他说：“我们就是要营造一个竞争的环境，是骡是马拉出来遛遛，能者上弱者下，位子不是给哪个人固定留着的!”
鉴于蒲纺困难企业当政的主要领导都换了好几茬，此时三陆公司总经理程远山突然离职，在蒲纺又掀起不小的风波，蒲纺汉办主任孟卫东被紧急征召，匆匆上任三陆公司总经理职务，其位子出现空缺。我也想挪挪位置换一个地方，因为长期在困难企业工作，压力积累使我出现脑血管痉挛，发作起来头疼欲裂，头发一块块脱落出现斑秃（民间称鬼剃头），我到章光一〇一门诊部咨询头发修复方案，诊治人员仔细察看我头顶脱发情况，数一下共有48块斑秃，修复重新长出头发费用要1.8万元（后妻子童曼丽用生姜片在斑秃处按摩并辅助药物治疗才重新长出新发，这是后话）。有鉴于此，我向当时总厂劳资人事处分管处长华亮明提出说：“古代皇帝征调将军去戍边也有一个轮换制，我在困难企业工作四年届满，一直兢兢业业工作，心理压力‘亚历山大’，身心俱疲，劳碌奔波。1998年体检我是总厂范围内极少数身体没有毛病的处级干部之一，如今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又出现高血压的症状，头晕眼花，经常失眠。希望集团公司从关心干部身心健康角度调换一下工作。”
我也作了竞聘汉办主任岗位的准备，经过多方调研形成了《振兴汉办接待和经营方案》交考评办，我自认为也很有创新性和实操性。并找L总汇报自己的想法，L总说：“雷敬元，那是个么鬼位子”事后就石沉大海了无着落，汉办主任位置也始终空着。一年后，在棉纺行业复苏的大好形势下，全省同行业都赚得盆满钵满，三陆公司却亏损了1000多万元，孟卫东黯然离职，又重新到汉办复职。事后很多人对我提起：“你一不打麻将，二不善于逢迎，这个位子怎能给你？”厂工会主席葛先宗打趣说：“雷厂长，你就在这个位子上熬吧，熬到最后熬成一个‘阿香婆’。”
2002年秋季，在严峻的形势下，集团公司终于同意我厂提出“分块承包，分兵突围”的方案。根据生产流程的关联性，我们把全厂生产车间分为三大块，即经编和印染印花车间、纬编车间和服装车间，从厂领导班子和生产经营骨干中，通过制定承包方案和招标程序来优选合适的承包人。集团公司派分管领导工会主席屠礼华和办公室正副主任M某、H 某到工厂参加承包人招标的现场会并给予指导。经过承包人公布承包方案，通过现场的质询和答辩，三个单位承包人新鲜出炉：经编和印染印花车间由总工程师周用民和经营厂长助理李鹤鸣承包；纬编车间由生产厂长助理陈春林和财务科长李海潮承包；服装车间由陈志勇承包。工厂留守的领导班子成员和业务科室负责人经过选优招聘竞争上岗，转变工作职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资产管理，包括招商引资，处理库存产品和催收外欠款，安全生产管理，水电气等公共能源集中供给管理与结算，退休和内退人员和下岗职工的管理，对外工作协调等各项上来，使承包者排除各种干扰，集中精力搞好生产经营工作。各承包人积极筹措资金，拓展销售渠道，生产经营的势头开始兴旺起来。
这时候有少数退休和内退人员又不安分起来，闹哄哄拥到厂部与党政领导对话，阴阳怪气地说：“他们（指承包人）日夜加班，不赚大钱哪儿有这么大的干劲，平日里也没见他们这样卖力。”我们耐心解释：“因为工厂资金枯竭，采取这样分块承包方式也是迫不得已，其承包人自己筹措资金，关键时刻站出来也是为厂分忧，同时承包费的交纳，有利于弥补你们发放工资的缺口。”话音刚落，他们有人就反唇相讥说：“你们不得好处费能这样支持他们？”这句话把我彻底激怒，牛脾气一下子上来了，把桌子一拍说：“既然你们认为是这样，明天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全部停下来，大家一起来等死！”我说到做到，暂停了所有生产活动，工厂车间像死一般寂静，所有收支因为断绝了来源也全部停止，最后连危重病人看病的钱也无法借出。这也是我们班子讨论后的一个决定，给一定时间的冷静期让大家思考。
两周时间过去了，原来闹事那帮人受到全厂大多数职工的唾骂 后也坐不住了，纷纷跑过来说：“雷厂长，你看工厂这样停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是不是想办法开起来？”这回轮到我主动了，我通知工会召集职工代表大会，把分块承包方案原原本本提交职代会讨论，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基本达成共识，同意分块承包的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责成劳资部门做工作，让内退人员写申请进入下岗职工“三家抬”笼子，工资差额部分由工厂补齐。在集团公司劳资处的努力下，退休人员实行了收支两条线，这样长期困扰内退和退休人员的工资发放问题得到初步解决，这部分人员的情绪逐步平缓下来，给我们腾出精力抓其他工作创造了条件。
为了工厂日常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我们采取“两条路”走路方式，一条是开源，集中抓袜子和美尔雅赔付我厂库存西服的销售，再就是加大力度催收应收款。另一条就是紧缩各项开支，实现严格的定额标准不乱花一分钱。集团公司对各分厂实行分类管理，分为“发展板块”和“脱困板块”，丝织厂、针织厂、纺织二厂和天龙公司属“脱困板块”之内，集团公司工会主席屠礼华和常雨琴先后担任过我厂的“板主”（谑称，实际上是集团公司联系协调一个下属单位工作的领导），她们利用省直属企业在一起开会的机会，请有实力效益好的单位为我们销售袜子和库存西服。她们以其个人的魅力和诚恳的话语为我们摇旗呐喊，蒲纺的困境和拼搏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这些企业。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中铁武汉大桥局、荆门石化、潜江江汉油田等单位纷纷伸出援手，答应为我们销售产品。
