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当今世界的冲突现象称为“文明冲突”，难道世界真的进入文明冲突阶段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地球人类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种族仇杀没有停过，文化冲突也没有停止过，今天的冲突只是过去仇恨的延伸。
文明冲突论是指由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创建的理论。在冷战刚结束、苏联解体不久，塞缪尔·亨廷顿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该理论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其著作《不是文明，又是什么？》、《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和《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点。
其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
其二，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
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阂。
其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等等。
在亨氏的言论中，尽管没有太多地直接谈论未来中国在文明冲突中将会如何，但涉及中国的论述应该说不算少，因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冲突论中的最为重要的文明类型之一。尤其是，亨氏以下观点更是许多国人而不仅仅是国际问题专家感到惊异和不能接受：文明间的关系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文明的冲突具有或可能具有两种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种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地区集团之间的战争，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几个大国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等等。亨氏的这些观点，可以说为我国高层和学界人士广为熟知，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美国小说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同时保有全然相反的两种观念，还能正常行事，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
如何辨别文化与文明，如何正确看待文化与文明，需要的正是这种智慧。
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而文明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
文化具有遮蔽性，若不想走进死胡同，便不能以特殊为由，拒绝普世文明。
但是，尽管文明天然具有拓展性，普适性，但若不能俯下身来尊重、亲近文化的特殊性，那么所谓的“文明”，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
文明之间会有冲突吗？文明冲突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什么是文明？文明的反义词是野蛮暴力、愚昧无知、黑暗，所以，如果是文明，那么就不会有冲突，如果是冲突，那么就没有文明，因为冲突本身就是一种野蛮暴力。
文明和野蛮的分水岭就在于“交换”，“交换”有两个基本原则：自愿与公平，当人类出现了“交换”意味着人类出现了文明，在没有“交换”之前，很多可能就是通过抢劫掠夺来得到所需要的，当然，人类出现“交换”行为，并不意味着就一直处于这种文明中，这样取决于物质是否丰富。
中国最早的交换发生于原始社会。距今六七千年，河南、甘肃、陕西属于早期仰韶文化的村落遗址中都有产于沿海的海贝发现(装饰用)，这就是自外地交换而来的物证。当时的交换尚带有偶然性。至距今5000年的原始社会晚期，畜牧业与种植业分工，手工业(制陶、青铜)也相继与农业分离，交换相应扩大。《易·系辞下传》所说的：“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这种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也体现在个体心理的发展过程中，因为个体的成长过程是人类进化过程的重演。养育过孩子的父母可能观察到，三岁左右的孩子，如果他想要什么东西，那么他会直接拿或者抢，他不会意识到这个东西是别人的，未经允许是不可以拿的，更不能抢，但是一般到了四岁，就会开始有这个概念，当他看到别的小朋友的东西时，如果他想玩，就会说：我用我的玩具跟你换可以吗？这里就是出现了“交换”的意识和行为，这意味着孩子的心理发展从“自我中心”进入了“社会化”阶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社会化阶段，社会即是一个群体，个体走出了自我中心，开始意识到世界不光只有自己，还有他人，人是群体性的，不可以只顾自己，从而发展出一系列社会行为，具体包括交换、平衡、合作、利他。
交换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自愿，一个是公平，有“交换意识”是一个人从“自我中心”向社会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人类社会来说，意味着从野蛮向文明进化了，不会交换就意味着是抢劫、偷盗、欺骗。
平衡就是在满足自己需要的时候，意识到别人也有需要，能够与别人平衡，例如过马路，不同方向的人都要过马路，如果大家都是只顾着自己过，互不相让，那么大家就会挤到一起，谁都过不去，只有大家轮流着过，就都能够过去，这就是平衡。
合作就是要为了共同的需要的满足，一起做事，那么就不能只想着自己，斤斤计较，而是要想着共同的利益，愿意付出。
利他就是放下了自我，不再围绕着自己的需要而做事，而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而奉献。
与社会化阶段相对应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对于人类而言，就意味着从野蛮进入了文明，那当然更进一步的有“平衡、合作和利他”。
