愉群翁乡政府的驻地，就落在愉群翁村的土地上。也正因如此，那些与乡民生计、地方运转息息相关的驻乡单位，大多扎堆在愉群翁村。打我记事起，这些单位便像一串紧密相连的珠子，围绕着乡政府（早年还称作公社）分布开来。

粮站、医院、食品公司、地税局、邮政局、广播站，还有乡政府招待所，一字排开，透着浓浓的烟火气与公务气息。而与它们隔街相望、往西延伸的那条巷子，更是当年的“黄金地段”—— 乡政府、供销社、外贸站、派出所依次坐落，在那个年代，大伙儿都习惯叫它 “公社巷子”。

那时候的公社巷子，可是愉群翁村最热闹的地方之一。白天，供销社里挤满了扯布、买盐、打酱油的村民，算盘珠子“噼里啪啦” 响个不停；外贸站门口时不时会停着几辆卡车，工人们忙着装卸收购来的皮毛、药材；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宰了羊,就把那最细的羊肠,我们叫苦肠拿去外贸站卖几毛钱.

派出所的大门虽不常敞开，却总给人一种安稳的感觉。到了傍晚，乡政府办公楼的灯光渐次亮起，广播站的大喇叭里会准时传来新闻和悠扬的歌曲，粮站门口也还能看到零星的人影，整个巷子都浸在一种繁忙又踏实的氛围里。

可这几年回愉群翁，眼前的景象却让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乡政府所在的218 国道十字路口往南，曾经热闹非凡的公社巷子口，早已没了当年的模样。供销社不见了踪影，原本属于它的那些门面，如今被分割成一个个小铺子.

有的成了卖拌面、抓饭的餐馆，饭点时飘出阵阵香气，却再也找不回供销社当年的规整；外贸站更是彻底消失了，改作了牛棚在养牛，或许是连原址也卖了。只留下一块光秃秃的空地，风吹过的时候，牛粪味飞扬，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经车来车往的场景。

而最让我心头一震的，是路口的粮站。那个曾经在愉群翁无人不晓、风光无限的粮站，如今早已没了往日的辉煌。粮站所在的整个巷子，像是被时光遗忘了一般，成了名副其实的背街小巷。路面坑坑洼洼，角落里堆满了生活垃圾，塑料袋、破旧纸箱随风飘散，难闻的气味时不时飘来。

唯有不远处的医院，还能带来些许人气——新建的大楼、进出的患者、陪护的家属，让这条萧条的巷子勉强维持着一丝活力，可即便如此，也难掩粮站周边的落寞。

在众多驻乡单位里，愉群翁粮站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印记最为深刻。六七十年代的粮站是什么模样，发生过哪些故事，我已无从知晓，毕竟那时我还年幼，对周遭的一切认知都还模糊。但到了八九十年代，粮站绝对是愉群翁最“牛” 的存在，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点也不夸张。

那时候，只要提起粮站，村民们的语气里总带着几分羡慕。大家都知道，粮站是效益顶尖的单位，在里面工作的职工，个个都揣着“铁饭碗”，手里有钱，生活条件也比普通人家优渥得多。粮站的职工分两种，一种是正式工，端着稳稳的 “铁饭碗”，福利待遇一应俱全；另一种是临时工，虽说待遇比正式工差些，但比起在地里刨食的农民，或是在小作坊打零工的人，收入也算得上可观。

每次看到粮站职工穿着干净整洁的工作服，骑着崭新的自行车上下班，或是逢年过节时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家，愉群翁不少人都忍不住感叹：“要是能进粮站工作，这辈子就不愁了。”也正因如此，愉群翁本地的年轻人，但凡读了大学或中专回来，第一个瞄准的去处就是粮站。

那时候流传着一句话：“进了粮站门，就是体面人。” 据说，当时粮站招人相对容易，而且只要能进去，大概率能拿到编制。这对于一心想摆脱 “农民” 身份、谋求稳定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吸引力简直太大了。

我还记得，我们学校里有几位合同制老师，他们在学校教了好几年书，教学水平也不错，可就是一直没办法转正，拿不到正式编制。后来听说粮站招人，他们毫不犹豫地递了简历，凭借着学历优势，还真就进了粮站工作。在粮站干了一段时间，拿到工人指标后，他们又通过调动，重新回到了学校，之后再参加转工考试，顺利转成了正式的公办老师。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粮站，就像一个“跳板”，帮不少人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也难怪大家挤破头都想进去。从我能清晰记事开始，愉群翁粮站就坐落在乡政府所在的 218 国道十字路口以南，第一条往东的巷子口。那条巷子在当时可是 “单位一条街”，除了粮站，还有不少驻乡单位分布在两侧，每天人来人往，热闹得很。

