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毛公鼎，海内青铜三宝之一，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等你。
出土信息：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
通高54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5千克，由作器人毛公而得名。
大口圆腹，口沿上耸立着两只高大的耳朵，半球状深腹，腹下三只兽蹄形足敦实有力，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
毛公鼎内腹部有铭文32行，499字，是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堪称西周青铜器中铭文之最。其内容叙事完整，记载详实，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该铭书法极其饱满庄重，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古典美。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
查资料时，看到百度上对毛公鼎流转的介绍，心中有些欣慰，谁想多看两篇介绍，那点欣慰瞬间就荡然无存。原来，毛公鼎也是命途多舛，历经沧桑。
1843年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就有古董商人风闻而来，但在交易之时被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成功。古董商重金贿赂了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毛公鼎明面上运到县府，实际到了古董商手里。后来毛公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1852年潍县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手里购得，其病故后，1902年陈介祺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这个端方，在潘家保卫大克鼎和大盂鼎时也出现过，他挖空心思想将大盂鼎据为己有，但都被潘家彼时当家潘祖年（潘祖荫弟弟）所拒绝。但端方的虎视眈眈始终为潘家心头之患，直到辛亥革命爆发，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端方之难。
话说回来，民国期间端方后人家道中落，遂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这时有位英国记者辛浦森欲出资5万美金购买，但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后毛公鼎辗转至叶恭绰手中，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避走香港时未能带走，而是藏在上海的寓所。
这时候的日本人也在搜索有关毛公鼎的下落，但因叶恭绰用化名所购，日本人无从下手。叶恭绰嘱咐侄子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在此期间，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别被日本军方所夺，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这个环节足可以自行脑补一集《儿女英雄传》。
1941年叶公超被释放后，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后香港被日本攻占，叶家又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因生活困顿，毛公鼎再次出现在银行抵押上，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
1946年陈咏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再后来，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
这幅展品是上海博物馆东馆书画馆中的一幅图，当时脑海里并不知道海内青铜三宝，但幸亏对毛公鼎有所耳闻就留意几分。这是来自毛公鼎的拓片。
阿淼写于2024年11月29日