所以，其实“文明冲突论”根本就是悖论、谬论，所谓的文明冲突本质上就是野蛮对文明的侵略和掠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文明的侵略，游牧民族由于生存不稳定，所以文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由于生存有保障，所以进入文明，所以游牧民族往往通过掠夺来生存。
几乎所有冲突，都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
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说：“如果一个人的大脑里没有一个概念的话，就不可能理解相关事物，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中空缺某个概念的话，那么整个民族就倾向于不去思考相关现象。”
可见，人类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概念，来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的。
然而，比缺失概念更严重的，是对概念的混淆和误解。无论是生活、商业和政治，混淆概念，都会出大问题。
比如，“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用，但事实上，即便是专家学者，也很少能把两者的关系讲清楚。然而，混淆、误解这两个司空见惯的概念——“后果很严重”。
知道100种酷刑的方法，叫文化，知道不能使用酷刑，叫文明。
长期以来，我们在使用“文明”“文化”两个概念的时候，总是冠以一些前缀，比如“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世界文明”“民族文化”等等。
从表象来看，“文明与文化”似乎没什么区别，冠以什么样的前缀，不过是约定俗成的搭配习惯而已。然而，透过著名学者刘刚、李冬君的代表作《文化的江山》一书，我们却发现，二者在本质上完全不同。
我们通过书中对“商周之变”的剖析，便可以很清晰地区分“文明”与“文化”的根本分野。
我们熟悉的商朝，是由“商人”这个族群建立的——“商人”不是指做生意的人，而是指商族。
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商人”才是“人”，他们自认为“天命降于商人”，为了让上天能够永远地保佑自己，商人会经常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祭祀当中会大量用到活人做祭品。而献祭的这些活人，来自对外战争中所俘获的其他族群的人。
可见，“商文化”，只能被“商族”所接受，对于其他族群，意味着灭顶之灾。它不具备“普遍性”，是一种强烈的“特殊性”。
而这种特殊性，必然会遭到其他族群的反抗。
其中，周人是最主要的一支抵抗力量。在抗争的过程中，周人提出一个全新的观念，那就是“天命降于周王”，完全不同于商族的“天命降于商人”。
乍看，这似乎把天命的载体变得狭隘了，但实际上，是把它变得普世了。
因为，“天命降于周王”意味着周王便是天下的共主，他不仅仅要为周人主持正义，而是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普世主义观念。
只有这样，才能动员所有族群推翻商朝的统治，甚至商朝的军队也因此临阵倒戈，如此，周王室的大业才能成功。
正是在“商周之变”之后，“中华文明”“中国”等概念，才算真正登上历史舞台——
在这一“天命降于周王”的“天命观”指引下，“中国”一词意味着“天下的中央”，也就是全世界的中心，而“中华文明”指的是全天下人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中华文明的普世主义理想诞生了。
由此，抛开具象的历史，我们便可以对“文明”做一个精确的定义。
文明，是一种能被人广泛接受的普遍秩序，天然具有可拓展性。
文明的“正当性”，在于对一种理想，一种价值的追求与认同。
文明的“普遍性”，在于它并非局限于某一族群的小传统，而是根植于全人类的大传统。
文化不能以特殊性为由，拒绝文明
如今，我们常常会在网络看到这样的观点——
“某某国有特殊国情，绝不能随意照抄世界经验。”
这是混淆文明与文化的典型。
文化，是历史性的，是对生存结构的特定表达，任何文化都会构成了一个自洽的封闭结构系统。这个系统能带给共同体想象中的安全感,因此，与文明有所不同的是，文化是历史的结果，天然具有特殊性、遮蔽性，以及对抗性。
因此，“文化”与“文明”的第一层关系，就是文化不能以特殊性为由，拒绝文明。
换句话说，特殊性不能对抗普遍性。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是要拥抱人类已经抵达的文明地基——尤其是思想、精神和制度文明，从而消解遮蔽效应，拓展未来的生存道路。
文明要俯下身来尊重具体性的文化
否则就沦为空洞的口号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重复的行为，形成了习惯；一个群体共同的习惯，就是习俗；一个地区的习俗，构成了传统；千百年积淀出来的传统，就是文化。
于是，文化与文明之间，便引发了一个强烈的冲突，文化只有融入文明，才有生命力，但是要改变文化，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普遍性是从众多特殊性抽象而来。例如，“人”这个概念，人之所以能脱离肤色、种族、地域、风情而共同被表述为“人”，依赖的是思维对人的具体差异性的模糊处理，抽象出共通性。
同样，“文明”这个概念，之所以能超越如此众多的特殊文化，被奉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在于它对所有不同族群所认同的普遍价值，进行了抽象。
然而，文明所代表的抽象价值，只能给出意义和方向，离开了具象的人，具体的现实，文明便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
普遍性的成立深植于特殊性的具体实践中，而不是普遍性取代了具体性。事实上，人既需要普遍主义的价值作为方向，又热心自己的个性化的存在。
这道出了“文化与文明”的第二层关系，文明必须俯下身来，亲近文化，文明绝不能高高在上，试图全面消灭文化，也就是说普遍性不能完全取代特殊性。
如何辨别文化与文明，如何正确看待文化与文明，需要的正是这种智慧。
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而文明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
文化具有遮蔽性，若不想走进死胡同，便不能以特殊为由，拒绝普世文明。
但是，尽管文明天然具有拓展性，普适性，但若不能俯下身来尊重、亲近文化的特殊性，那么所谓的“文明”，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
以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故事为例。
1830年代，达尔文去原始部落考察，把当地的一个小男孩带回英国精心培养，他长大后，成为了一个绅士，并重返部落。
当达尔文回到部落考察时，发现小男孩竟然被吃了，当地酋长不耐烦地解释道：“那小子自称是大师，整天只知道夸夸其谈，什么都不会做，连兔子都不会杀。我们觉得留着他也是多余，就把他给吃了!”