那几年，粮站的发展势头特别猛，规模一年比一年大。最开始，粮站的大门还在巷子深处，后来随着业务扩张，大门直接挪到了街面上，醒目的“愉群翁粮站” 几个大字刷在门楣上，红底黄字，老远就能看见。粮站的大院更是不断扩建，一直延伸到现在中学所在的街上，站在街面上往院里看，能看到一排排整齐的仓库，还有宽敞的晒场、高高的粮囤，一派气派景象。

粮站门口永远是车水马龙的状态，尤其是到了粮食收购的旺季，更是热闹得像集市。夏天的时候，太阳毒辣辣地烤着大地，可粮站门口依旧站满了人，连树荫下都挤得满满当当。这些人里，不全是等着卸车、盼着能揽到活计的零工们，还有不少是做粮食生意的二道贩子。

他们消息灵通得很，知道哪个村的农民种的粮食品质好、产量高，提前就骑着三轮车或者赶着毛驴车去村里收购。收来的粮食，他们会仔细筛选、晾晒，等水分和品质都达标了，再拉到粮站卖给国家，从中赚取差价。

那些二道贩子们，一个个都精明得很。他们跟农民讨价还价的时候，嘴巴像抹了蜜，既能说动农民把粮食卖给自己，又能把价格压到最低；到了粮站交粮的时候，他们又能跟粮站的检验员搞好关系，希望自家的粮食能评个好等级，卖个好价钱。有时候，几拨二道贩子碰到一起，还会互相打听行情，偶尔也会因为抢生意拌几句嘴，但很快又会恢复和气，毕竟大家都是为了混口饭吃。

虽说我天天能看到粮站的热闹景象，也知道粮站的工作肯定和粮食分不开，农民们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最终大多会卖到粮站，但具体的操作流程，我却一点也不清楚。只记得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交公粮”，每到秋收之后，村里的农民们就会推着装满粮食的平车，或者赶着载着粮袋的马车，浩浩荡荡地往粮站去。

那时候交公粮，对农民来说是件大事，也是件辛苦事。天不亮就得起床，把家里最好的粮食挑选出来，仔细装袋、过磅，然后再长途跋涉送到粮站。到了粮站，还得排队等候检验，检验员会用探子从粮袋里取出一些粮食，看看颗粒是否饱满、有没有杂质，再用仪器测测水分含量。要是粮食合格，就能顺利交公粮；要是不合格，还得拉回去重新晾晒、筛选，来回折腾好几趟都是常有的事。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国家开始放开对粮食的管控，粮站的角色也悄悄发生了变化。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而愉群翁粮站当时的火爆程度，其实就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个缩影—— 一边是计划经济时期粮食统购统销的余温，一边是市场经济萌芽带来的新活力，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让粮站在那段时间里达到了发展的顶峰。

听村里的老辈人说，愉群翁粮站始建于1957 年。在那之前，当地农民交公粮的事，都是由供销社代为负责的。刚开始建粮站的时候，条件非常简陋，没有大型的施工设备，也没有专业的建筑团队，就是上级派来了几位年轻的维吾尔族小伙子，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建筑队。

他们用最简单的工具，一砖一瓦地搭建起粮站的雏形。粮站的地基是用青石垒起来的，墙体是用土坯砌的，总共就盖了几间仓库，虽然简陋，但在当时已经算是村里最“气派” 的建筑之一了。愉群翁粮站的第一任站长，是从伊宁县法院调过来的一位维吾尔族干部。

听说这位站长为人正直、做事认真，刚到粮站的时候，面对简陋的条件和繁杂的工作，他一点也不抱怨，每天都带头干活，组织职工平整场地、修缮仓库，还经常深入村里，了解农民的种粮情况。在他的带领下，粮站很快就步入了正轨，顺利承担起了当地粮食收购和储存的任务。

再后来，一位来自温亚尔、名叫阿瓦开力的人接过了站长的担子，成了愉群翁粮站的第二任站长。阿瓦开力站长是个实干家，他深知粮站对农民、对地方的重要性，上任后就积极向上级申请资金，扩建粮站的仓库和晒场，还引进了一些简单的粮食加工设备。在他任职期间，粮站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服务也越来越完善，不仅能更好地收购农民的粮食，还能为村民提供一些粮食储存的便利。

从那以后，愉群翁粮站就像是一个“铁打的营盘”，而站长和职工们则是 “流水的兵”。一任又一任的领导来了又走，一批又一批的职工换了又换，但粮站却在南街的第一条巷子口，一点点发展壮大，名气也越来越大。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愉群翁本身 —— 它可是全疆有名的产粮大乡。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民们世代以种粮为生，每年的粮食产量都很高。有了充足的粮食来源，粮站才能不断发展，成为当地经济运转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愉群翁粮站最后两任站长都是我们本地人，且为父子两人。老站长为人随和，愉群翁人都亲切地称他为“阿布都站长”。他退休后 ，他的儿子钢蛋继任愉群翁粮站站长，钢蛋任职期间，应该是愉群翁粮站从辉煌走向衰退的关键几年。