记得2003年春节临近，我亲自押车和司机钱木生用客货两用车装载满满一车棉袜，冒着飘洒的雪花前往荆门石化送货。听说他们喜欢吃洪湖的野藕，准备给他们职工谋点儿福利，我和司机天蒙蒙亮就赶到洪湖集贸市场购买了几大袋带泥的野藕，用绳子绑在车顶就开始赶路，行至仙桃张湾处，路上积雪融化滑溜，远远看见两个交警打手势停车，我们赶紧靠边停车询问情况。其中一个警察举手行礼对我们说：“我在远处已盯上你的车了，车子装载超高，一路车子蛇形摆动，多危险啦!”他拿出卷尺从车顶麻袋到地面量了一下高程果然是超高。我赶紧下车与他解释，在攀谈中得知他姓雷，以家门相称，告诉他我们是困难企业，正赶往荆门石化送货，为员工筹措春节期间的工资。也许被我诚恳的语气打动了，语气平缓了许多，叮嘱我们要把上面装野藕的麻袋捆结实，车速要慢一些，象征性地罚款后就放行了。
中铁武汉大桥局年底要开职工大会，捎信来请我们去销售西服。为将这次西服销售活动取得实质效果，我们与中铁大桥局商议，给每位与会代表发一张西服优惠券。同时为搞好销售我们也作了充分的准备，从销售部门抽调了精兵强将如科长张云辉、销售员张丽等人，还从武昌销售门市部调来李玉经理，她是我厂第一批送武汉老字号扬子江服装厂培训的学员，经过刻苦学习和钻研，裁剪熨烫各种技艺样样娴熟，而且她性格温柔大方，说话幽默风趣。我们带去蒸汽熨斗和熨衣板，在中铁大桥局为我们提供的会议室大厅内支起台板，把每件西服样品熨烫得平整笔挺。当代表们前来大厅挑选西服时，李玉等人对他们和颜悦色接待，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试装和讲解，挑选到满意的西服后又为他们熨烫整齐并包装好，赢得代表们的广泛好评。这次西服销售也取得较好业绩，一天销售了200多套，实现了40000多元销售收入。当时二汽总工会、江汉油田、湖北电信总公司等省属企业都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帮助我们销售袜子和服装产品，特别是二汽总工会的领导对我们非常热情周到，当时汉十高速公路还没有通车，我们装载袜子的车辆行车近9个小时才到达百里车城，二汽总工会领导亲自为我们安排吃饭和住宿。这种兄弟单位的深情厚意至今还牢牢记在我们的脑海中，患难交情弥足珍贵。
年底接到柯总电话，告诉我筹建的驻马店南方钢铁公司准备采购一批西服作为劳保发给员工。我和朱万赐书记赶到河南驻马店市洽谈。进入到驻马店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一排不起眼的平房上看见“南方钢铁公司筹建指挥部”的牌子，知道此行目的地已经到达。眼前近2000亩土地已经推平，像机场一样宽阔。场地中间两座年产120万吨生铁的高炉正在兴建，制氧站，堆料场和运输铁路建设已初具规模，炼钢平炉车间和轧钢厂正在进行基础施工。在办公室见到该公司董事长刘仕英，寒暄之后他看过我们带来的西服样品，选中法兰绒颜色单排扣样式，预订了300套。晚上下榻在市内天龙大酒店，打开电视机正在播放胡锦涛主席的《新年献辞》，蓦然回首才知道2003年元旦新年已经来临。我和朱书记在酒店对蒲纺的未来和发展趋势谈到深夜，对蒲纺未来内心有许多担心和迷茫。我当副厂长就与朱书记在一个班子里共事，他担任党委书记是我的领导；我提升为厂长职务后，我们又是工作的搭档。这么多年来，我俩以诚相见，相互尊重，在感情上相互欣赏，在性格上取长补短，在疏漏处彼此补台，在单位里是同事，在私下里便是兄弟。面对针织厂这样艰难的局面和复杂形势，我们党政同心，良性互动，协同作战，化解了内部一次次危机和困难。特别是他负责外部欠款这块也是成绩斐然，取得的收效也排在总厂榜首。我俩在工作上配合上融洽默契，在蒲纺传为佳话堪称楷模。
在春节前夕我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开始不久，L总又一次不请自来，我代表班子正在作职代会工作报告，他浏览了报告的内容。特别是我着重报告了工厂班子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带领全体职工齐心协力，迎难而上，分块突围，强化管理，探索在当前条件下脱困的方法和途径，降低管理费用400多万元，取得大幅度减少亏损的好成绩。从前总厂领导的主要精力和关注重点都在三陆、三元和三能几个效益好的企业上，资金、技改和优惠政策都向其倾斜，而几家困难企业包括针织厂则“爹不疼妈不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汹涌波涛中顽强挣扎几番沉浮。随着这几家好企业也日益式微，发现这个曾“遗忘的角落”里还有一班人，为蒲纺的一方职工脱贫解困之路，默默承受着重压和委屈，以超乎常人的忍耐力而努力工作着。也许是良心发现或以前的疏忽，L总破天荒地在
雷敬元（后排右四）2002年参加湖北省优秀企业家经验交流会
会上表扬和肯定了针织厂取得的成绩和分块突围的做法。年底在集团公司总结会上，我被评为优秀处级干部，颁发了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