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这栋老楼的第三个冬天，我发现张奶奶总在傍晚站在单元门口。
她裹着洗得发白的军大衣，佝偻的背像株被霜压弯的芦苇，看见我拎着菜回来，浑浊的眼睛会亮一下。
“小吴回来啦？” 她的声音带着老痰的沙哑，却总透着股热乎劲儿。
我住三楼，她在一楼。起初只是点头之交，直到某个暴雨夜，我加班到十点，发现单元门的灯泡坏了，黑黢黢的楼道里只能摸着墙走。
刚摸到二楼，楼下突然亮起束手电筒的光，张奶奶举着老式铁皮手电站在楼梯口，光柱在我脚边打了个圈。
“这天儿黑，我给你照着。” 她的裤脚沾着泥，想来是冒雨去储藏室翻的手电。
从那以后，每天傍晚六点，我准能看见她家窗台上亮着盏台灯。
淡黄色的光透过玻璃映在楼道里，刚好能照亮我上楼的路。
有次我特意买了袋苹果送去，她却要塞给我罐腌菜：“自家腌的雪里蕻，配粥吃正好。”
开春的时候，张奶奶突然敲我的门。
她手里攥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串钥匙和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
“小吴，奶奶求你个事儿。” 她的手抖得厉害，“我这阵子总头晕，要是哪天你下班，看见窗台上的灯没亮……”
我这才知道她的独女定居在加拿大，去年冬天摔断了腿，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老头走了五年，她心脏一直不好，医生说身边不能离人。
“您放心，我每天都给您打电话。” 我把钥匙串挂在玄关最显眼的地方。
从那天起，我养成了看窗台的习惯。
台灯亮着，就知道她还好。
有时加班晚了，我会先绕到一楼敲敲门，听见她应一声 “进来吧”，才安心上楼。
她总留着半碗热粥，或是刚蒸好的糖包，说年轻人别总吃外卖。
六月的某个周五，我出差回来已是深夜。
楼道里一片漆黑，张奶奶家的窗台果然黑着。我摸出那串钥匙打开门时，台灯倒在桌边，旁边散落着没吃完的降压药。
她趴在沙发上，怀里还抱着本相册，翻开的那页是二十年前的全家福，扎羊角辫的姑娘搂着穿军装的老头，张奶奶站在中间，笑得眼角堆起褶子。
联系上她女儿时，对方在电话里哭得失声。
等她从温哥华赶回来，已经是三天后。
整理遗物时，我在床头柜发现个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小吴今天夸腌菜好吃，明天再腌一罐。”
字迹歪歪扭扭，墨水洇了好几个圈。
送葬那天飘着细雨，她女儿捧着骨灰盒，突然转身对我说：“我妈总在视频里说，三楼的小姑娘像亲闺女似的。”
后来我还住了半年，每天傍晚依旧习惯性看向一楼的窗台。
有次加班到凌晨，发现那扇窗突然亮了，惊得我差点摔下楼梯。
仔细一看，原来是新搬来的租客在换灯泡，暖黄的光漫出来，和张奶奶那盏台灯一模一样。
整理旧物时翻到那罐雪里蕻，玻璃罐上还贴着她写的标签：“小吴的。”
揭开盖子，酸香混着阳光的味道扑出来，忽然想起她总说：“灯亮着，就有人等你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