说到底，粮站之所以叫粮站，核心还是离不开粮食，只有有了源源不断的粮食，粮站才能正常运转，才能发挥它的作用。那些年，每到秋天，愉群翁南边的两条街上，就会变成一片金黄色的海洋—— 满地都铺满了黄灿灿的玉米。那是因为刚收获的玉米水分含量高，达不到粮站的收购标准，农民们就只能把玉米摊在街道上晾晒。

每

天天刚亮，村民们就会推着小车，把一袋袋玉米运到街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倒出来，用木耙子摊成均匀的一层。阳光洒在玉米上，金光闪闪，远远望去，就像给街道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白天，大人们忙着在地里忙活，孩子们就成了“看粮员”，他们在玉米堆旁边玩耍，时不时还会帮着翻动一下玉米，防止下面的玉米晒不透。

到了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村民们就会扛着袋子、拿着扫帚，把晒得差不多的玉米收拢起来，装袋运回家。整个过程虽然辛苦，但看着金灿灿的玉米，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时间来到八十年代后期，国家的粮食政策又有了新的调整—— 粮食统购制度被改为合同定购。这一政策的变化，给愉群翁粮站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以前，粮站是农民卖粮的唯一渠道，农民们种出的粮食，除了留够自家吃的，大部分都要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粮站。

实行合同定购后，农民们可以根据合同约定，将一部分粮食卖给粮站，剩下的粮食则可以自行处理。虽然粮站依然承担着粮食收购的重要任务，但它在粮食流通中的“垄断” 地位，已经开始慢慢动摇，粮站的职能也渐渐弱化。

再后来，一个更大的变化来了—— 国家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民上缴公粮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村里的农民们都高兴得奔走相告，大家终于不用再为交公粮的事费心费力了。可对于粮站来说，这却是一个 “致命” 的打击。

要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粮站之所以能存在并发展，核心就是依托于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和农民上缴公粮的制度。如今，公粮制度取消了，粮站失去了存在的制度基础，生存空间一下子被压缩了很多。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粮食收购市场也逐渐开放。愉群翁的农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不再依赖粮站，而是直接将自己种植的粮食出售给个体商户，或者是一些市场化的粮食企业。这些个体商户和企业，为了争夺粮食资源，往往会给出更优惠的价格，而且收购流程也更灵活，农民们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辛辛苦苦把粮食运到粮站排队等候检验，在家门口就能把粮食卖掉，还能拿到不错的收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愉群翁粮站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没过多久，就传来了粮站要精简人员的消息。一时间，粮站里人心惶惶，曾经热闹非凡的办公区，变得死气沉沉。那些有背景、有关系的职工，早早地就找好了下家，有的调到了其他政府部门，有的去了效益好的企业，很快就另谋出路；而那些年纪大、快要退休的职工，则选择了提前退休，回家养老。

曾经红火一时、在愉群翁叱咤风云的粮站，就这样慢慢退出了市场舞台。而粮站所在的那条街，也像是失去了灵魂一样，没有了原来的喧嚣和热闹，日渐萧条和苍白。以前，每到粮食收购旺季，这条街上挤满了拉粮的车、卖粮的农民和做粮食生意的贩子，吆喝声、讨价还价声、车辆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热闹得不得了。可现在，街上很少能看到人影，只有偶尔驶过的车辆，会打破这里的宁静。

曾经占据了整个一条街拐角、规模庞大的愉群翁粮站，如今早已没了当年的气派。粮站北边和西边的两长排门面，破败不堪，窗户上的玻璃有的已经破碎，用塑料布胡乱遮挡着；墙面斑驳，墙皮大面积脱落，露出里面的土坯；门口的台阶上长满了杂草，看起来很久都没有人打理了。

这些门面，有的被出租给了个体商贩，卖些日用百货、蔬菜水果之类的东西，可生意大多冷清；有的则干脆把产权转让了出去，新的主人在里面做些小加工活，门口堆着各种原材料和半成品，与粮站当年的模样，早已判若两人。

粮站的大院，也失去了往日的功能。偶尔，还会有村民把这里当成临时的晒场，在空地上摊晒一些粮食或农作物；有时候，也会有人在这里过磅，称量一些重物。只是，没人知道，这个曾经承载了无数人记忆和生计的大院，是不是还留有专人在照顾。我每次路过的时候，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棵老杨树在风中摇曳，仿佛在诉说着粮站曾经的辉煌与如今的落寞。

有时候，站在粮站门口，望着眼前破败的景象，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小时候看到的粮站场景：车水马龙的门口、堆满粮食的仓库、忙碌的职工、满脸笑容的农民…… 那些画面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可现实却早已物是人非。粮站的兴衰，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愉群翁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历程。

虽然愉群翁粮站已经不再辉煌，但它在我们愉群翁人心里，永远是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承载着我们对愉群翁过往岁月的深深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