可见，文明若是强行改造文化，其结果只能是发生剧烈的排异反应。
最后再总结一下文化与文明
文明和文化是一样的吗？当然是有区别的。
在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季羡林，在《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这本书里面，就对这两个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两个词在英文词典上其实是一个意思，“culture”、“civilization”都是指文明和文化的意思，但在中文里面其实不一样。
首先，从词源上说，文化“culture”有“培养”和“栽种”的意思；而文明“civilization”是从“civil”来的，字源不一样，有差别。
其次，从对立面讲，“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主要指思想、精神、意识层面的，是比较隐性的。比如我们常说，某某人“没有文化”，大概意思是说，这个人的素质不高，品德不好，但是你是看不出来的；而“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文明和野蛮其实都是一种行为，是显性的，显而易见的，比如我们常说，“某某人不文明”，比如车上不让座，不遵守规则、不排队等等行为，都是不文明的行为。
当然，这是从狭义上来讲的，“文化”代表一种隐性的、内在的、思想性、精神和意识层面的东西；“文明”代表一种显性的、外在的、物质和行为层面的。
但从广义上来讲，文化其实包括文明，季羡林老师说，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这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比如中国的文字、语言、神话传说、民俗民风这些比较隐晦的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比如青铜瓷器、四大发明、万里长城、都江堰水利工程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人类创造的有意义的东西，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的，都叫文化。
季羡林老师说，西方人常说“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古希腊文明”等等，英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这本书里面，把七千年来人类创造的文化归为23种文明，而在中国，应该是用“文化”而不是“文明”。我们现在天天讲弘扬中国文化，但很多人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季羡林老师说，文化包括三个层次：物质的部分、心和物结合、心的部分。这个怎么理解呢？物质的部分其实很好里面，我们可见可感知的东西，比如中国的书画、艺术品、瓷器品这些是物的部分；而心和物结合的部分，就是指自然和社会的理论，社会的组织制度等等；而心的部分，其实才是一个文化的核心，是指一个文化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信仰、民族性格等等，这是心的部分，比如我们的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道家思想“自然法则”，这些都是心的部分，是中华文化的内核。这三个层次，从物到心，从外到内，从显性到隐性。
另外，季羡林老师把世界的文化系统，分为四大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欧美文化。前面三种也被称为：东方文化，而后面一种被称为“西方文化”。其中日本、韩国、朝鲜、越南都属于中国文化圈，从希伯来到现在的穆斯林文化为伊斯兰文化圈；印度自成一体，以佛教为根基，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的欧美，可以称为欧美文化，或者西方文化。
那东西方文化有什么差异呢？
季羡林老师说，除了文化的物质和心和物结合的部分，其实最主要的差异体现在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分析，而东方文化更注重综合。什么是分析？什么是综合？简而言之，分析就是“一分为二”，更擅长逻辑分析，在哲学上更偏理性主义，强调个体或局部；而综合，就是“合二为一”，更强调总结和归纳，在哲学上来说，更偏经验主义，强调整体和全局。
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思维。可以归结为两句话：整体概念与普遍联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西方分析的特点是：分析思维，抓住物质，一个劲地分析下去，一直分析到基本粒子。是不是还能再往下分呢？在这里，科学界和哲学界意见都有分歧，一派主张物质无限可分，一派主张有限。这种分析的思维模式，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再用医学来作比喻，就是头痛医学，脚痛医脚，而中医讲究全身调理，并不是针对性用药，是整体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