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7年，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春三月。一支在泥泞和血水中滚打了近半年的队伍，终于踏上凯旋的路途。队伍中，有一位中年文士，半卧在担架上，他染病已有一些时日了。他就是建安时期大名鼎鼎的诗人王粲王仲宣，“建安七子”之冠冕。自打从荆州北归，依附曹操以来，几乎每次出征，曹操都不忘带上王粲。诗人的心是相通的，何况王粲不仅诗写得好，更兼“博物多识，问无不对”，可以说是曹操军中不可多得的诗友和谈伴。
建安二十一年（216）十月，经过一番筹划，曹操再次集结大军，出征孙权。这是赤壁战后，曹操对东吴的第二场复仇之战。战场席卷江淮，从巢湖沿濡须河，直到长江。濡须河入长江处，为濡须口，故址在今安徽无为东南，史称二次濡须之战。王粲有一组五首《从军行》叙其事：“凉风厉秋节，司典告详刑。我君顺时发，桓桓东南征。”（《其二》）又叙军容之盛：“泛舟盖长川，陈卒被隰坰。”（《其二》）“连舫逾万艘，带甲千万人。” （《其四》）《三国志·武帝纪》：“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谯郡是此次伐吴的大本营。王粲随曹操至谯，应该并未上前线，《从军行》也未叙及前线的正式战斗。
在前线的，是司马朗、夏侯惇、臧霸等将领。《三国志·司马朗传》：“建安二十二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司马朗是司马懿之兄，军功未建，就殁于疾疫，诚为憾事。冷兵器时代，军中人、马丛聚，卫生条件差，使得军队成为疾疫的原发地和高发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赤壁之败，除了周郎的火攻，魏军中的大疫，也是重要因素。这一回，疾疫再度降临曹营。实际上，军队出征时，北方就已发生疾疫，军士中应当已经有染疾者。到江淮后，适逢冬春之际阴冷、潮湿的气候，疾疫迅速蔓延。军士大疫、主将遇疾而卒，极大地影响了战事。曹军付出极其惨重的伤亡，也只是在名义上逼降孙权，再也无力扩大战果，连濡须最后也都归还东吴管辖。王粲未上前线，却也在谯郡总部， “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从军行》其四），为曹魏的统一大业筹谋。前线传来捷报，也带来了疾疫，王粲不幸被传染，倒在班师的途中。《三国志·王粲传》：“（建安）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
这场疾疫，从建安二十一年冬，一直跨越到二十三年初，邺城、许昌乃至洛阳，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曹植《说疫气》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足见其严重程度。王粲的病殁，仅仅是个开始。建安七子中，孔融、阮瑀已于多年前离世，余下五子，在王粲之后，皆殁于本年的疾疫（也有以为徐幹卒于次年春，见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
一场空前的疾疫，吹落了建安文坛璀璨的群星，给文学史留下很长一段的空白。但时间仍是流驶，转眼就是建安二十三年。皑皑冬雪，覆盖了无数的亡灵，也渐渐驱散了病毒。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铜雀园的柳条儿，又泛起报春的鹅黄。魏王世子府，烛火摇曳的书窗，一位鲜衣公子，正摩挲、浏览着一卷卷文轴，徘徊、叹息、拭泪。那是世子曹丕，在整理、编纂七子的文章。他给好友吴质写信：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予每推此文为魏晋文章第一，读之无限感怆。尤其“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一节，道不尽那人生长恨水长东。奈何，奈何！即以此一篇而论，子桓亦不在子建之下。
从曹丕的《与吴质书》中，我们读出他的柔软与忧伤。那些文友的凋落，在一定程度上，也摇落了子桓内心的明媚，折损了他拏云的鹏翅。在王粲的葬礼上，他对群臣说：“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遂领头悲嘶，吊客皆一作驴鸣。《世说新语》没有将其简单地看成魏晋名士的纵逸和狂诞，而是归之为“伤逝”。是的，唯有沉哀剧痛，方有此如痴如狂之举。
疾疫吹落了文学的群星，也抟转着汉末飘摇的时局，吹散了一统江山的雄心。曹孟德老骥伏枥，然宝刀渐钝，再也砍不出万里江山。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岁在庚子，曹操于洛阳病逝，该年十月，曹丕称帝，改元黄初，是为魏文帝。曹丕虽不乏一统天下的志愿，却不再有乃父纵横睥睨的气概。其以魏代汉，背离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方略，所暴露的真实心思，就是自甘一隅，与吴、蜀鼎立三分。
如果那些文学的群星依然闪烁，王仲宣唱起嘹亮的《从军行》，刘公干“坐啸虎生风”，再现那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壮阔气象，曹子桓能否多几分豪气？魏军的战旗和鼙鼓，是否能扬得更高，响得更远？有热肠旨酒，鼓瑟吹笙，有现世蒸腾的烟火，活泼泼的灵魂，多少会阻挡着人们去抵认虚无。天边没有死亡的永恒，那么，功业、天下、江山，就是英雄们生命中最大的意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